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沂蒙，是洪太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的战友，和洪太行一样是“红二代”，在北大荒时救过洪太行的命。在1976年时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给中央的一位古首长当秘书。改革开放初期下派到华北某个贫困县当县委书记，一直做到某沿海城市的市长，后来调任北方某省的省长，短短几年的时间便重新振兴了老工业基地。在改革过程中陈沂蒙以“敢吃螃蟹”、“啃硬骨头”著称，有“陈旋风”的美誉。陈沂蒙刚上任东江省省委书记，便遇到了东钢并购过程中的工人维权事件。陈沂蒙在与东钢工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叫停了东钢并购的进程。在顾筝和栗红联手曝出了凤凰岛的腐败内幕后，陈沂蒙对凤凰岛的腐败势力进行了彻查。尽管凤凰岛的腐败势力受到了打击，但是陈沂蒙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使高层满意，最终被黯然调离了东江省。
在《黑与白》里，陈沂蒙是以“保守的改革派”形象出现的。一方面陈沂蒙以雷厉风行的改革获得了“陈旋风”的称号，另一方面陈沂蒙的想法往往与其他改革派相左，被不少改革派认为思想保守。陈沂蒙的第一次出场是在洪太行举办的一场谈论时事政治的沙龙中。洪太行的一个朋友江海洋在发言中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以及南斯拉夫的市场化改革，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思维模式已经过时。陈沂蒙的发言对国内改革方面保留了意见，他认为改革必须要顾及本国的国情，要照顾到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陈沂蒙的发言并没有引起他人的共鸣，大多数人并不认同陈沂蒙的观点。在国企改制的时代背景下，在东钢的并购项目中以罗宝昌省长和虞副省长为代表的官员顺应改革潮流支持东钢并购，而陈沂蒙则因为东钢并购项目损害了大多数工人的利益而叫停了项目。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陈沂蒙的所作所为无疑会被扣上保守派的帽子。
尽管保守派这顶帽子并不好听，但是正是这份“保守”，使得陈沂蒙不同于那群唯利是图、结党营私的“改革家”。陈沂蒙的“保守”深受古首长的影响，首长常常教导他作为干部要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脚踏实地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在担任首长秘书和C县县长期间，陈沂蒙便做事亲历亲为，在全国多处进行考察和调研。在陈沂蒙上任东江省省委书记时，陈沂蒙与老首长见了一次面，见面时，老首长便对允许资本家入党一事询问陈沂蒙的意见，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老首长针对当时流行甚广，包括到至今仍颇有市场的“补课论”进行了批评，指出“补课论”不过是“爱资病”患者拒绝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罢了。这些谈话表现了首长对党和国家事业前程的担忧。首长的教诲再次鼓舞了陈沂蒙，刚刚走马上任，陈沂蒙也顾不上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便匆匆赶往东钢制止了公安部门驱散工人的行动，在现场举办了一场联席会议，了解东钢工人的呼声。在当时国企改制的浪潮下，东钢进行改制和并购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是非常符合当时改革精神的一件事情。并且在整个项目的过程中有多方势力的推动，陈沂蒙若反对这个项目，不仅仅会得罪多方势力，还会与当时的政策潮流相违背。然而陈沂蒙看到了其他“改革者”看不到的一面，那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与顾致真的谈话里，他了解到了东钢之所以连年亏损并非经营问题，而是干部们坐享高薪、坐吃山空的结果，将大多数工人的财富装到少数干部的腰包里。这个结果并非是当年国企的个例，而是大多数国企经营不善的真实情况。有人失去了铁饭碗，有人攥紧了金饭碗。在省委常委会上，陈沂蒙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发展生产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发的成果，而不是将最广大人民群众当成包袱扔掉。”在众人的议论纷纷下，东钢的并购项目被暂停了。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陈沂蒙的“保守”正是他没有将人民群众当作包袱给扔掉，人民群众的包袱使得他无法像书里其他的“改革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改革的大潮下，他没有抛弃那份社会主义的初心。暂停东钢的并购项目需要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即包括上层的压力、同僚的压力，还有东钢并购项目收益者之一、好友洪太行的压力，但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自己内心的那份信念，陈沂蒙最终跨出了那一步。这种冲破种种阻力的行为颇有一名改革者的气魄。
陈沂蒙的改革之路最终走向了失败。尽管陈沂蒙处理了凤凰岛的腐败事件，但是由于妻子萧潇背着陈沂蒙接受了杜威的别墅，使得陈沂蒙也受到了牵连。上任东江省省委书记没多久，陈沂蒙便被黯然调离了东江省，其职位由自由派江海洋担任。
陈沂蒙为何最终失败？是否因为妻子萧潇的作为？或许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白文在和宋晓帆谈话时说：“对于陈沂蒙的所作所为，中国高层显然不大满意，否则，不会这么短时间就把他调离东江。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任何保守的势力都无法改变、延缓。”陈沂蒙的失败就在于步伐不协调，他一条腿要走资本主义的路，另一条腿还想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毫无疑问，陈沂蒙是资本主义改革道路上的一员，否则也不会有“陈旋风”的故事，也不会坐到东江省省委书记的位置上。但是陈沂蒙的那份社会主义的初心使得他不像其他的改革者一样能够在改革的道路上无所顾虑地前进。国企改制是走市场经济的必然道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必然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无法再做当家作主的主人。因此在当年的国企改制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人下岗，失去了自己的铁饭碗成就了少数人的金饭碗。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工人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两者必选其一。而陈沂蒙一方面认为国企改制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那些因为国企改制而利益受损的工人群众。一个人要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要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陈沂蒙在这方面的态度摇摆不定，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最终被黯然调离东江省，东钢工人的利益也得不到最终的保障——随着江海洋的上任，东钢改制的进程已经无法逆转。
陈沂蒙之所以两条腿走两条路，我认为是其对改革究竟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路未能有清晰的了解。陈沂蒙说过：“如果国有企业改制，都像东钢这样把大多数工人的财富装到少数干部的腰包里，我们的改革就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真的走上邪路了。”包括古首长也在谈话中提到：“补资本主义课这种论调就违背了小平的意愿。”陈沂蒙和古首长都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损害工人群众利益的行为是可以避免的。然而稻路所谓的“初级阶段”就是“补课论”的体现，国企的改制就是稻路的必然选择，其必然伤害大多数工人的利益。陈沂蒙、古首长他们反对“补课论”，但是又没能分辨出现实存在的“补课论”。我相信陈沂蒙内心的社会主义信仰是真诚的，但是由于错误的认知引导使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陈沂蒙是无法找到他真正想要的答案的。
有不少的红友认为陈沂蒙是社改派，并且在现实中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未来寄托在了党内的这些“健康力量”身上，这种想法我是不赞同的。何为社改派？社改派是在道路斗争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人。而陈沂蒙算是社改派吗？并不是，因为在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并不存在真正的社改派。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无产阶级想要取得政权当家作主，除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外，并无其他选择。在资本主义的环境里把希望寄托于社改派，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和平、合法的改革方式，和风细雨地将政权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手里。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使资产阶级将政权拱手相让，这无疑是一种机会主义。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革命，资产阶级凭什么要让出他们眼前的利益？一旦改革触及到了私有制，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派出军队镇压改革者。从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思维其实早已破产，社民不仅无法取得政权，有的甚至还沦为了帝国主义的帮凶。枪杆子里出政权，上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正是因为革命者掌握了枪杆子，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枪杆子，就无法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资本主义不会存在社改派，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才有真正的社改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存在阶级斗争，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仍在继续，一派是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派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改派。而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一位社改派，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耗尽了后半辈子的精力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式的改革道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式，希望他们能够迷途知返。晚年甚至不惜“跌得粉碎”，也要捍卫由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毛主席这样的人，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社改派。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如果存在着什么“健康力量”，他们也是无法有所作为的。陈沂蒙满怀抱负地来到东江，短短时间内就被黯然调离东江。他们或许能改变一时，但是并不能够改变一世。陈沂蒙担任东江省省委书记可以说是顾筝、王晟、栗红的幸运，当顾筝将凤凰岛腐败情况曝光在铜匦网后，杜威、郎涛便迅速采取手段封禁了铜匦网，并且发布对顾筝和栗红的通缉令。如果不是陈沂蒙的彻查，凤凰岛腐败大案或许再次被掩盖，而顾筝和栗红很有可能像王晟一样含冤入狱。在凤凰岛腐败大案后，陈沂蒙被调离，自由派江海洋的到来将使陈沂蒙在东江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改革”的进程是陈沂蒙无法阻挡的。不把希望寄托在阶级斗争而是寄托在“健康力量”的改革上，我们终将一无所获。综上所述，我认为抛弃掉对“健康力量”的幻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沂蒙两条腿走两条路最终栽了跟头，对于现实中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一个人不可能既支持资产阶级的道路又支持无产阶级的道路，在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面前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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