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我的期望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保持斗争韧劲
2017年的开端“踏石留痕”，给人印象深刻。元旦刚过不久，长期疯狂辱毛反共且仍然不知收敛的邓相超、刘勇、左春和等，先后被有关方面做了处理。从讳疾忌医到扶正祛邪，从缺乏自信到敢于亮剑，从无所作为到敢于担当——意识形态斗争的积极变化看似突然，其实是量变到质变，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都说要“除恶务尽”，完全同意。“除恶务尽”不仅仅是“除恶”，而是必须消灭产生恶的土壤。这将经历一个艰巨且漫长的历程。当然，这并不是说，“除恶”本身就不重要了。虽然意识形态斗争不能代替消灭滋生错误意识形态的土壤的斗争，但是，意识形态斗争是上层建筑能动作用的充分展现。对于政治安全、政权安全、文化安全以及经济安全而言，意识形态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也是避免不了的。
可以预见，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展开，正气上升与邪气下降此消彼长，将是意识形态领域未来的基本格局。我要提醒的是，要充分估计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注1)，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和反复性要有思想准备，不能盲目乐观。
我的期望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持久战的精神韧劲和耐力。
(二)理想信念天天讲
18大以来，中共执政的逻辑越来越清晰。习近平同志在《新年贺词》中说：“2016年，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要牢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前辈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只有不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个“初心”，中共才能在新长征中“继续前进”。忘记了初心的前进，是迷失方向的前进，不仅走不远，最终也只能死路一条。
我的期望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必须理直气壮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三)形式很重要
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在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被学界关注。年底开会，地方领导的讲话，单位领导的讲话，“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多了起来。是不是真懂“马”、真信“马”，我不好说。但比起过去谈马色变，对红色政治避之唯恐不及的惯性思维模式，哪怕是口头上的“姓马”，也是值得点赞的。
“两学一做”已经进入民主评议阶段，其中有一个规定动作：重温入党誓词。年轻教师党员说：“没想到，重温入党誓词还真有一种神圣感”。我说：“不要以为重温入党誓词是走过场，这样的过场经常走一走，你们就会被潜移默化”。有人讥笑形式主义能有多大作用?我说：看看铺天盖地的各种广告、八卦、娱乐至死的媒体宣传对年轻人的潜移默化吧，你还会怀疑形式主义的作用吗?
这让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恩格斯的意思是：新术语和新概念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形式上的变化往往包含了实质上的变化。其实，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形式是否“新”，“走过场”是否有意义，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正确把握形式变化背后的内容变化——这才是“形式”和“过场”的要害所在。
不要轻视“形式”和“过场”，历史经验就在眼前：普世价值正是在“形式”和“过场”中完成了对很多人的洗脑。在共产党的政治内容已经被边缘化久矣的今天，正确的政治形式绝不会是多余的。尤其是在“政治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语境下，正确的政治形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我的期望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形式，多多益善。
(四)旗帜鲜明讲政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传达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必须坚决纠正政治虚无主义倾向，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最近就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201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位置?就是无可替代的、最重要的位置。
“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被重点关注，“讲政治”、“政治关”、“政治原则”、“政治定力”被反复强调。尤其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纠正政治虚无主义倾向”的政治宣言，正在把政治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联系到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其中“政治导向”的指向性不言而喻。
我的期望是：旗帜鲜明讲政治，旗帜鲜明讲好马克思主义政治。
(五)不换思想就换人
2016年底我参加市里一个工作总结会，参会的某单位领导告诉我：“过去的官场生态确实很烂”。为什么“很烂”?原因固然很多(有内生的、外生的，有道德的、法律的等等)。但我以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动摇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毋庸讳言，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奇葩。恕我直言，领导权不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应当是干部队伍普遍存在的问题。
刘国光老师曾经尖锐地指出：“领导权很关键。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经济院系、研究机构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注2)郭松民说的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领导权一直被掌握在自由派/新右派手里”(注3)。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领导权问题不容出现颠覆性错误。“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会导致根基不稳，但是上梁不正则有全面倾覆的危险。令人欣慰的是，高层已经明确表达了正确政治方向的自觉意识。只要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新长征就能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推墙派妄想走邪路的企图就难以得逞。
我的期望是：不换思想就换人。
(六)辩证看待经济困难
关于2017年的经济，马云的说法颇有代表性：有一个坏消息，有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未来经济会很困难”，好消息是“大家都很困难”。
“困难”这个词汇，成了解读2017年经济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在我看来，要说困难，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困难、困境以及困惑之中。在“困难”面前，没有例外的国家和地区。我要强调的是，抽象地讲困难，抽象地讲困难的好坏，没有意义，也未得要领。
在辩证法的语境里，困难是个中性词。困难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困难的主体是谁，困难的对象是谁，以及困难的原因何在。只有搞清楚“谁困难”?“难了谁”?“为何难”?我们才能对困难的存在和预期，做出有意义的定性和价值判断。这个问题比较大，这里不展开了。只强调一点：经济周期的内在规律和国内外形势的不确定性，是坚守“稳中求进”的基本依据。不要因为困难和压力动摇了经济定力和政治定力。辩证地看，希望是在困难之中孕育出来的。只要保持住政治定力，经济与政治在稳定中不断良性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一年前，我曾撰文对2016政治经济做过几点预测，还引发了一段笔墨官司(注4)。对于2017年中国的经济走势，我的看法是：(1)在“稳中求进”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延续2016年的基本走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2)由周期波动引发的“经济衰退”，形成不了对中共执政稳定性的实质威胁。(3)对中共执政稳定性构成的现实挑战和长远威胁，并不是来自于经济自身的增长或衰退，而是来自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4)随着从严治党的展开、反腐逐渐深化和意识形态自觉性的强化，政治上断崖式崩溃风险已经得到有效缓解。
政治与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体两面”。这两个面，不是展现在社会发展表层的、互不相关的两个面子，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两个基本维度。随着政治生态逐渐走向风清气正，我坚信，经济生态的困难和压力是暂时的。
我的期望是：让“房子不是用来炒的”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
(七)开创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
2017年1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之际，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去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历史最严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于36亿贫穷人口的总财产，占全球总人口一半。全球最贫穷的10%人口，在1988至2011年间，每年收入只增加少于3美元，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却暴增182倍。报告称：“若再不处理，愈来愈大的财富不平等恐会撕裂社会”。
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状况绝不是主流经济学用资本主义之外的因素就能够解释的。由此可以预见，世界性的“两极分化”难题绝不是什么“税收”、“教育”、“文化”等等政策措施就可以消弭了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问题的本质，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把握问题的表象。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观察“两极分化”问题，才能深刻把握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并找到真正的治本出路。
尤其需要警惕，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没落的大历史中，别有用心的人拿“两极分化”说事，正在导演一出“资本主义生病，社会主义吃药”的鬼把戏，妄图彻底摧毁中共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的期望是：在顺应并引领经济全球化大势的过程中，中国理应具有开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自信。
(八)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毛主席在1962写过一首诗，《七律 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虽然正值数九寒冬，我却感觉到了微微的暖气，看见了报春的梅花在严冬里傲然挺立。
新长征需要亿万人民的支持和参与。高扬“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纠正政治虚无主义倾向”的旗帜，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少数反动派。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愚蠢做法(注5)，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不足为训。
我的期望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1：看看拙文《怎样处理邓相超事件》(载《赵磊新浪博客》)下面有人给我扣上的各种大帽子，就能感受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了。
注2：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注3：郭松民：《“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考验真假爱国的试金石》，《红歌会网》2017-1-18。
注4：请参我的博文：《2016，解读中国前景的四个关键词》。拙文后来在《新华网》以中央党校赵磊的名义转发。为此，我这个西南财大的赵磊只好发表声明以示澄清(参拙文：《严正声明：此赵磊真的不是彼赵磊》，载《赵磊新浪博客》2016-1-26)。有位自称“实事求是”的人大怒，在我声明下面跟帖训斥道：“这是带有歹毒的疯狗文章——使人误以为党校赵磊盗了他的文章，而真相应该是：他人混淆不同姓名，党校赵磊与(之)无关。”按这位“实事求是”的逻辑，当我这个赵磊的文章被“中央党校赵磊的名义”冒名顶替后，我这个赵磊应当默默地看着，千万不要出声，更不准出来澄清，这样才不会“带有歹毒”，才不会“使人误以为党校赵磊盗了他的文章”。否则就是“歹毒”，就是“疯狗”。大家看到了吧，如此坦然地掩耳盗铃，怎么那么像“普世价值”的风格?这位“实事求是”先生(女士)是否实事求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记得中央党校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不知这位“实事求是”先生(女士)，是否来自于中央党校?
注5：有人对点赞18大以来的积极变化很不以为然。辱毛反共人士破口大骂这些积极变化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某些左翼人士对18大以来的积极变化也很不以为然，指责点赞这些积极变化的人是在“帮闲”云云。我就纳闷了，对于18大以来强调的“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纠正政治虚无主义倾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把握正确政治方向”，难道左派非得跟右派一样地不高兴、不接受、不支持，才是左派的能耐吗?滑稽的是，我最近看见某左派一边指责别人“帮闲”，一边却用心地在某领导内部讲话中挖掘“重要”信息，说是“党内的健康力量正在兴起”，号召大家对领导讲话“应予充分肯定和表扬!”于是我想，正能量的讲话必须“充分肯定和表扬”。只是不知道，这“肯定和表扬”是不是这位左派所鄙视的“帮闲”呢?不过我知道，有人一定会在拙文下面跟帖：看，这就是“帮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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