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29日，毛主席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我们知道，学校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教育和塑造人的地方。
有人说，从毛主席的题词中对青年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老人家不仅期望青年的一代要有良好的知识，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
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博古通今，深知历史兴替，拥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经历的毛主席，他对年轻人的要求，绝对不仅是具有良好的知识和正确的政治立场，而是在此两者的基础上锻造成熟的政治素养。
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早期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领导人，他们失败的教训以及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绝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也不是缺少正确的立场，而是缺少成熟的政治素养。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那么换言之，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也就同样存在于民众之中。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在北京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现在我们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修正主义。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们脱离了群众”。
这句话不仅深刻洞悉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虚弱的本质，同样也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在当年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正是党和群众以及党的干部和群众之间血肉联系，使革命事业在无数次险恶的危机中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做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人民领袖，自身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使他深刻的明白只有永远与群众走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的政党和政权才能够坚如磐石，充满力量。
毛主席1950年对母校的题词，事实上是告诉新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需要“向人民再学习”的历史性的改造任务。
同时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政治家，毛主席深刻的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不断胜利，需要有千百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接续奋斗。在这个群体中，年轻的知识分子是重要的且不可或缺的力量。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
1965年，毛主席在北京会见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斯诺问到:“主席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年轻的一代将来要做些什么呢”？毛主席回答到：“将来的事要靠将来的人决定，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年轻的一代总比我们更有知识。”
毛主席的这句话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智者回答，同时也包含了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
伟大的革命事业总要托于后人，而将来青年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这种“判断”，是需要青年自身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引领。这也是作为“教员”和革命领袖的毛主席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1963 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
1964年5 月 15 日，毛主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1965 年 1 月 3 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
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毛主席最终指出了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
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年轻的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1963 年 1 月 6 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1942 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正是毛主席个人从青年知识分子逐步成为革命领袖的过程，从当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经历，使他深刻的总结出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做出伟大的事业。而依靠群众的前提就是始终把自己置于群众当中去思考自己的工作。
毛主席晚年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虽然毛主席说“将来的事要靠将来的人决定”，但正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后的那段时期，对青年人的严格要求，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并不断地教育和鼓励他们与群众的劳动结合。才使中国避免了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出现。
回过头来看，通过对比苏联，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件幸事。而身处幸运的我们，要对毛主席致以极大的谢意和敬意，并对此吸收和总结其有益的经验和智慧。
【文/任光禹，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投稿。原载东方的森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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