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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红星旗下” ——记胶东孩子剧团

2021-06-30 11:48:1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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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一家,咱们是一家,

  咱们都在革命摇篮里长大。

  共产党是咱们的保姆,

  咱们生长在红星旗下。

  ········

  这支歌是词作家丁铸铁、音乐家王久鸣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一次文艺团体的汇合而写的,然而它却不胫而走,传遍了山东解放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作曲家王久鸣同志是山东解放区最有才华的音乐家,写了许多风行一时的好歌。

  每当我唱起这支难忘的歌曲,总是立即回想起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脑海里浮现出孩子剧团的少年战友们生气勃勃的姿影。那时候我们都爱唱这支歌,它虽然不是专为我们创作的,然而却生动而又贴切地反映了我们的战斗生活与革命热情。的确,正像这支歌里所说的那样,我们这群当时十多岁的孩子,是在党的抚育下,在革命的摇篮里长大的,党给了我们艺术的武器,引导我们为民族解放而战,为新社会的实现而战。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上,留下我们小小的脚印。

  1

  说起孩子剧团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它的前身少年先锋队。少先队是在抗战爆发后,和胶东的抗日武装几乎同时诞生的。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强占了青岛、烟台、威海等胶东沿海城市,国民党反动政府望风而逃。空前的民族危机,引起了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共胶东特委从地下崛起,昆嵛山上登高一呼,三十六方同时并起,于1937年12月24日举行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随后又在蓬莱、黄县、掖县分别建立起三军二路、四路和三支队(三军司令部直属部队为一路)。这期间,大批爱国少年,或追随父兄,或弃家潜逃,纷纷投入革命队伍。早在1938年2月12日牟平雷神庙战役之前,三军后方司令部(即胶东特委)就已经有少年先锋队的组织,集中了约二、三十名男女少年。当时主要搞些化妆宣传,演唱革命歌曲,并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春夏间,总部和一路西进,沿途又收纳了一批参军的孩子。到达蓬莱后与二路少先队会合,队员达到五、六十名,这是少先队的鼎盛时期。后来,跟随部队继续西进,活动于黄县——掖县一带。

  当时,少先队直接隶属于胶东特委(后来改为区党委)青年部。青年部长是林乎加同志,(他后来又兼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崔敏(1920年生)任少先队队长,他是一位莱阳青年,圆圆的脸,白净面皮,有一双沉静而充满仁爱的黑眼睛。他是个孤儿,在烟台恤养院里长大,党的地下工作者把他培养成一个革命青年。天福山起义后,他离开烟台,一路讨饭,找到了三军。指导员王顾明(1917年生,后来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本来是烟台市一家助产学校的学生,瘦弱多病,但是富于艺术才能,时常教大家唱歌。后来少先队逐渐转化成一支文艺队伍,与她的培养与引导是分不开的。她当时不过20出头,但却是所有孩子们无限信赖、十分依恋的大姐姐,每个人都愿意向她吐露自己的衷曲——想家啦,同志间的误会啦,或者身体不舒服啦等等。而她总是用平静的态度倾听这些倾诉,然后亲切地给予帮助。副队长牟敏(1923年生,后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位瘦瘦的白皙的青年,一副近视眼镜,使他显出一种知识分子的风度。他也是富于艺术才能的,写过几首很好的歌曲,有些当年的队员至今仍会演唱。

  少先队的生活充满了蓬勃的朝气。我们的日常活动首先是学习,包括时事政治、新文字(汉语拉丁化拼音)和唱歌等。教育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在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前,队长崔敏给我们读叶紫的《丰收》。他的声音微微颤抖,敏感的眼睛里闪着泪水,孩子们屏息凝神地听着,暗谈的灯光照着一张张神色专注的小脸。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就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每个孩子的心。

  唱起歌来可就热闹啦。那是一个唱歌的年头,整个中华民族都在歌唱。我们当时唱的歌大约有两类:第一类是聂耳、星海、张曙、任光的抗战歌曲,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救国军歌》、《保卫国土》、《打回老家去》等。此外还有吕骥的《五卅纪念歌》、《我们需要战争》、《武装保卫山西》(改成“武装保卫山东”),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等。我们经常唱的还有光未然作词的《游击队歌》(“走上前去,我们抗日的游击队”)。

  我们演唱的第二类是红军歌曲,这里面细分起来又有两类:一类是江西、陕北等苏区的革命民歌,如《十杯茶》,《满州士兵弟兄们》等;另一类本来是外国革命歌曲,如《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俄罗斯的《工人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们勇敢地走向战斗》(“看哪,工人们”)等等。我们唱得最多的是《少年先锋队歌》.这是我们的队歌,当时所唱的歌词与现在新译的颇不相同: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

  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稳着脚步,

  要高举鲜明的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歌声鼓舞我们的热情,使我们的生活充满着欢腾的气氛。当我们疲劳的时候,唱起歌,浑身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唱起歌,对前途就充满了信心。

  少先队的工作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少年儿童,参加抗日活动。我们三、四人一个小组,顶着烈日酷暑,冒着风雪严寒,跋山涉水,跑五六里,甚至十几里,到驻地附近的村子里去,找到小学校,先向老师讲明来意,然后给小学生们讲抗战救国的道理,教他们唱抗战歌曲,帮助他们建立起儿童团的组织,编好队,选出团长、队长、讲明儿童团的任务——站岗放哨,宣传抗战,帮助抗属等等。这一切做完之后,我们才离开这个村子,踏着夕阳的余晖,回驻地去。我们每到一处都撒下革命的火种,留下新生的嫩芽,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们将继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记得当时一些小学教师看到我们小小年纪就能出来独立工作,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因而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敬意。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昨天还在上学,只是普普通通的小学生呢。

  除此以外,少先队还要担任后方司令部的警卫工作,每天昼夜要派出岗哨,保卫特委的安全,这对孩子们也是一种锻炼吧。给我们配备了一批武器,有几支勃郞宁手枪,有好多支各式各样的左轮手枪,大部分是三响五响的(叫做“三音子”、“五锋子”),也有六响的(叫做“六轮子”)或七响的(叫做“七星子”),还有几支马枪和步枪,此外就是大刀、手榴弹了。孩子们好奇,喜欢玩弄武器,一不小心,往往发生走火的事。记得有一次我在站岗的时候随便玩弄手里的左轮,结果“砰”地一声走火了,虽然没有伤人,但吓了自己一大跳。后来罚我多站一班岗,晚上还在生活检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那时我们经常开生活检讨会,大约每周举行一次。会议的内容非常有趣:第一项,形势报告,由一位队员把他从报上看到的国内外大事向小组的成员讲说一番,之后大家还可以补充发言。孩子们对世界大事非常关心,什么苏台德事件、慕尼里阴谋,都是我们注目的问题。第二个议题是工作报告,由小队长把一周来全队所做的工作综述一下,各个工作小组还要详细汇报外出工作的成绩。第三项是工作检讨,大家就工作中的优缺点各抒已见。第四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互相交换些意见。那时候的孩子不论说起自己或别人的缺点都是毫不留情的,可不像现在的人们这样讳疾忌医,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互相赞扬和自我赞扬。最后一项是临时动议,如果对今后的活动有什么想法,可以趁此机会提出。这些议程可能是从内战时期红军部队中传下来的,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刻板,但当时我们却对之十分认真,发言全都是很严肃,甚至是很热烈的,而且每次开会都要详细记录。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少先队员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有些孩子长成大孩子了。从二路少先队合并过来的李平(后来担任陆军指挥学院副政委),是一个非常聪明又非常要强的男孩。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了。他不知道学校的门是朝那里开的,从小在砖窑上被当作大人使唤。他打过坯,也背过砖,穷苦和劳累摔打出他一身结实的筋骨。参加少先队以后,在他眼前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如饥似渴地学文化、求知识,不论在什么困难面前他从没有皱过眉头。在黄县城的时候,有一天,指导员王顾明派他骑自行车到龙口去取两袋面粉,他本来不会骑自行车,可仍然借上一辆车子出发了。一路上,他不知摔了多少跤,摔倒了,就爬起来再走,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并且把面粉带了回来。这个故事具有象征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少先队员是怎样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

  1938年5月,总部决定成立武装的少年先锋队,命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抗日少年先锋大队”。1938年8月,决定把少先队一分为二:年龄大些的——十五、六岁的队员组成前方少先队,划归前方司令部(三军司令部,1938年9月18日三军改编成山东人民抗日游击军第5支队,12月底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领导;年龄小的孩子组成后方少先队,仍由后方司令部(胶东区党委)领导。分队的那一天好难啊!许多小孩子不服小,非要到前方不可。个子高一点的小孩子偷偷混进前方少先队的队伍,企图冒充大孩子,当这种图谋失败后,有的孩子就哭闹起来。最后当然无可奈何,只好按部就班,回到自己的队伍去,因为他们知道:革命战士应当“一切行动听指挥”。

  从此,崔敏率领大孩子们到前方去了,后来牟敏又带去第二批较大的孩子。他们全副武装起来,担负着保卫司令部的光荣任务。1938年11月6日,日军会同伪满军赵保原部向我军进犯,我军奋起抵抗,在平度大青阳一带与敌军展开激战。是役,我军毙伤敌200余人,自己也伤亡数十人。这时刚调到战斗部队任连指导员的崔敏,在追击敌人时不幸英勇牺牲。

  后方少先队改由王顾明、夏戎同志领导,仍以开展儿童工作为主,同时进行一些文艺宣传。不过这时的工作规模扩大了,除继续在驻地进行活动外,还派出三个工作团,分别以杨文玉、梁学周、王成之和王菊为团长,分赴蓬莱、黄县、掖县,成立了三个县的少先队县队部。在文艺宣传方面,除小规模的街头演出外,有时也在其他剧团的晚会上参加演出一些歌咏节目。记得曾把周巍峙的《上起刺刀来》这支歌改为《举起手枪来》,全体登台的孩子每人都拿着一把手枪,样子很像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着人民》这幅画中街垒上的小战士。演唱时数十支手枪一齐高举,气氛非常热烈,充分体现了抗战初期中国军民十分昂扬的战斗情绪。

  这时已经酝酿着把这批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孩子们培养成文艺战士,把少先队改组为剧团的事,但不久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把这一步骤推迟了。1939年初,日寇沿烟潍路东犯,我军依照中央的指示,撤出蓬、黄、掖三个县城,转入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界的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少先队也参加了这次长途行军,经受了艰苦的锻炼和考验。路上,青年部的宣传部副部长丁方明同志(后来任山东省副省长)教大家唱贺绿订的《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个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它山高水又深。

  一路高唱,身上累了不叫苦,脚上起了血泡不觉痛,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队员们没有一个掉队的,终于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莱阳北部的张格庄。

  2

  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为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胶东区党委对少先队的孩子们实行了进一步的训练和培养。一部分少儿工作骨干,如崔崧和荣慕,被送进党校学习。他们两位在1939年冬的反“扫荡”中,于12月10日在河南战斗不幸牺牲了。崔崧是一位烟台知识青年,担任过少先队副指导员,很受孩子们的敬爱。她生得很美,被敌人刺伤后成为俘虏,敌人要把她放在马背上驮走,她宁死不从,后来敌人把她拖在马后,硬是活活地拖死了。战役的第二天,我的哥哥陈伯坚同志作为《大众报》记者曾到战场凭吊,找到了一个书包,它已经被刺刀穿透,一边浸透了鲜血。他从书包里血迹染红的几本马列主义书籍上的签名,认出了那是我们崔崧同志的遗物……

  从1939年春天起,在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添设了少年排,抽调少先队员们分批进行轮训。胶东鲁迅艺术学校开办后,又送了一部分孩子到鲁艺音乐系、戏剧系学习。我就曾先后进过上述两个学校,并且在那里奠定了政治和艺术知识的基础。军校隶属前方司令部,完全是按照抗大的模式办的。当时主持校务的是刘汉同志(后曾任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长、政委),教育长是从陕北公学学习归来的高锐同志(后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少年排隶属于三大队,大队长刘岩,排长高宣。我们学习的课程有哲学(教员是迟剑民,因为跛足,又名天刑,1942年冬季大在“扫荡”中牺牲)、政治经济学(教员王卓青,后曾任青岛市委书记)、政治工作(教员宋桂生,当时是军校政治处主任)、国际政治(教员丛鹤丹,后曾任枣庄市副市长)、游击战术(教员高锐)、军事技术和制式教练(教员杨介人,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一山同志(后曾任长江规划委员会主任)有时也来给我们讲国内外形势。学习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是课程相当正规,教学相当紧张,所以孩子们进步很快,有一些被当作青年党员提前吸收入党,我和李平等同志就是在军校入党的,当时我只有12岁,李平比我也不过大两岁。

  鲁艺是1939年下半年才建立的,校长是郝艺军(后来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学校设有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另有一个编纂委员会。这儿的教学比较不那么正规。当时我和张志勇等人在戏剧系学习,全系实际上就是一个鲁讯剧团,该团同时也是音乐系,在这里学习的于淼等是音乐系的学生。剧团的干部就是教师,演员就是学员。教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田少伯(后来担任辽宁文化局副局长兼辽宁艺术学校校长)和陈伯坚(他是专职教员,后来担任新华社副社长)。我们学习了洪深的《电影戏剧表演术》、台词和朗诵以及基本乐理、唱歌发声等,而且在实际演出中受到了锻炼。

  这时候,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1939年月党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下达后,整个根据地从上到下都建立了工会、农会、青联、妇联和儿童团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少先队过去那种从驻地出发到附近村庄活动已经没有意义了。少先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一大批骨干被派到各地去担任县和专区的儿童团长,加强了群众团体的建设。这些同志在艰苦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有几位在残酷的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宋刚夫当时已是一位很坚强的共产党员,绰号“钢炮”,被派到蓬莱担任县儿童团长。1940年被伪军郝铭传部捉到大辛店据点,后来当地群众告诉我们:他曾受敌人匪刑拷打,被儿只狼狗撕得遍体鳞伤,但始终不肯屈服。后来敌人把他拉到大辛店外边的沙河示众,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被敌人枪杀后理在沙滩上。徐亚光(1927年生)到平度担任县儿童团长,也于1941年被敌人杀害。马竞同志(马镜,1921年生)也于1943年8月作战时牺牲。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生活,要求我们加强文艺宣传工作,用艺术的武器鼓舞人民团结一心坚持斗争,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样把少队改组为孩子剧团,便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了。

  经过三、四个月的筹备,1939年11月,孩子剧团在掖县的皂户正式成立。女孩子们亲手做了一面红色的团旗,上面的大字是:胶东孩子剧团,从此,这支文艺战线的新生力量,便活跃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孩子剧团最初的领导人是:团长王顾明,指导员王文俗,副团长滕忠勤(向牧、沈西牧).最初的男演员有:梁作信、林彬、李平、王一、张克仁、张化盛、吕华、王磊、高光明、孙再仁、于学文(于萍、于克林)、于钖芝、李文耀等,女演员有木列尔和张志勇,吕广,总共十五、六人。剧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原少先队员,但也吸收了文登抗战话剧社和牟平青年话剧团的几个孩子,张志勇和吕广就是上述两个团体来的。

  孩子剧团成立后,由于缺乏编导力量,就请鲁艺的同志帮助排戏。第一个剧目是包干夫同志(后曾任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写的独幕剧《夜里》,以后还排过他的独幕剧《柳林冲》。第一次演出是“12.9”运动纪念日的前夜即12月8日。初期的演出,当然难免粗糙幼稚,最初连幕布和灯具也没有,挂起几块灰军毯就算幕布,老乡们凑集一些花生油,点上一根棉花做的粗芯,就勉强把舞台照明解决了。化妆品是用从老乡家里收集的锅底灰,再加点红土,用凡士林搅和一下做成的。演上层人家的戏,布景时找不到沙发,用几个炕桌、条凳一拼凑,上面蒙上毯子,看起来倒也差不多。木列尔表演打花鼓,需要穿一件坎肩,可是跑遍了全村都找不到,最后只好用一条黑裤子来代替。把裤裆围在脖子上,两条裤腿从胸前搭下来,扎上一条红腰带,鼓点一敲就演起来。

  且说12月8日晚剧团首场演出后,第二天一早就听到敌人已经出动,开始“扫荡”的消息,于是仓卒转移,奔走了一昼夜,来到掖县南部郭家店一带,在一所山上的寺庙里住了两天。但是敌人跟踪而至,周围又响起了枪炮声。于是大家又连夜穿插到北掖平原,全团分成四个小组,疏散掩护在四所小学里,到1940年春节过后才重新集合起来。这时,梁作信、李文耀调走了,又来了邹积昌、韩明杰、王立岗、林德等新同志。大家到鲁迅艺术学校学习就在一段时间,回到青联不久,“6.1”大“扫荡”又开始了。

  这一天,孩子剧团正在演出,突然得到报告,敌人已经离这里不远,于是中止演出,仓促地收拾一下,马上转移。可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敌人,原来各个据点的敌人全部出动,所以到处都是敌人。最后,孩子们被围困在招远境内的灵山上。有几天光景,在山上蹲着,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后来,一个晚上,司务长偷偷下山,到村子里找来一些窝窝头给大家。老百姓听说我们在山上,烙了一些饼,让村长给我们送来。大家吃飽了肚子,决定突围下山。在夜幕的掩护下,大家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来到村中的一所小学里。剧团领导决定男孩女孩一律推光头,因为当地习俗男人都剃光头,女孩子梳小辮,婚后盘发髻,无论男女都不留短发。听说要剃光头,男孩子倒不在乎,但是五个女孩子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吭声,不过最后万般无奈,还是把一头秀发让人推个精光。大家互相对望,都觉得变了模样,换了一副又陌生又新鲜的面孔。刚推过头,头皮发白,大家便把青草砸烂,再和上泥巴,用力往头上擦,又换上向老乡借来的破衣服,戴上一顶破草帽,背上一个破粪筐,俨然是个放牛娃的模样。后来,张志勇和吕广曾被房东误认作男孩,安排她们同小伙子一起住宿,差点闹出笑话来。

  话说孩子们化装成逃难的老乡,分成几个小组,向掖县七区转移,终于在七月下旬,安全地来到约定的集合地点保旺邓家。随后又疏散到附近各村隐蔽起来。这一带其实也是接敌区,朱桥、道头,都是敌人的据点。勇敢的孩子们,有时扮成拣柴拾粪的,到据点里去侦察敌情。女演员木列尔就曾女扮男装,和村里的青救会长吕启民一起到敌人的据点道头集去侦察。察看了敌人营房旁边摆放的机枪、大炮,她看到敌人在水果摊上拿杏子吃,不给钱,气得她要冲上去痛骂敌人,多亏吕启民阻拦,才没有惹出麻烦。

  敌人扫荡过后,剧团又在保旺邓家集合,孩子们互相瞅着对方的光头,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为了留个纪念,大家还拍了一张光头照片呢。现在再看看照片上那一张张欢笑的脸,你可以看到任何灾难都不能压倒的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使人不由得想起鲁迅的名句:“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1940年8月,孩子剧团全体到抗大学习了两个月,随后又全体参加平招莱掖工作团,负责发动组织儿童团。那时这一带的环境非常艰苦,周围全是敌人的据点,敌人经常出来骚扰,工作团如果没有当地群众的掩护,是很难站住脚的。孩子剧团年龄最小的一个男孩徐非光,当时只有11岁,被分配在大罗家工作组,他和民兵吕本风住在一起,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一天晚上,敌人突然进村,他们想转移到村外已经来不及了。吕本风急中生智,把徐非光从炕上拉起来,抱进北屋,塞进一口棺材里,随后自己也钻了进去,把棺材盖拉上。敌人进屋后,到处乱翻乱砸,还用枪托把棺材敲了几下,一直折腾到早晨八、九点种才离开,竟没有发现他们。

  王菊同志的经历更加惊险。当时她在三元集工作组,住在一位老大娘家里。有一天拂晓敌人包围了三元集,打死了村长、民兵指导员,捉走了小学教员。敌人到王菊住的地方砸门的时候,大娘心疼地瞅了瞅这个为了救国救民而抛家别业的十五、六岁的俊秀闺女,民族情与母性爱一齐在大娘心里涌动,她一句话也没说,把王菊一把拉到炕上,紧紧楼在怀里,盖上一床破被和一件破棉袄,倒在那里假装生病呻吟着。敌人进屋后,看见老太婆有病,害怕传染,又闻到棉被的气味不佳,避之唯恐不及,竟没有搜查,匆匆溜走了。试想,如果敌人掀开棺材或者被子怎么办?显然,老乡们早已决心与我们同生死、共存亡了。后来才知道,敌人这次骚扰,是村里一个汉奸引来的。

  汉奸走狗是最令人憎恶的,村里的一些狗也很讨厌,因为夜里一有动静它们就叫,往往暴露了我军的行动,所以工作团有一项任务是动员老乡打狗。张志勇曾独力打死一条大狗,引起了群众对她的赞叹。张志勇也曾到敌占区侦察,不过是在晚一些时候。1941年2、3月间,她参加青联举办的儿童干部训练班,领导派她到招远城附近侦察。途中,晚上她正在一个村子里休息,老乡说敌人来了,她拖上鞋子就跑。敌人发现了她,在后边向她开枪,子弹打得尘土飞扬。她把鞋提在手里猛跑了好几里,终于把敌人甩掉。回到驻地一看,训练班已经转移。找到队伍以后,她懊丧地对领导说:我没有完成任务。领导说: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枪声已经报告了敌人的到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生活,使孩子们与当地群众之间产了浓厚的感情,并且锻炼了孩子们茁壮成长。

  有一段时间,王顾明同志住院养病,指导员王文俗同志(后来担任过烟台和惠民军分区副司令员)做了不少业务工作。他喜欢搞活报剧,孩子剧团排演了他编导的活报剧《铁流两万五千里》、《反扫荡》等。前者表现红军长征的英雄历史,采用投影的方式,——演员在白色的幕布后面表演,用灯光把影子投射在幕布上,观众看到的是不断活动的剪影,被称之为“影戏”。对于宏大的历史题材,这种省略一切细节的高度概括的手法,倒是颇为适合的。不过王文俗有时爱用隐喻或象征,却往往未必成功。例如在《反扫荡》这个活报剧中,日寇手拿大扫帚在舞台上横扫过去,老乡们看不明白,还以为是鬼子兵在扫地呢。

  1941年春天,王顾时同志病癒出院,带回她养病期间写的几个剧本。剧团排演了她创作的话剧《归来》和《都市的一角》.《归来》写一个伪军士兵回家探亲,遭到自己的孩子的敌视,因而引起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觉悟反正。《都市的一角》表现的是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反抗,登场人物以儿童为主。张留和吕广创造了两个流浪儿的动人形象。扮演卖油条的男孩的木列尔(其实她是个女孩)在剧中唱了《卖油条》一曲,清脆嘹亮的歌喉非常悦耳动听,从此她成为胶东文艺舞台上很受欢迎的小歌手。这出戏的导演王文俗,为了再现都市一角这个典型环境,从老乡家里借来几块门板,竖立在台边,糊上报纸,再画上一些条条块块,俨然是都市里的高楼大厦了。

  恰好在这时候,从抗大山东分校毕业的丁宁同志(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是著名散文家)回到胶东,被分配到孩子剧团担任导演。她是一位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姑娘,给剧团排演了很多歌舞节日,其中有《青年舞》、《海军舞》、《叮呤舞》、《黑人舞》等,很受欢迎。这些舞蹈的历史渊源很深远,大约至少可以追溯到红军根据地的宣传队。此外,王立岗和李平的曲艺节目《卖梨膏糖》、张留的山东快书(当时称为“武老二”),也都各具特色。小型多样,生动活泼,成了孩子剧团演出的鲜明特色。

  这一年春天,我军打开了位于胶东腹地的牙山,根据地扩大了,形势更好了,文化活动也更活跃起来。3、4月间,剧团奉命东进,举着“胶东孩子剧团”的大旗进驻牙山,经过短期休整,又去东海地区演出。10月,山纵宣传大队从鲁南来到胶东,同胶东的十几个剧团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联合公演。孩子剧团演出的《都市的一角》得到了普遍的好评,剧本受到山纵宣传队同志们的激赏,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收获,几个小演员的表演也受到赞扬。会演期间,孩子剧团看到了山纵宣大演出的名剧《雷雨》及《黄河大合唱》,艺术上大开眼界,同时还向宣大学习了歌剧《农村曲》、小调剧《归队》,丰富了自己的上演剧目。

  3

  孩子剧团成熟了,孩子们长大了。1942年初,区党委决定将孩子剧团改为大众剧团,由区党委宣传部和胶东青联双重领导,正副团长仍然是王顾明和滕忠勤,区党委派来滕吉俊接替王文俗的指导员职务。夏天,王顾明调回青联,改由胶东文协副会长韩力同志兼任团长。但这时青联领导人林江开完山东青代会从鲁南回到胶东,对于把他一手培植的孩子剧团改为大众剧团一事非常恼火,由于这种微妙的情势,韩力同志从未到职视事,剧团的绝大部份人都不知道这一任命。不久,滕吉俊同志也被区党委调回,由青联派来与林江一同从鲁南返回的高民同志(后曾任山东省邮政局副局长)担任指导员。1942年初,丁宁同志被调到刚刚创办的女子中学(后并入胶东中学)任教,为了充实剧团的编导力量,区党委把高洁(后曾任济南市文化副局长、文联副主席)和陈志昂调来,高任导演,陈任编辑。实际上高也从事编剧,陈的具体任务则是主要作曲和指挥。同时还从财经学校等单位调进了刘兰英(一雁)等演员,剧团的业务队伍得到加强。这时全团约有六七十人,分成三个小队,由王一(后曾任某师政治部主任)、李平、王立岗(后曾任汉中市市长)三个大孩子担任小队长。主要成员还有于乃昌、于钖芝(后曾任某军政治部主任)、于江(即著名剧作家所云平)、徐非光、王广汉、王哲南、张杰、张留、徐松、宋文、蓝其澍、王慧、周恭(以上男),刘光礼、木列尔、张志勇、吕广、高志明、宋敏、曲淑云等(以上女)。改名大众剧团之后的第一次活动,是为配合“誓约运动”演出话剧《盟誓》。“誓约运动”是当时胶东区党委发起的动员群众(特别是敌占区和接敌区群众)开展宣誓抗日,订立爱国公约的活动。这个戏写的就是接敌区群众开展誓约运动的情形,由我编剧,高洁导演,在区党委驻地姜格庄公演。

  演出之后不久,有消息说敌人又要“扫荡”,剧团根据区党委的安排到东海区疏散隐蔽。在东海期间,我们发动全团进行创作,高洁同志写出话剧《暴风雨之夜》(表现敌区工人反抗日寇,奔赴解放区)、《如今的东北》(表现个别农民流落关外的悲惨遭遇),锣鼓戏《张秀英寻夫》。锣鼓戏是当时胶东文艺工作作者探索民族形式的一种尝试,即吸收京剧的分场及程式化的动作、道白、锣鼓经,但不用唱腔,它比一般话剧更易于为群处接受。这些戏在东海区随即排练上演,返回中心根据地后也曾多次上演,其中以《暴风雨之夜》最为成功。这个戏,剧情紧张,黑夜,暴雨的气氛衬托得很好,由我配乐的插曲,经主要演员的木列儿演唱,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大约与此剧同时,高洁同志写了一首题为《唤起敌区同胞》的歌词,由我配了曲子。这是一首二部合唱,情感相当充沛,演出时反应很强烈,还得到胶东音乐界的前辈王毅同志的赞许。我还指挥排练了一些合唱名曲,如:黄自的《抗敌歌》、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向隅的《打到东北去》、亚历山大洛夫的《游击兵团歌》(“沿着高山,沿着平原”),除《生产大合唱》外,均曾多次上演,很受欢迎。

  演出《黄河》大合唱时,由我指挥并独唱《黄河颂》,滕忠勤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木列尔独唱《黄河怨》,李平和王立岗对唱《河边对口曲》,王广汉同志负责美术设计和制作。当时没有大幅的画布,绘制舞台背景时,王广汉只好画在一张张报纸上,然后拼凑起来,贴上天幕。王广汉同志那时同我一样,只有十五、六岁,他没有进过美术学校,也未经任何老师指点,竟用这样的办法绘成一幅白浪滔天、气势磅礴的黄河万里图,实在令人惊叹!大众剧团解散后,王广汉同志回到掖县老家,继续用画笔向敌人作斗争,有一天他带着几幅画,在一个村子进行宣传,同敌人猝然相遇,奋力逃跑时不幸被敌人的枪弹击中,鲜血染红了他手中紧握的图画,他至死也没有放下武器……

  1942年夏天,胶东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开幕,大众剧团为会议组织了一次晚会。这个晚会的节目几乎全是我的创作:开场的一首献辞,是由我作诗并朗诵的,一组合唱是由我指挥的,其中一首献给临参会的《黎明之歌》(《新民主主义的曙光》),由高洁作词,我作曲,晚会的主要节目是一出独幕剧《祖国的土地》,是我根据一个苏联剧本改编的。剧本的情节是: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逃进树林。得到一位老人的掩护。一个日本军官和一名伪军士兵追踪而至,老人拒绝说出游击队员的去向,军官命令士兵枪杀老人,受了感动的士兵掉转枪口把军官打死了。游击队员由滕忠勤扮演,老人由王一扮演,日军官由高民扮演,我扮演伪兵。演员都很称职,尤甚是游击队员和老人两角,演得非常成功。在我的记忆当中,这是大众剧团的话剧节目中演出最为完善的一个。整个地说来,晚会的风格是严谨的,标志着剧团在艺术上进一步成熟,在现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演出后,剧团正在准备纪念“7.1”的演出,但敌人又来扫荡了。经过一个短时间的动荡。剧团曾到栖霞县牙山北面郁都一带去搞减租减息运动。上级要求我们独立完成一个乡的工作任务,这对于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可是大家毫无畏难情绪,立即分头进村,一个组在唐家泊,一个组在郁都村。进村后首先召开大会,向乡亲们宣讲党的政策。会后又走家串户,摸情况,找问题,工作做得既有声势,又扎实细致,当地老乡称我们为“小先生”,工作结束后,又受到区党委的表扬。

  秋天,减租工作结束后,剧团曾到栖霞县委所在地,为机关部队和驻村群众演出,演出的是多幕话剧《血路》.这个戏是剧团的保留节目,作者不详,似乎是根据波兰革命作家廖抗夫的《夜未央》改编的,内容是表现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英雄事迹。滕忠勤演男主角,王顾明演妻子(后来刘光礼、刘兰英都演过这个角色),徐非光演儿子。演出那天晚上,阴云密布,开幕不久就下起雨来,当时没有什么剧院,舞台都是露天的。舞台监督高洁同志走到台前征求观众意见,要不要演下去?台底下异口同声地高呼:“演下去!”于是演出继续进行。后来,雨越下越大,幕布和服装全湿透了,雨水顺着演员的脸腮往下流,舞台像一片泥塘,稍不留神就会滑倒。观众被剧情紧紧地吸引住了,在大雨中稳坐不动,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也许是老天故意恶作剧,戏刚完,雨也停了。县委驻地离周围的敌人据点并不很远,大张旗鼓的演出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为避免可能遭到的奔袭,机关部队全都是整装待发,坐在背包上看戏的,演出结束后立即行军转移。这时我看到,在观众离去的广场上,有一块块排列整齐、干燥发白的地皮。这就是方才观众放背包的地方,而每一个白点周围则是一片泥泞。

  这时,上级决定举行第二次联合公演。秋末冬初这段时间,我们就集中力量为参加联合公演进行准备。当时苦于没有合适的剧本,创作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从国防剧团的左平同志那里借来一个两幕剧,剧名是《天明》或《明天》,内容是写敌占区人民在苦难中盼望解放。我为这次会演写了一部三乐章的大合唱《十月之歌》,内容是歌颂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一年是十月革命的25周年。这是我第一次写作大型音乐作品。公演开始后,得悉敌人即将大举进犯,机关已经开始疏散,所以这次公演是在一种慌慌乱乱的气氛中举行的,各个剧团演完自己的节目之后立即转移,我们也于演出之后动身到东海区去。不久,空前残酷的冬季大扫荡便开始了。

  这次扫荡,由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大将次亲临指挥,调集大批部队,并有空军配合,由西而东,对胶东解放区进行拉网式搜索,企图将我胶东抗日军民一网打尽。形势十分险恶,斗争异常激烈。在马石山上,在黄海之滨,无数英雄军民壮烈地牺牲了。我们这支年轻的文艺队伍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大众剧团到达东海地区之初,疏散在文登一带,后来随着敌人的东犯,我们逐步向东转移,流动于荣成、威海之间,然后又向南转移,退到敌人占领的渔港石岛附近的槎山。这时,敌人越来越近了,不仅听得到隆隆的炮声,夜里还看得见敌人点燃的遍地篝火。最后,我们终于被逼到濒临黄海的高山顶上了。北面山下烽火连天,敌人正在大肆搜捕,喊声和鸡鸣犬吠之声历历可闻,甚至还可以望见敌人的骑兵在田野上驰突,南面是断岸千尺,远远的下方大海在咆哮。太阳落山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在山上四顾苍茫,不知何去何从,真有点日幕途穷的光景。但孩子们没有一点恓恓惶惶的神色,照样是嬉笑自若。

  我握着手榴弹对滕忠勤说:“如果敌人上来,让他们和我同归于尽!”

  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地方党组织派人来带我们突围了。我们被领到山下一个村子里集合,连夜乘小船渡过一条港汊,到靖海卫一带疏散。那一夜天色漆黑,风急浪大。小舟破浪前进,海水泼在身上,立刻就结成冰,船到岸时,我们的棉裤都冻得硬梆梆的,根本无法起立。大家互相敲碎棉裤上的冰,才慢慢地走下船,来到一个村子的大车店里。当夜附近各村的干部纷纷赶来,不由分说,把男孩子的头发全部剃光,然后把大家分头带回各村。这一带处在敌人的防线背后,虽说敌人在附近的村镇安设了一个临时据点,但并没有力量控制周围各村,所以我们在这里反而相对安全。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我住的那一家请了一位老工人编蓆子,我就拜老人为师,学习编蓆。听说敌人进村,就和老人一块编蓆。等到反扫荡结束,居然学会了这门手艺。

  和我一起疏散在这个村子里的,还有女演员刘兰英同志。有一天我到邻村去看望滕忠勤,敌人进入我们村,我不能回去,从此和刘兰英失散了。她和两位村里的妇女在海边的盐田里躲了半天,傍晚时候,看到村里炊烟四起,以为敌人已经走掉,人们已经回村,于是她也回到村里,一进村就看到满街都是鬼子,兰英连忙躲进一所民房,藏在屋顶的阁棚里。不久,大约一小队日本兵进来了,用手电筒到处乱照,但没有上阁棚搜查。这一伙敌人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才离去。刘兰英伏在阁棚上一动也不敢动,大气也不敢出。敌人走了,但外面情况不明,还是不敢下来。天明后,房东老大爷回来,看到阁棚上有一个大眼睛的姑娘,非常惊奇。兰英看到亲人,委屈得哭了起来。大爷用梯子把她接下来,后来又用独轮车把她送到剧团集合的地方。

  高洁、王哲南和木列尔在另一个村。有一天敌人到他们村里来,捉去一些人,把王哲南也捉去了。捉去的小孩是用草绳捆着,容易挣脱。王哲南悄悄挣脱了草绳,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转过一个墙角钻进一个厕所,翻过墙头跳进一片菜地。菜地里有一排排挡风的苇障,他就借助苇障的掩护逃了出来,这个机智勇敢的小孩,后来曾任武汉市委副书记、黄石市委书记。

  敌人像冬天的暴风雪,来了又去了。敌人的侵略不能将我们灭绝,胶东抗日根据地依旧巍然屹立。经历了这场风暴的大众剧团重新集合起来,检点队伍,发现少了两名战友,周恭同志下落不明,估计已经遇难;张留(张立发)同志疏散回家后滞留在故乡,不久又重新入伍。我们怀着对敌人的仇恨,立即投入了新的工作。高洁同志创作排演了话剧《自找苦吃》,该剧取材此次反扫荡中的真人真事。某地村民幻想用逢迎敌人的办法保全性命,反而遭到屠村的惨祸。当演到全村人民惨遭日军杀害时,观众中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竟跑上台去,要打死对全村遭难负有责任的“老族长”,幸亏被大家拉开,不然,扮演“老族长”的演员实在危险呢。高洁又同我合作了歌曲《展开爆炸战》。我们通过文艺作品,总结了反扫荡中血的教训,发出了新的战斗的呼唤。

  当田野开始返青的时候,大众剧团踏上征途,由东海区返回中心根据地。1943年,斗争形势又有新的发展。根据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决定胶东军区与区党委合署办公,军区所属的前线剧团(即原先的鲁迅剧团)改为胶东文协文工团,这样,大众剧团的继续存在就没有必要了。我们从东海区回来后,就知道了解散剧团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剧团全体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孩子们之间的情谊,几经劫难,变得更加浓厚,更加难舍难分了。但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大家都懂得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决定的必要,所以虽然流了不少眼泪,最后还是挥泪而别了。人员是这样安排的,一部分少青年工作骨干回青联去做青年或儿童工作,少数艺术骨干到前线剧团即后来的文协文工团去充实那里的业务力量。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或回家继续求学。高洁同志直接回文协了。到前线剧团的是滕忠勤、于钖芝、刘兰英和陈志昂,共四人。从此,在我们的生活中,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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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支少年文艺队伍的成长,与党和人民的关怀、培养是分不开的。胶东区党委、各救会、青联的领导人林浩、林一山、张修已、林江等同志,经常给孩子们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讲革命道理,讲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工会的英勇事迹,海外部长陈迈千同志给孩子们上过音乐课,都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孩子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王顾明、王文俗、高民等同志,给孩子们系统讲解《社会科学概论》、《列宁主义概论》、《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等著作,并且经常和孩子们谈心,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

  这里特别应当说说王顾明同志。尽管最后的半年她已经调离,但孩子剧团的主脑和核心,毫无疑问应当是她,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她比我们大几岁,现在想当时也不过是20几岁的姑娘吧,然而她却赢得了我们每个孩子的尊敬和挚爱。她不仅以优异的天赋指导着我们艺术实践,而且以一种女性的温柔与细腻,引导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学步。她从来也不老气横秋地板起面孔来教训人,总是以平等的态度,体贴的心情,与你亲切交谈,勉励你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大胆地开展工作。她爱孩子们,所以孩子们也爱她。她把自己的心交给大家,所以也赢得了大家的心。那时候,大家全都是彼此十分友爱的,剧团里流行着一首歌,歌词是——

  当我们同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当我们同在一起,

  其快乐无比。

  你对着我笑嘻嘻,

  我对着他笑嘻嘻,

  当我们同在一起,

  其快乐无比。

  这大约是一首外国儿歌,歌词有点简单,但却恰好表现了我们之间那种单纯的友谊关系,所以大家时常兴致勃勃地唱它。那时候,也时而有人淘气过了头,或相互间闹点小别扭,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一套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赤诚的团结,无私的友爱。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1941年,孩子剧团第一次去东海区演出时,年龄最小的团员徐非光病了,发烧到39度多,李平和王一这两个身体比较强壮的大孩子轮流背着他,走了几十里路。后来,和剧团同路的胶东妇联主任王大同志发现了,让徐非光趴在她的马屁股上,就这样连背带驮,终于把他带到了目的地。

  十几岁的孩子,求知欲正旺,所以剧团内读书之风很盛。胶东是一个四面濒海的半岛,水上远输四通八达,虽然在日寇封锁下,仍能利用帆船从上海、香港等地运进大量新书。据我了解,任何一个解放区都没有胶东这样“门户开放”。这种情况大大便利了我们的学习,因而使我们避免了陷于闭塞和固陋.我们不仅可以读到凯丰同志在延安编译由中国出版社在“孤岛”上海出版的多卷本《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可以读到复社编印的《鲁迅全集》和《西行漫记》以及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我们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音乐书谱,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剧团的孩子是思想活跃,耳聪目明的。1941年孩子剧团第一次到东海区时,正遇上地委机关举行时事讨论会,讨论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国际形势。剧团派出一名个子最小,年龄也比较小(13岁)的于乃昌同志(离休前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去参加讨论。他在几百人出席的大会上侃侃而谈,旁若无人。他的幼小和他的辩才引起双重的惊讶,留下了经久难忘的深刻印象。当时,团内很多孩子都在练习写作,写诗的,写小说的,写剧本的,作曲的,绘画的全有。陈志昂办了一份手抄的杂志《春草》,发表大家的习作。从这种练习中,也的确产生了一些真正有成就的文艺人才。

  少先队和孩子剧团好像一所学校,不仅培养出一些专业文艺人才,而且为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各类干部,其中有党政军领导干部,工厂企业领导,文化部门的行政干部等。他们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从首都中央机关到遥远的边陲,到处都有当年胶东的红小鬼在活动。现在,他们大都已经离休,但不少人仍在为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供献自己的余热。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当年孩子剧团的女团员木列尔这样说:“那遍地烽火的动荡岁月,本身就是一座大学校,教育和锻炼着我们,民族仇,阶级恨,促使我们参加革命,并不断追寻革命的真理,追求共产主义,追求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真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摘自给陈志昂的信件)她的话,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

  (原载《胶东风云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题为《在革命摇篮里长大》,后又屡经补充改写,现在重新发表)

  后记:这篇东西是80年代初应约而写的,当时烟台市委组织编写《胶东风云录》一书,到北京来组稿,王顾明同志邀请全国各地健在的孩子剧团成员20余人来京,座谈了几天,有些同志并写了回忆文稿,最后由我执笔(署名阿阳)写成《在革命摇篮里长大》一文,收入《胶东风云录》一书。后来我又根据所得的材料不断补充订正,改题《生长在红星旗下》。这是关于胶东孩子剧团最可靠的文献,但一直没有重新发表。现在网上流传的有关孩子剧团的网文,有的取材于我的文章,甚至因袭我的文字;有的则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所以重发这篇文章有助于厘清事实,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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