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焦虑，成为舆论场上的一个热题。这个问题是真实的吗?它对国家的长期影响又有多大呢?
首先应当承认，中国中产阶层的焦虑感在上升，这个判断大概有一定依据。中国的中产阶层在迅速扩大，这是国家发展非常积极的一面。尽管关于中产阶层的数量存在争论，但他们是最敏感的一族，而且表达能力又比较强，因而他们的焦虑常常占据舆论的突出位置，并进而产生更大的影响面。
那么中产阶层都焦虑什么呢?大概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中产阶层都有一点财产积累，或者有一份能维持有尊严生活的收入，随着国家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不少行业面临困难，而这种全局性的经济放缓中国人很不熟悉，心里没底，很多人对未来产生了担心。大家就是怕失去，既怕不错的收入难以持续，又怕已经积累的财产在社会变迁中贬值、出意外。
第二，中产阶层喜欢宽松、自由点的社会环境，他们尤其对私域的自由很在意。一段时间以来，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和部门推行了一些过头措施，也不时有“高级黑”的情况出现，让一些人产生国家“整体在收紧”的印象。部分中产阶层也有了今后的自由空间是否会缩小的焦虑。
第三，中产阶层对于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环境的问题仍较严峻，食品安全也频出事端，人们对这些有重大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会逐渐缓解还是继续恶化存在困惑。
第四，中国面临的国际摩擦似有增多之势，老百姓看到一个对华遏制意图正在增加的美国。中国发展是否会受到以美国为首外部势力的严重干扰，中国是否会卷入战争，它是否会导致中国发展的中断，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不安。
需要指出，中产阶层焦虑是全世界的普遍问题，美国、欧洲中产阶级的焦虑在一些方面甚至更严重些。这是全球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现象，此外发展中国家大多处在社会转型中，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则出现对解决重大问题的软弱无力或缺少针对性，并且改革难以推行，社会出现新的撕裂。这是一个中产阶层普遍感到不轻松的时代。
中产阶层通常对现代国家的稳定扮演基石角色，他们即使有焦虑，也往往不会成为破坏性力量。然而中产阶层的情绪又是更大范围社会心态的晴雨表，他们的焦虑值得政府高度关切，并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照坐标。
国家改革势在必行，不妨把缓解中产阶层的焦虑作为设计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之一，或者将之当作评估具体政策效果的一把尺子。由于中产阶层是不断扩大、上升的群体，国家政策增加与他们意愿的契合度，这恐怕是政府工作优化的一个必然方向。
搞好经济，多些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宽松，再多些安全，包括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这就是中产阶层所希望的。总之，中产阶层最愿意看到确定性不断扩大，风险最好是能够兜底的，他们对真正风险的承受力并不高。
雷洋事件其实离大多数中产者很远，这件事情还没有最终结论，但它却触动了很多人，就是这件事让人看到安全的脆弱性。一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不安全感的传递是真实的，人们难免感同身受。
安全感是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关切之一，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向民众提供安全感在全部工作中的位置。这种安全感是综合的，包括民生层面的，也包括超民生的;包括当下的，也包括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让民众在生活中更有安全感，这本身也是民生的重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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