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逻辑”
今天到底还存不存在“阶级”?
这原本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理论把握和实践考察都不是什么问题。可是，有人却非要固执地否认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固执地否认”究竟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究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难得糊涂”?我还真不好说，只有他们心里清楚。问题是，“固执地否认”也就罢了，可是这否认的理由，实在是过于奇葩。
在一次学术讨论中，有个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告诉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他给出的理由是：
【“当今政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其标志是农村取消了农业税，还给农民发补贴。这么好的政策，哪里去找什么阶级?更不要说阶级斗争了。”】
他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
【“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头脑里的幻觉，并不是科学的理论。我们应当把这个概念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政策这么好”当然值得点赞。但是，用“政策这么好”来证明“阶级不存在”，这逻辑本身就凸显出评价者是“好政策”的利益关联者和受益者。也就是说，评价的逻辑本身就有着鲜明的“立场”。“立场”者，“阶级性”的另一表达也。
站在阶级立场上来证明阶级已经不存在，这让我想起了“掩耳盗铃”的典故：
【“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已也，遽掩其耳。”(《吕氏春秋·自知》)】
译成大白话：
有一个人想偷钟，可是这口钟太重，没法背走。他寻思着把钟砸成碎片弄走，取来一个铁锤使劲敲击。铁锤砸钟时发出了很大的声音。他害怕别人听见动静，于是就把自己的耳朵给捂了起来。
瞧这偷钟人的“神逻辑”：捂住自己的耳朵，就以为别人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儿时读这典故，十分惊讶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逻辑。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还是亲眼见了不少“神逻辑”。这不，用“政策这么好”来证明“阶级不存在”，瞧这出神入化的水平，不是“神逻辑”又是什么呢?
真是“活久见”。
（二）我为啥跟“神逻辑”过不去
这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神的逻辑”(简称“神逻辑”)，一种是“人的逻辑”。所谓“神的逻辑”，就是“上帝说”，就是“奉天承运，寡人诏曰”，就是“钦此”。所谓“人的逻辑”，就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以及“辩证逻辑”。
“神的逻辑”虽然高大上，但大概只有神仙才能理解。既然我等凡夫俗子是人不是神，那就只能讲“人的逻辑”，而不能讲“神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人的逻辑”来讲道理，来讨论事情的“所以然”。
既不讲“神的逻辑”，也不讲“人的逻辑”，随心所欲胡言乱语，混淆黑白指鹿为马，那就是“无逻辑”，是神经错乱，不可理喻。
请“费厄”先生别给我扣上“态度不端正”的大帽子。这里，我是在讨论用什么逻辑来讲道理，这跟对某某的态度无关。不论你是“赞成某某”还是“反对某某”，都得讲道理，是不是?至于政策是否真的“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我不质疑，也不争论。即使“比以往都好”是事实，恕我直言，你也不能用“政策好坏”以及“有没有补贴”作为衡量阶级是否存在的标准吧?
有人说：“‘神逻辑’在当下早已泛滥成灾。如此无知，谁也劝不住，就让无知继续下去好了，实在是没有必要较真”。
然也。但问题在于，如果“阶级”真的是马克思头脑中的幻觉，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呢?
荒唐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以承认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存在“阶级”差别，却坚决否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存在“阶级”差别。如此选择性失明，恰恰展示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神的逻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的“神逻辑”，在当代年轻人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普遍性。无奈，我不得不花点时间，对这个“神逻辑”做一丢丢澄清工作。
（三）“阶级分析”不是马克思的专利
“阶级”和“阶级分析”并不是某个高人头脑中的“发明”，而是客观存在的铁一般的事实。那么，这“阶级”和“阶级分析”又是谁最先发现的呢?
有关“阶级”和“阶级分析”的理论，马克思并不拥有“专利权”，这是常识。
早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就认为，阶级斗争是理解近代欧洲革命的钥匙。在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眼里，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僧侣的阶级斗争史。
至于斯密、李嘉图，这两位古典经济学的牛人公开承认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存在，那更是经济学的常识。
总之，“阶级分析”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这是常识。在18、19世纪，欧洲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率先用阶级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对不同阶级的生存状况作出了经济层面的分析，比如：
——古典经济学家F·魁奈通过对农业纯产品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生产者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非生产者阶级。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根据地租、工资和利润三种社会的基本收入，认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是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基本阶级。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阶级分析，敏锐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以及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
（四）马克思没有“照着说”
当然，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跟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屁股后面“照着说”。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有三个亮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1)马克思把阶级看做历史范畴，他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马克思指出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在关系，他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马克思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地位，他说：“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注意，马克思讲的这三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所以，如果有人说“马克思发明了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什么什么的，我基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说这话的，就是一个散布“伪知识”且误导公众的“公知”。
（五）“政策好坏”与“阶级是否存在”没有必然联系
这二者之间为啥没有必然联系，我讲讲“人的逻辑”吧。大家想想，如果衡量阶级是否存在的标准是“政策好坏”，“有没有补贴”，那么：
——众所周知，秦始皇时期的封建压迫和剥削非常沉重，按照“政策好坏”的标准衡量，秦朝存在阶级。到了唐代的贞观之治时期，国家政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宽松，按照“政策好坏”的标准衡量，所以就不存在阶级了。请问：在封建社会，阶级一会儿存在，一会又不存在了。这不奇葩么?
——众所周知，当代欧州很多国家的政策是全民免费医疗和教育，也就是免费补贴的高福利，按照“有没有补贴”的标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阶级。而美国的医疗和教育都是不免费的，按照“有没有补贴”的标准，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存在阶级。请问：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有些是阶级社会，有些不是阶级社会。这不奇葩么?
——众所周知，朝鲜的人民(包括农村和城市)享有几大福利保证(教育、医疗、就业、住房)。按照“政策好坏”的标准衡量，这几大福利足以让朝鲜成为“无阶级”国家。可笑的是，那些否认阶级存在的小幼却天天大骂朝鲜存在“官僚特权阶级”云云。请问：小幼的“云云”与“有没有免费补贴”的阶级标准，能自洽吗?以“补贴政策”衡量，朝鲜是“无阶级”社会;可是按小幼的立场判断，朝鲜却是“阶级社会”。这不奇葩么?
由此可见，拿“政策好坏”作为“阶级是否存在”的衡量标准，有违“人的逻辑”——因为这标准连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遵守。严格说，这标准压根儿就“无逻辑”，是“胡言乱语，神经错乱”，连“神逻辑”也不是。说是“神逻辑”，有点亵渎神仙。
但是，说“无逻辑”估计有人会跟我没完。为避免拙文被“河蟹”计，我建议把这标准归之于“有逻辑”，只不过这逻辑属于“神逻辑”罢了。
（六）衡量阶级的标准是所有制
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思想，在马克思经典著作里面有充分体现，我就不一一引述了。不过，明确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阶级划分标准的，是列宁：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导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至于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有什么变化?是不是从此不存在“无产阶级”了?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记得19年前，我国著名科学社会主义专家高放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已经过时云云。
针对高放的“过时论”，我写了一篇论文与之商榷(参：赵磊《关于“有产”与“无产”几个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后来编辑告诉我，高放教授看到我的商榷文章后，打电话质问文章编辑。编辑告诉高放：“如果您认为赵磊的观点不正确，我们期待您撰文批判，我刊负责登出”。
很遗憾，我至今也未能看到高放教授对我的批判。此是题外话，不提也罢。
（七）余 论
既然阶级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那么，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同样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生发出来的阶级斗争构成了数千年以来人类文明史的主线。至于这些阶级斗争是“自在的”还是“自为的”，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是“打打杀杀”还是“吵吵闹闹”，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那是另一个问题，容另文讨论。
虽然“阶级”和“阶级分析”的理论并非马克思的专利，但是，说“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来定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
(1)当今的主流学界，连“阶级”存在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连“阶级”这个概念都噤若寒蝉。就这一点而言，他们连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境界都达不到，遑论其“科学性”了。
(2)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其境界和深刻性远在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分析”之上。这两种“阶级分析”的科学性高下立见，不能混为一谈。
在一个谈“阶级”色变的语境下，呼唤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无疑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八）思考题
最后我出一个思考题：
——用“政策好坏”作为衡量阶级是否存在的标准，与马克思是用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衡量阶级的标准，两者在方法论上有什么区别?
答案提示：
其一，“政策好坏”标准是“价值判断”(好坏)，所有制标准是“事实判断”(有无);
其二，“政策好坏”标准是“唯心”的(观念决定现实)，所有制标准是“唯物”的(现实决定观念)。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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