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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教员对红军的改造前，先来和大家聊聊军事逻辑吧。有些观点，可能会有悖常识，但还是希望大家尝试去理解。
我曾经有过近十年的行伍经历，在我眼中，军人是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群人。军事对抗剧烈的冲突性，使得军人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何确保生存成为每一个军人思考的底色。
不难发现，哪怕是和平时代，大多数军人在投资和择偶上都非常保守，能不能赚钱是次要的，保本是第一位的。
有人说，不对啊，军人不是最勇敢无畏的吗？怎么又成最保守的了？
一味的勇敢那是莽夫，而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教员说，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活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确保存活才有争取胜利的可能。
战争年代，普通人来当兵就是图口饭，要拉起一支部队，最要紧的问题就是让士兵吃饱、活下去。
钱从哪里来？
张麻子来到鹅城，不劫道了，兄弟们也要吃饭啊。黄老爷适时摆了一桌酒局，给张麻子指了条明路：
你有枪，我也有，甚至比你还兵强马壮。我俩之间利益争夺，最后两败俱伤，不如合作。你看鹅城这么多百姓，他们没有枪，我们一起抢他们的，然后分成。
有人说黄老爷这是鸿门宴，我不同意。黄老爷是真心替张麻子着想的，他给出的路子，是张麻子利益最大化的一条路，是最现实主义的一条路。
抢黄老爷的太费力，还容易死兄弟，不如直接抢愚昧、软弱的百姓。
千百年来，几乎所有部队都是这么做的，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便是如此。
但总有例外。
这世界上大体上有三种人：
第一种是傻子，看不透世界的运行逻辑，抱着自己的偏见，活得很失败；
第二种是聪明人，把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摸得很透、适应得很好，是典型的成功人士；
第三种是看上去很傻的人，他们看透了游戏规则，但又不遵循现存的规则，而是誓要建立理想中的新规则。
大多数人是第一种人，蒋介石是第二种人，而教员是第三种人。
大家都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但又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几万人，两年的时间，军队的给养钱从哪里来？
马克思曾指出，军队不是物质生产部门，长征途中，红军也基本不可能搞经济生产，由于封锁，外部的支援也很难进来。
只能抢，走一路，抢一路。
抢谁呢？
是抢有人有枪的地主，还是抢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
有人可能会说了，老百姓没油水啊，当然抢富绅干一票大的。但此时的红军正处在最虚弱的时候，打强的、放弱的，不符合军事逻辑。而且，如果这么说，打富农是最划算的，有油水又没危险，就好比高房价割中产的韭菜一个道理。
但是，长征途中的《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是这么规定的：“没收地主和反动分子的全部家当。富农可以向红军捐献粮食、洋油和军用品。”而且没收来的家当，还会四散给周围的民众。
不仅费大力打黄老爷，还得不到高付出之后的高收益，直接把高收益分出去了。
这是纯纯吃力不讨好的“笨”策略。
而且这个“笨”的毛病就出在教员身上。
1927年，在教员带领着工农革命军准备向井冈山进发前，发生了一件小事。
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在遂川大汾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后被打散了，疲劳又饥渴的战士们好不容易看见了一块红薯地，一涌而上，连泥带苗拔出红薯，就塞进嘴里吃了起来。
刚打了败仗，正是军心混乱之时，吃了几个红薯也不是大事。但教员看到后，非常生气，忙问在场的干部：“经过了老乡的同意没有？”连长曾士峨难为情地摇摇头，小声地说没有。
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不是军阀的队伍，怎么能随意侵犯群众的利益呢？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和旧军队有什么区别？”
最后，战士们赔上了6吊钱，用纸包好，又用一块布裹了一层，埋在红薯地边儿上。
因为这样一件小事，上山前，教员特地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大纪律”的最初版本。
从建军之初，这支军队就明白了自己的枪口要朝哪里打：
朝上，而不是朝下。
这不是理性的选择，但却是道义的选择。
旧有的逻辑固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它才能根深蒂固的存在着。但这绝不代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绝没有其他更好的路了。
周星驰的《鹿鼎记》里，陈近南第一次见韦小宝就告诉他，反清复明这是骗傻子的，造反为的就是钱和女人。
陈近南说的对也不对。
造反是杀头的大罪，需要足够大的饼，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这个饼可以是金钱和女人，也可以是道义。
有的人只相信人性之恶，认为只有加官进爵才能吸引人卖命，只有威慑压迫才能使人民屈服。
而有的人相信人性之善，会有人愿意为了解放人民、保卫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相信人民会选择正确的人。
历史证明，后者是对的。
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因如此，人民军队才会越打人越多，才会走到哪里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哪里。
最后，觉醒的鹅城百姓越来越多，跟着张麻子一起推翻了黄老爷。
即使是今天，这支军队还是世界军队中的异类。
疫情期间，西方媒体炒作军队将进驻武汉，本以为可以挑动武汉乃至全国人民的神经，却没想到，完全起反效果。武汉人民不仅不害怕，反而箪食壶浆、翘首以盼。
总有人说，中国拍不出好看的丧失片。不是拍不出，而是不具备拍末世片的土壤。你看美日韩的丧失片里，军队总是美美隐身，全靠主角团拼搏厮杀，这种有冲突、有对抗、有成长的片子才好看。
但是在中国，正常逻辑是，解放军神兵天降，管你什么僵尸、异形，直接平推，普通人在家好好待着行了。这玩意拍出来，太无聊了，妥妥的烂片。
开枪，不向更弱者，反而向更强者。
这是反军事逻辑的，却也一直是人民军队的逻辑。这支军队既不对外发动战争，也不对内镇压人民，而是保卫祖国、保护人民，这是西方媒体永远不能理解的。
2
看到这里，可能还有不少人质疑我，按你的意思，生存是第一要素，军队岂不是一打就溜？
对也不对。
鸦片战争的清军，北伐战争的军阀部队，解放战争的国军，是不是一击即溃？
甚至还没开枪，就倒下了。
不仅是近代，翻看历代战役，经常会被可怕的征兵量吓到，在劳动力稀少的古代社会，动不动陈兵百万，其中有春秋笔法，但还有个重要原因——
抓壮丁，抓了跑，跑了抓，来来去去一个人能充好几次KPI。
哪怕是革命军队也曾出现过原地分行李的局面。
1927年，教员带领秋收起义的残部向井冈山进军时，部队减员严重，缺衣少粮，疾病流行，不少人就这么死在了路上。
此时逃跑已经成了公开的事情，用教员的话说就是，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豆子，撒开了就找不到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军队里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在家乡打土豪、分田地，自然乐意。有了点本钱，部队得向外地进发了，此时不跑回家，难道去送死？
当年，教员的父亲也是去当了两年兵，攒了本钱，就回乡购置田产的。
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最怕的就是死。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中西方人都编织出了很多美好的童话，有来生、有天堂，有子女继承遗志。
可来生、天堂都是虚妄，子女几世之后又有谁人记得你的名字？所以，童话再好听，没用，人类怕死依旧。
生命何以永恒？是求神问药，还是烧香拜佛？
都不是，井冈山下，教员给生命指了一条出路——信仰。
唯有信仰，能让生命永恒。
我短暂的生命必然会消失，但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将会永恒闪耀，我的姓名会被人们忘掉，但我的事业会赓续不绝。只有足够的信念才能让人看穿生死，让灵魂在信仰中得到安息。
但此时，军中信仰坚定的人太少，必须想办法让所有人都有统一的思想指引，这支部队才能走下去。
教员陷入了沉思......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哪怕是培塑小孩的三观都是一件漫长而艰巨的事，何况要统一一群复杂的成年人的思想呢？
3
在部队有句话“把80%的管理精力用在20%的人身上”，意思是长官要把力气花在纠正那极少数顽固分子身上。
但是，一百年前的教员偏不，聪明的人不和人性做对抗，而是尊重人性。
教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开走留，想继续干的跟我走，不想干的领三块银元回家。
用现在饭圈的话，这就是“粉丝提纯”啊。把信仰最坚定的人留下来，至于那些一心想走的，如果强留下来，也会成为队伍中的“心理伤病员”，极大地分散精力甚至动摇军心。
相反，善待他们，放他们离开，不少人便会成为革命的宣传队，回到家乡传播革命思想。
如此“提纯”之后，自愿留下的人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此时要做的就不是改变他们的思想，而是唤醒、坚定他们心中的信仰。从让车掉头，变为把稳方向盘，事情的难度一下降级了。
接下来，如何靠少数党员把所有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疫情期间中国能够快速动员起来，中央的意志迅速贯彻到天南海北的每家每户？
原因很多，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一杆子捅到底”的组织体系。
在体制内工作过的就都会发现，中国每一层级的组织机构从中央到乡镇都是一一对应的，比如，中央有国动部，省一级有省军区，市一级有军分区，县一级有人武部，乡镇一级有武装部。
中央的决策会迅速层层下压到执行层，基层的压力确实大了，但是完整的组织机构也确保了职能的常态运转和压力的传达。
教员发现此时党的组织只到团级，再往下到基层就没了。
当兵的哪怕干了好几年，也未必知道自己的团长叫什么，但是一定知道自己的连长和班长叫什么。
团长在想什么不重要，但是连长今天心情好不好，就关系到自己的军姿要练多久。
部队行动的执行最终落实在每个战士身上，个体才是部队最基本的组成单元，靠团一级是抓不住每一个散落的豆子的，必须把抓手落到连上。
这就是“支部建在连上”。
现在很多打工人都很反感单位的党建工作，什么党课、党日、党小组活动，工作忙都忙死了，还搞这些“形式主义”。
不好意思，这其中确实有教员的“遗产”，但又没学到教员的精髓。
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思想教育和文艺演出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部队也不是老打仗，也有不少无所事事的时候，旧军队往往就跑出去吃喝嫖赌抽了。也不是他们就想这样，哪怕现在十七八岁无所事事的小伙他也是要惹是生非的，而是没事干，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书，也没电视也没手机的，娱乐活动真就这么几样。
教育和演出都是富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珍稀程度完全不亚于现在听场大师讲座、买个爱豆演唱会前场。
要是你单位请金一南来上党课，请宋祖英来唱红歌，你肯定觉得党建可太好啦，天天想党建。
对于一辈子没摸过书，逢年过节才能听场戏的战士们来说，政治工作就是这么一件美妙的事情。
教员选择用这样美妙的形式来传播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是把大家按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地听领导照本宣科，时移事迁，现在看来的“形式主义”在当年却能起到极大的作用。
为什么现在的党建工作招人反感，还有个“不可说”的原因。有的党建工作者脱离生产，无法与基层共情，又因为脱离生产，导致“二代”“太太”们对这些岗位趋之若鹜，有些人不仅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反而是来骑在人民头上的。
教员讲集中，更讲民主。高高在上地压迫下级这是旧军队的做法，革命军队既然是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解放，内部首先就得是民主的、平等的。
教员规定，长官不允许打骂士兵，推行官兵平等，成立军人委员会，士兵们定期开会监督、商讨部队的经济、管理等问题。
只有真正当家做主了，士兵才会对部队有归属感，才会愿意为部队付出。
教员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和“推行民主”在革命军队内部竖起了信仰的红旗。
在往后的日子里，这支队伍无论被打散多少次，红旗始终高高飘扬，指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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