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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简明大纲(五)苏联共运史

2021-10-31 14:07:1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伟大的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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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篇将要讲的是理论问题。其架构是以苏联为纲,中国为辅。实际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不写的,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周期还没有结束,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论述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故只能写苏联的共运史。

  实际上,这是从读书笔记中摘抄下来的。

  1.苏联的建立和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计划经济的道路选择。苏联是社会主义大国,在十月革命(1917)之后建立的。在建立之后,导致了十一国武装干涉,爆发内战。内战爆发之时,苏维埃政权确定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

  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公有制体制,其在生产、流通、分配方面完全由国家主导。这个体制与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计划经济是不同的,其不同之处在于战时共产主义在流通方面取消工农交换的,而在斯大林同志的计划经济,则是相反。

  斯大林同志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保留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所以,它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资本主义,要么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取决于上层建筑的稳定与否。

  计划经济的建立要把国家的意志贯彻到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故农业要集体化,轻工业与重工业要计划化,农轻重三段,只要一段产生问题,计划经济的体制就会有问题,而这三段的稳定,取决于上层建筑的稳定与否。

  反过来,计划经济也巩固着社会主义政权,当计划经济消失或解体,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造成资本主义产生,社会主义政权就要保不住,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会导致国家政权动荡不安。

  未来,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要保住政权,就一定要选择正确的道路,走计划经济的,一定要向战时共产主义过渡,走商品经济的,就向市场经济过渡。

  2.共产国际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革命导师列宁为了完成世界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始在被压迫民族建立共产党,在1921年,我国建立了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服从共产国际指示。

  3.新经济政策、列宁的遇刺与大清洗。讲新经济政策之前,一定要讲一下列宁遇刺。在内战之时(1918)列宁遇刺,这个案件疑点重重。列宁没有保镖吗?没有警卫吗?刺客如何接近他的?刺客是从哪里知道他的情报的?

  我想,列宁之祸,非在刺客,而在萧墙之内。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的那样坚强有力。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统帅和导师,但是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列宁同志并没有亲手指挥过一场战役,他的工作是后备工作,列宁同志的公信力来源于其理论和实践——十月革命。在夺权之前,领袖有这样来源的公信力可以理解,但是组织军队之后呢?我想这样的公信力就不够了,这样的公信力就无法保证领袖的权威了。外加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军政一体化,还有吸收白军的战俘(非布党一系),军队功臣们手里有枪又有钱——这不就是没有割据的藩镇吗?党的领袖公信力不足,就算有了军队党委又有什么用呢?故“1918年,列宁首先提出一长制,到1920年,苏联已经有一半左右的机关实现了一长制管理。苏联军队中也实行一长制,指挥官全权管理并负责行政、党政和战斗事务。”

  我又发现了一些史料:“有意思的是,暗杀列宁事件发生两周后,卡尔斯基出现在莫斯科,并直接走进了他的老熟人、苏维埃政权的高官斯维尔德洛夫的办公室。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清楚。但是卡尔斯基从那里出来时已经被委任为技术装备方面的官员了。”

  “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尤里雅·史卡列娃女士说,她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当时负责审问卡普兰的苏维埃红军契卡人员一心想撬开她的嘴,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中,曾经有一段他们事前拟订审讯的宗旨,就是要让卡普兰最终供认出她是英国间谍派来的杀手,并且让她招认出幕后的指使人或者刺杀列宁的策划人是谁。

  所以我认为,列宁遇刺,很有可能敌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因为列宁没有枪,无法号令那些军队统帅。而列宁又有那种半死不死的公信力,所以必除之而后快。

  四人帮没法插手军队,最后被秘密抓捕,不就是这个原因吗?武汉720事件,原理也是类似。

  在内战胜利之后,喀琅施塔水兵暴动,列宁突然改变方向,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经济政策。这与我国类似,我国在政治风波之后没几年开始走市场经济道路。

  斯大林上台后,担任总书记,而其好友,政治局委员基洛夫遇刺,我想也是这帮人干的,告诉斯大林要老实。因为斯大林没有列宁那样好死不死的公信力。“凶手尼古拉耶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斯大林没有公布,因为不敢公布,如果公布,他就要被“自杀”了。所以“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逮捕、大处决运动……引起世人的震惊、关注和困惑,成为国际共运和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凶手是来源于那些老军头,凶手就是那些政治局内的“反党集团”。

  斯大林先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然后反对布哈林、李可夫,我想就是斯大林在整掉那些或大或小的“藩镇”。他们被处决后,然后开始在军队内、党委内、政府内展开大清洗,就是把那些老军头及其背后势力给整掉,把一些军官提拔当将军,我想,就是在军队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特务机关,就是用它来培植自己的公信力以便指挥先锋队——这一系列的理论与行动,就是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只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部分罢了。

  这就是大清洗的真相:自建党以来,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结构不稳定,没有领袖,没有权威,派别威胁到整体,导致有组织分裂的隐患。而大清洗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斯大林有精神病,不是斯大林是暴力狂,不是斯大林仇恨布尔什维克,更不是斯大林利欲熏心,而是不这么做,苏共就要分裂,就要出“安史之乱”。

  斯大林,是经过非常严肃的考虑的,他要搞大清洗的理由,绝对不是他“失心疯”。

  那么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派别那么严重呢?难道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真的是间谍搞破坏?不是的,斯大林不是针对的他们个人,而是针对的是他们背后的集团。这些集团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保尔柯察金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身,还有大部分是中间派他们要钱去养家糊口,还有一些人跟着他们是为了当人上人,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在革命时占小便宜东拿一点,西拿一点。这就是列宁口里的“小生产的残余”。

  俗话说得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人拿一点不要紧,十几万人拿一点呢?外加他们是政治局的委员,中间派们是吃这些委员的饭的,政治局委员不得不为他们的前途考虑,不得不为他们掠取利益。因为如果委员们不弄饭给他们吃,他们就要再造一次喀琅施塔暴动。为自己的群体寻找利益,这是人类的本能,这是集体主义的表现,政治局委员们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制造派别。

  所以革命导师列宁说:“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耍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一个委员这么做,两个呢?十个呢?百个呢?

  这是异常恐怖的数字,所以布尔什维克的高官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领袖,革命导师列宁。所以刺客几乎没有受到阻拦——因为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阻碍了掠取更多的利益。

  列宁活下来了,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迅速的改革,迅速的转向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列宁没有办法,他不得不转向。不转向,利益集团就要分裂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就要亡国亡党。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之后,接过了这个问题,他动用暴力手段,用武力消灭了派别政治,重新塑造了布尔什维克党,使之成为钢铁一般的军队。

  4.苏共二十大、一长制与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列宁逝世(1924),群龙无首,斯大林当上领导人,与布尔什维克内部派别斗智斗勇,最后通过大清洗战胜了各派,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威。终于,苏共有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也只是正常而已。因为斯大林统帅布尔什维克,是用特务机关进行的,说难听点,只是把几个大的派别歼灭了,而小的派别无法歼灭,甚至放弃了歼灭。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苏共的政治生活,那些小派别成不了气候了,居功至伟翘尾巴了,认为苏联不存在阶级斗争了。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实际上,苏联的派别政治仍然存在,苏联的阶级斗争仍然主流。

  他忘了,自己亲手创立的特务机关仅仅是在斯大林他自己的权威下发展的,没有斯大林自己的权威,特务机关就成为强弩之末,根本压不住这些小的派别。红卫兵组织也是如此,没有领袖的权威,最后被解散。

  所以斯大林一逝世,又恢复了派别政治。赫鲁晓夫、贝利亚、莫托洛夫群雄逐鹿。最后赫鲁晓夫胜利,为了派别政治的发展,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否定斯大林(1956),直接整倒斯大林辛辛苦苦几十年经营的权威,推掉了斯大林战战兢兢几十年创立的政治生活。斯大林的政治,就是阻碍派别政治,压制利益集团。

  派别政治,用恩格斯的话叫做“分工”,分工产生阶级。其原理就是派别政治会发展,发展就会产生分裂,就会要适合自己的体制,革去阻碍派别政治的枷锁。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的改革,其核心手段就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来扩大分工,产生阶级。

  所以毛主席认为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根据托克维尔的理论,革命只不过是把旧制度中的“新兴制度”合法化。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够胜利?我想要从苏联制度里面找。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是派别政治,所以领袖的权利是不足的——这对于一个高度集权的党是一种危害,所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搞了“一长制”,把权利给予听党指挥的个人,以便打击派别政治。这种情况,仅仅是在斯大林个人的威信下有用,但斯大林逝世了,威信消失了,就成了危机了。在这里,金日成同志搞世袭,便把这种威信大大延长,是一个好方法。或者学毛主席搞一二线、改开后的中顾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不如世袭制保险。

  同时,一长制你斯大林能用,其他团体(比如赫鲁晓夫)不能利用他打击他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联)内务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中间也曾试过一阵一长制,李德就是一长制,结果就是光打败仗,败得只剩下个陕北根据地……法院、检察院之类机构,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那最危险。”

  赫鲁晓夫的二十大,就是把这种“一长制”合法化,而后面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之流(1964)的工业改革,也是如此。这种派别政治的扩大化,必然会使现有的资源不够用,然后党内各派必然会推出自己的掘墓人,消灭阻碍他们的体制,甚至是他们本身。

  这种派别政治的扩大,我们把他叫做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化,他是一种合法的不平等权利的扩大化。因为派别政治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资源的竞争“僧多粥少”,资源的竞争就会导致多的越多,少的越少,产生了垄断,垄断就是一种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合法的,因为每一个领袖都想为自己的追随者多拿一点资源。

  5.资产阶级的反动与苏东剧变。苏联的资源就那么点,而政治派别却各种各样,而且日益扩大,于是革命导师列宁最恐惧的情况产生了,那些派别要消灭苏联计划经济,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1985)了,开是搞市场经济改革——500天过渡市场经济。500天过渡市场经济虽然失败,但还是让一部分人吃的脑满肠肥,换句话说,这个闸门一开,就再无关闭之理,因为别人也想要更多的资源。

  他们把目光转向自己的政治体制。

  但是戈尔巴乔夫发现,斯大林虽然死灭,但是其体制及其所创造的精英,掌握着资源分配到权利,仍然维持着苏共统一的局面,他准备消灭斯大林的残余。于是他就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动员其他的派别,向其进攻。斯大林同志的精英们难以招架,步步退让,最后拼死一搏——819事件失败,最后政权颠覆,亡党亡国,而其余各派,纷纷赚的盆满钵满。中国好一点,自觉的放弃自己的垄断地位,走市场经济道路,保住了面子。

  其实学术界老认为是斯大林模式害了苏联(虽然他们连斯大林模式是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也算对。斯大林模式的错误就是斯大林塑造的共产党纪律性太强了,钢铁一样的队伍,钢铁一样无情的“执剑人”——逼的党内其他集团联合起来除之而后快。最关键的是斯大林的党不去发动群众运动,导致孤立无援。正如大卫科兹所言:“苏联模式的根本矛盾在于,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取福利,但另一方面,苏联政治和经济的决策权又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开始时,布尔什维克的高层领导们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为人民谋利的。但在老一辈革命家们去世后,新的领导层越来越关心自己的特权,为自己个人谋取私利。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存在着两个大问题,其一,计划经济的决策中心都是在莫斯科,地方没有任何灵活性或者积极性。其二,计划经济的决策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的过程,底层人民没有发言权、决策权和参与权。这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缺乏群众的参与。工人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只能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说难听一点,斯大林的党,统一战线与群众运动(尤其是这一块)搞的不太好。

  6.(一个不成熟的推测)苏联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改革的原因。我从读书笔记中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旧制度废墟中建立的,当生产力发达就的秩序就要产生大变动,这个秩序是适应生产周期长的——重工业生产的秩序,但重工业依靠轻工业,轻工业生产周期极短,要依靠商品经济。因为轻工业反影响重工业,当计划经济到了一定的程度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轻工业就要占据主导地位,为重工业打好基础,于是商品经济较流行,计划经济就要完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就要发生变化。”

  我大胆的推测一下:每一种工业生产,都会产生不同政治派别。重工业出现斯大林那种人物,轻工业产生赫鲁晓夫那种人物,资本主义产生戈尔巴乔夫那种人物。但是我才疏学浅,只能推导到这里,后面的情况,我无法预判。

  总结: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种派别政治的方法,首先就要发展经济,确保各利益集团拥有自己的利益,通过经济的发展,导致分工的加快——以至利益集团分散不堪,化大派为小派。然后巩固政治,保障国家的政权稳定,使政权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要抓计划经济,把自己政权的体制巩固)。然后政权与小派联合,打压大派。形成层层拉打的结构。苏联生产力发达,但没有分割大派为散沙,文革把大派拉为小派,但生产力不发达。

  十分的可惜。

  本文参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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