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的错误
1949-1956年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有一定的削弱。这种削弱是由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方面，对那些没有放弃破坏活动的人民政权的阶级敌人，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言人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修正主义集团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削弱了工人阶级政党和群众的联系，以及破坏了党的普通成员和领导之间的统一。
丧失警惕是由于对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特殊条件估计不足。同欧洲其他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匈牙利 1945-1948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用和平方式取得的。这使匈牙利人民避免了流血和许多痛苦。但同时也给资产阶级带来了一些好处。尽管他们政权的经济基础已被消灭，但他们得以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加之，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已经经历了一次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那时，他们除了发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满腔怒火之外，也学到了同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阶级敌人提高警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但是，1948年以后，在我们党内和工人阶 级内部有一种情绪就占了上风，似乎我们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已经同苏联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做到的一样。然而苏联和中国的革命经历了长期的、十分尖锐的国内战争。”①
在此期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部分领导人（拉科西·马加斯，格罗·埃诺等）骄傲自满，认为政权既然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那么争取群众的日常工作就失去了以往的意义。结果，与匈牙利人民在 1949-1953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拉科西的个人迷信蔓延开来，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错误，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和党与工农的相互关系中的不健康现象。卡达尔·亚诺什总结说：“取得政权以后的骄傲自满，会给党造成极大的危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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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达尔·亚诺什：《论文演讲集（1957-1960年）》，俄文版，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第53页。（Яношкадар，Избранныестатьииречи（1957---1960годы），Госиолитиздат，1960，стр. 53）
②卡达尔·亚诺什：《论文演讲集（1957-1960年）》，俄文版，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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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纪念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提纲对此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拉科西起初是容忍个人迷信，接着就自己也开始鼓励个人迷信，犯了越来越大的错误。他的活动破坏了党内统一，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在错误被揭露以后，他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错误，而且还阻碍纠正这些错误。拉科西缺少改正这些错误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勇气。他的这些活动助长了修正主义的蛊惑煽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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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代史和现代史》，俄文版， 1959年，第1期，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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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国家经济孤立政策的倾向。这是对苏联经济政策的机械模仿。在匈牙利，既没有这种必要（鉴于有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条件），也没有象苏联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这种要求国家完全自给自足的错误倾向造成了新的经济困难。
党和国家领导人不适当地，过分地提高了工业发展的速度，这就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由于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成绩，在1951年重新审定这个计划时，毫无根据地提高了计划的指标。如，整个工业生产原来拟定应当增长86%，经修订改为200%；机器制造业原定增长104%，改为280-290%；农业生产从增长42%改为50-55%；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增长35%改为50-55%。
重新审定的五年计划是不现实的，以致使国家的经济发展遭到很大困难。1951-1953年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而以后几年中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落后于计划指标。
农业管理机关破坏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列宁主义原则，这就必然要危害工农联盟，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常常违背自愿的原则；在向国家交售公粮方面也有错误，破坏了革命法制；对中农和富农采取了一些过火行动；对播种面积和义务保险实行了不必要的硬性规定。所有这一切都使个体农民提心吊胆，使合作化的思想在他们心目中失去了威信，阻碍了合作化运动在国内的发展。与此同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和政府否定了这样一个原理，即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可能而且必须切实提高农业生产。
1953年6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揭露了党的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错误，并指出了纠正的办法。但是为纠正错误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或者是错误的。一方面，让纳吉·伊姆雷在克服缺点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他在这之前就已经表现出修正主义倾向，并企图继续削弱人民政权和降低党的威信；另一方面，拉科西和他手下的人迟迟不肯公开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结果，在1953年6月-1956年7月期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的政治路线发生了剧烈的摇摆和极大的偏差，这对匈牙利广大劳动群众的精神面貌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利用了改正错误的迟缓和与之相联系的群众的不满，来破坏人民民主政权的威信。
西方帝国主义是匈牙利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人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力量同国内外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进行的。在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期，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极尽其反革命之能事来颠覆这些国家的人民政权，削弱他们的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中的威信。
1948年11-12月，在布达佩斯提出了一项诉讼案，揭露马奥尔特匈美石油股份公司的破坏者。这个公司是美国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派生企业，匈牙利的石油生产完全被它控制。
1948年8月，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和保安机关开始注意到，匈牙利奇缺的原料——石油的开采量急剧下降。1945 年1月，即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期，匈牙利境内的石油日产量，以利什佩伊油田为例，平均为二千一百四十五吨，而到 1948年6月下降到一千二百九十二吨。据专门调查揭露，石油产量的急剧减少是马奥尔特公司的领导蓄意破坏造成的。原来，马奥尔特公司的美国领导命令式地向公司的匈牙利行政当局提出，要逐渐缩减以致完全停止匈牙利的石油开采。对此，远隔重洋的大财主们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企图。据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上层人物承认，“既然匈牙利处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内，提高它的石油产量就是不允许的。我们的目的是把石油保存在地下，一直到匈牙利政治制度得到改变，能保证美孚石油公司开发油田并给公司带来利润的时候为止。”这番话是他们对马奥尔特公司美国董事长的“训示”。
人民匈牙利的法庭依法惩处了匈牙利人民的敌人。
1949年初，揭露了以红衣主教明曾蒂为首的教权主义分子反对共和国的阴谋，这个阴谋是由美国统治集团操纵和支持的。从诉讼案的材料中可以看出，1947年6月红衣主教明曾蒂曾到过美国，在那里会见了已故查理·哈布斯堡的妻子和这个王朝的残渣余孽奥托·哈布斯堡。同时还举行了明曾蒂和美国红衣主教斯佩尔曼的会晤。在会谈中达成协议，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正统组织，以推翻匈牙利的共和制。明曾蒂回国之后，立即着手建立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脑除明曾蒂外，还有巴拉尼亚伊·尤斯金，齐拉基·约瑟夫以及其他拥护君主制度的人。以后获悉，这个正统主义组织的首脑同美国驻布达佩斯公使塞尔登·切平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匈牙利的教权主义分子通过美国公使恳求美国有影响的集团对推翻匈牙利的共和制给予援助，直到采用武力援助。
在匈牙利天主教会的首领“主教大人”的鼓励和指导下，君主主义者对于实现他们的罪恶阴谋是那样充满信心，以致拟订了他们所设想的政府成员的名单，以便取代即将“倒台”的共和国政府。他们曾打算，在由外来的军事力量武装推翻共和国以后，明曾蒂将亲自担任国家临时首脑，统治全国。但是君主主义者的反革命计划遭到了彻底的破产。阴谋被揭穿，阴谋的参与者受到了制裁。
1951年10月，美国国会使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合法化，并将其定为国策。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在国家的实际工作中前所未见的法律。这项法律允许政府花费一亿美元，用于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进行破坏活动。此后，美国国会每年都一次又一次批准增加千百万美元，用以收买间谍和破坏分子，供养被美国情报机关选用的人员，利用他们去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形形色色的匈牙利反动侨民组织，过去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 靠这些经费来维持的，如“匈牙利民族委员会”，“旅美匈牙利人同盟”等。这些组织的目的都是要推翻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
在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斗争中，美帝国主义者极其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用美国国会议员的话来说就是“心理战”。1951年春天，美国制订了所谓“向世界共产主义发动政治进攻的纲领”，其中特别规定要培养专门人材以“领导反击战，进行宣传，从事破坏并渗透”到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中去。
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伙，针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形成了广泛的反匈宣传，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的国家制度，败坏匈牙利政府政策的声誉，对抗国内实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匈牙利人民中散布对苏联的不满和敌意，支持新制度的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
帝国主义者通过使用大量的电台，用气球散发传单，由驻布达佩斯的外交使节散发资产阶级书刊，以及其他各种办法不遗余力地吹嘘“西方文化”、“美国生活方式”、美国工业和技术成就、“美国军队和空中力量的强大”。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匈牙利人民对“美国生活方式”产生好感，另一方面是用美国的强大吓倒匈牙利人民，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破坏性宣传中的一种形式是散布形形色色扰乱人心的谣言（例如，货币贬值、提高税收等）。帝国主义宣传最流行的形式是对苏联、对整个和平阵营和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进行直截了当的诽谤。
在对人民匈牙利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诽谤和破坏活动中，帝国主义者让“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两个电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连续好多年，“美国之音”每天都用匈牙利语播音十四次，这些广播的主要任务是用虚伪的报导蒙蔽匈牙利听众和宣传资产阶级观点。可是，这还嫌不够。1951年2月，新的强力电台“自由欧洲”开始播音了。这个电台设在紧靠东欧各国的慕尼黑。
从那时起，“自由欧洲”电台已 经用各种语言，其中包括匈牙利语，连续播音几年了，它号召推翻人民民主制度，进行武装斗争，采取恐怖行动等等。匈牙利语广播节目是在逃往国外的匈牙利叛徒、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最积极的参与下拼凑起来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自由欧洲”电台专门为匈牙利组织的、名为“自由匈牙利之音”广播节目，是在1951年10月6日由德热菲·久洛伯爵宣布开始播音的。这个人是匈牙利反共和国阴谋的参与者，曾经对法西斯德国赞扬备至。他的继承人是霍尔第的外交官格列尔特·安多尔。“自由欧洲”电台的原工作人员、匈牙利演员马罗希，由于大赦在1956年回到匈牙利。他说，匈牙利专题广播的编辑中有许多人是前箭十字团报纸的工作人员。全部播音工作都是由美国人领导的。
在唆使匈牙利人民进行武装暴动的同时，“自由欧洲”电台的领导者加紧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的组织工作。“自由欧洲”电台在靠近匈牙利边境的地区建立了一个指挥所。这个指挥所有强力的无线电发射机和无线电接收机。全部工作人员都忙于收发由这个指挥所在匈牙利的奸 细送来的情报。
纳吉·伊姆雷修正主义集团的破坏活动
在匈牙利发生反革命叛乱前的一个时期，敌台的主要力量放在支持纳吉·伊姆雷修正主义集团的活动上。窃据党和政府要职的纳吉·伊姆雷和跟着他走的一伙一呼百应的叛徒，反对人民民主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反对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纳吉及其同谋者企图阉割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内容，贬低党的作用。他们蔑视人民代表会议，同时又去讨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纳吉·伊姆雷贬低党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同时又突出地强调加强非党的爱国人民阵线的活动。纳吉破坏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不是把爱国人民阵线当作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而是竭力要把这个阵线变成独立的政治组织。纳吉提出，在爱国人民阵线内要采取以个人身分参加的方式，并给爱国人民阵线提出这样一些任务，使它首先凌驾于地方人民代表会议、青年组织、工会之上，而后凌驾于工人阶级政党之上。按纳吉的主张，不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而是非党的爱国人民阵线应当成为国家自由、独立和主权的主要支柱。这样，纳吉在其同伙的支持下，顽固地坚持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还企图修正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民主集中制。这个集团的成员想在党内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使党的领导作出的决定不是党的所有组织都必须执行，而是每个组织都有权对党的上级机关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提出讨论。纳吉·伊姆雷自己就多次反对党的最高机关的决定。
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上也持有机会主义观点。他们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列宁主义原则，竭力破坏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纳吉·伊姆雷无视生产和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及成本不断降低的作用和意义。纳吉利用他在不同时期所窃据的国家领导职位，力图中断一系列重要工业项目的建设。他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还表现在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上。在纳吉看来，在人民民主条件下，似乎扩大再生产是农民的个体商品经济的典型特征。列宁主义认为，小农经济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纳吉及其同伙则坚持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个体农民经济同生产合作社一起也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也在建设社会主义。纳吉把个体中农经济的繁荣和消费合作社的发展看做匈牙利农村的未来。同时，他千方百计地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进行全部农业生产活动是不适宜的。除此而外，纳吉断言，农民应该保留自己的世界观，不必与无产阶级一致。
不难看出，这种“理论”会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散布这类观点的结果使1954年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不仅减慢，甚至有些倒退。可是，富农却有抬头，他们又重新靠损害小农和中农的利益大发横财。纳吉·伊姆雷的实践活动完全是由上述“理论”指导的。1955年4月，《自由人民报》在评论他这些活动时曾写道，纳吉·伊姆雷“由 1953年7月他发表政府声明的那一天起，就起劲地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动农民退出生产合作社。”
纳吉集团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在1953-1955年纳吉·伊姆雷担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纳吉及其同伙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目的是反对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的这些活动阻挠了匈牙利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纳吉集团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公开依靠城乡的中间阶层。富农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称纳吉为“自己人”，这不是偶然的。
纳吉同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竭力用匈牙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来掩盖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的背离。纳吉是这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性”的：比较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似乎同国家的惩治职能不协调，因此这些惩治职能应当取消。由此产生了纳吉的“九百五十万匈牙利人的心一致跳动”和“统一的匈牙利民族文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论”。诸如此类的理论使小资产阶级圈子里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活跃起来。某些匈牙利文化工作者歪曲地描写匈牙利国家的过去，把过去的政治活动家说得完美无缺。匈牙利报刑常常刑登鼓吹民族主义精神和企图恶化匈牙利同邻国关系的文章。纳吉集团借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匈牙利道路”，得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共产主义”的结论。他们宣扬民族主义观点，从而站到反对苏联的立场上去了。
纳吉——洛松奇集团的机会主义观点，还扩散到匈牙利的一部分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中间去了。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正是在匈牙利文化界那些还受着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束缚的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纳吉·伊姆雷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他1953年夏季讲话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对小商品农业的赞扬，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低估和否定，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匈牙利文学中越来越风行。在一系列作品中明显地贬低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成就，贬低了人民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伟大成绩。在书店里，那些充满悲观主义、灰色情调和歪曲匈牙利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多。
匈牙利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修正主义
在纳吉-洛松奇集团的影响和支持下，在作家中逐渐形成了以杰里、泽尔卡、阿采拉和加伊等为思想首的反党宗派集团。1955年底，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团的六个成员和两个书记示威性地辞掉了主席团的工作。辞职后，这个集团在反党活动中滑得更远，竟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备忘录。他们在备忘录上征集签名在党外广泛讨论这个文件，这是对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粗暴践踏。杰里——泽尔卡——阿采拉集团的主要火力集中反对党在文学领域中的领导。这些作家在党内要求特殊待遇和特殊地位。
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尤其是指
向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党的队伍的统一，宣传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观点。一些匈牙利文化工作者热衷于高谈阔论，他们以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的虚伪号召作掩护，开始对“一般”的民主自由发表烦瑻而抽象的议论，把这些“自由”看成是某种脱离现实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概念。
一些文学家诬蔑匈牙利人民，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描绘成被禁止独立思考和积极参加国家管理的人。所有这些表演的共同特点是，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崇拜。
反党集团的成员所以要歪曲匈牙利的现实，是为了便于提出必须根本改变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问题。匈牙利报刊杂志上提出这种要求的文章越来越多（特别是1956年的夏、秋两季）。
各种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观点的传播者懂得，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口号会遭到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反击，所以他们就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利益”、“民主化的过程”的词句来蒙蔽群众，把自己装扮成“列宁思想的拥护者”，似乎他们是结合匈牙利的条件贯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一点在1956年匈牙利各种科学部门和其他机关举行的无数次辩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1956年6月底关于出版问题的辩论尤其嚣张。这次辩论是1956年反革命叛乱 准备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裴多菲俱乐部组织的。
裴多弄俱乐部成立于1955年，曾在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范围内活动。它的宗旨是宣传政治知识和讨论匈牙利当代形势中最重要 的 问题。1955年底，尤其是1956年夏，纳吉——洛松奇集团开始利用这个组织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于是，在这个组织的会议上开始经常出现反动作家和其他敌对分子。正是这些宗派分子一次又一次地给当时进行的辩论定了调门。他们发 表 各种“耸人听闻的”声明，企图把国内舆论引入歧途，从那些动摇分子中，主要是从青年中，为自己招募信徒。各种辩论常常通宵达旦；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讲演厅里，一些讲演者一再否定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鼓吹进行新的革命，等等。这些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故意夸大和歪曲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的影响。同时，他们闭口不谈，甚至抹煞了匈牙利人民在近十年中取得的革命成果。此外，这种所谓“自由”辩论的性质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伙伙有组织的反党反民主分子不许别人发表对他们不利的不同观点。事情常常发展到进行挑衅式的个人攻击。杰里、塔尔多什和裴多菲俱乐部辩论的一些其他参加者在贬低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建议来消除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那些缺点。
类似的修正主义的反党演讲在其他辩论中也有。在经济学家的辩论中，许多参加者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一般来说是否会给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损失，表示怀疑。在历史学家的辩论中，一些演讲者否定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的成就，他们甚至讲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破产”。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匈牙利报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斗争得很不得力。不仅如此，一些报刊和文化部门，如《文学报》，文化人民出版社等，本身就成了资产阶级观点的传播者。某些思想混乱的文章甚至被塞进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
不论是外国帝国主义集团，还是国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在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中，都利用了被他们千方百计地夸大了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所犯的错误。
1956年7-10月匈牙利国内的政治形势
1956年7月召开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形分析了国内形势，并通过了纠正错误的一系列重要决定。撤消了拉科西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把他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改组了党的领导：补选了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和其他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成员。
国内外敌人害怕匈牙利党和劳动群众会用自己的力量改正错误以及在国内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在1956年夏天和秋天开始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活动。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时国际帝国主义正在制造新的国际紧张局势。英法统治集团正在准备发动对埃及的战争，美帝国主义也急于实现它在东欧“排挤共产主义”的计划。
在这种条件下，纳吉——洛松奇集团更加疯狂地破坏匈牙利工人阶级政党队伍的统一和人民民主制度。纳吉——洛松奇集团对党的前领导提出的批评超越了党内生活的界限，他们故意把那些反动分子吸引到这方面来。
1956年10月，匈牙利内部反革命势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得以在一段时期内中断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创造性的和平劳动。
第九章1956年秋反革命乱的失败。反革命叛乱后果的消除（1957年）
1956年10月23日-11月4日的反革命叛乱
1956年10月底-11月初牙利发生的事件吸引了全世界舆论的注意。在这些日子里，反革命势力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侵略集团的直接峻使和支持下，妄图实现反革命政变，摧毁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把匈牙利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并把它变成准备进行反苏和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战争的桥头。
由于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劳动人民中已经深入人心，反革命分子就利用社会主义、民族独立和平等的口号掩盖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最初，他们主要谈论改正错误，“民主化”，“权力分散”以及同苏联平等友好等言词。
反革命分子想以这种欺骗手段取得群众的支持。但是社会主义“保卫者”的面具很快就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面孔上被揭了下来。
事态的发展表明，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早就准备叛乱。他们有自己的领导中心，他们为政变准备和部署了力量，指派了抢占军火库的人员，确定了进攻目标等。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报纸相当坦白地承认，匈牙利事件是经过国内外反动派长期精心准备的。原美国情报机关头子艾伦·杜勒斯公开承认，关于匈牙利事件他事先早已“知道”。
早在1956年10月23日，当布达佩斯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时，反革命地下组织的头子把事先组织好的武装小组派到街上，在群众中制造混乱。匈牙利公安部队，在根据华沙条约驻扎匈牙利的苏联军队的帮助下，于10月25-26日摧毁了主要的几股叛乱分子。这时，在政府和国家领导机关中，以10月24日就任总理的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为代表的投降变节分子，又急忙跑出来帮助叛乱分子。这些投降分子玩弄同叛乱分子“和平谈判”的花招，使反革命能够从西方得到法西斯部队的增援和一批又一批的武器，在外地猖狂开展活动并集结力量。
反革命分子从监狱里放出并武装了大约九万五千名杀人犯、强盗、小偷和大约三万五千名战犯、间谍、人民的敌人，他们立即加入了叛乱分子的武装力量。同时，纳吉·伊姆雷，遵从叛乱分子的意志，宣布解散为人民政权坚决战斗的公安部队。这个叛卖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抗击反革命势力的力量。
在反革命叛乱期间可以清楚看到，没有进行严格的个别审查而大批地吸收党员，是一种不健康的和有害的现象。事实证明，在九十万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中，除了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有觉悟的数十万名代表以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具有小资产阶级信念的不坚定分子，他们在斗争困难的时刻动摇并离开了行列，因而削弱了党。党内还有不少追名逐利之徒，随风转舵的变色龙，甚至敌对分子。反革命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辱罵党，诋毁党。在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修正主义集团的压力下，10月最后几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实质上已经瓦解，这使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陷于瘫痪、迷失方向。与此同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党派和组织，它们毫不掩饰自己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敌意。最初建立的党派之一就是由过去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党”，这是“反革命势力反对工人阶级政权的最危险的政治举动”①。这个举动的目的是“分裂工人阶级，重新挑起自相残杀的战争，阴谋以此做为反共进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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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达尔·亚诺什：《论文演讲集（1957-1960年）》，俄文版，第90页。
②卡达尔·亚诺什：《论文演讲集（1957-1960年）》，俄文版，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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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匆匆忙忙地建立了许许多多党派和组织，用形形色色假民主的名称伪装起来，诸如“民主人民党”，“匈牙利争取独立人民党”，“匈牙利革命者党”，“匈牙利革命青年党”，等等。在叛乱期间，仅仅在首都的一个区里就出现了七十四个政党。这些政党的目的，仅用下列事实即可雄辩地说明：“匈牙利革命者党”要求把总理位置给予被叛乱分子从监狱中放出来并号召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秩序的红衣主教明曾蒂。
反革命势力到处建立“革命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来代替人民政权机关。这些“委员会”在各企业、各部、政府和国家机关等逐一建立起来。其中大多数都被反动分子所操纵控制。
同时，纳吉·伊姆雷政府的成员不断地变换，越来越向右转。10月末，苏军司令部根据纳吉·伊姆雷政府的请求把苏联军队撤出了布达佩斯，此后，反革命活动就更加猖狂。
侨居国外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这些天的活动异常猖狂，这表明纳吉政府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什么政治力量将攫取匈牙利的领导权。这一时期，逃往“自由世界”的形形色色的垮了台的匈牙利政客，在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了五花八门的声明。连以前在西方大国庇护下逃脱了匈牙利人民正义制裁的老朽法西斯独裁者霍尔第也大喊大叫起来。资产阶级制度的卫道士、小农党前首领纳吉·费伦茨、瓦尔加·贝洛等也表示愿意为叛乱分子效劳。在维也纳成立了所谓“匈牙利委员会”，其使命是为叛乱分子提供援助。奥托·哈布斯堡、法西斯首相贡伯什的儿子和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其他代表人物也都从阴沟里爬了出来，鼓动反革命暴乱。
匈牙利国内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也拼命抓权。过去占地达数县之广的头号大地主艾斯泰尔哈吉·帕尔也在布达佩斯定居下来，并恬不知耻地夸耀他的长远政治规划。
是谁掌握叛乱的军事政治领导权这一点也很说明问题。除了纳吉——洛松奇修正主义集团外，还有前霍尔第基干军官马莱特尔·帕尔（后以叛国罪处决）；前霍尔第军官基拉伊·贝洛（叛乱平定后逃往美国）；前匈牙利密探局和罗马尼亚密探局密探、奸细都达什·约瑟夫；前霍尔第检察官李托梅里斯基·佐尔坦上校；前大臣、箭十字团分子梅什科·佐尔坦和萨克马里·埃米尔；霍尔第的将军、战犯奥德斯卡尔希·彼德公爵、阿尔马希·帕尔伯爵、塔卡奇—托尔瓦依·约瑟夫伯爵，等等。
西方列强帝国主义集团公开教唆和支持叛乱分子。例如，英国驻布达佩斯武官就公开充当叛乱分子军事首脑们的“顾问”。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向叛乱分子提供无线电发报机，以便同“自由欧洲”电台联系。以报社“记者”等身分作伪装的美国和英国特务直接指挥叛乱分子的行动。
叛乱分子得到用美元生产的武器、弹药、药品等。
匈牙利西部边界安全措施早已取消，这便利了形形色色外国特务潜入匈牙利，而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的最初几天，更是为敌视匈牙利人民的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匈牙利白色恐怖猖獗之时，西德匈牙利侨民组织的活动也嚣张起来。他们召开各种会议，为反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筹募资金。
匈牙利反动侨民在他们的另一个中心萨尔斯堡（奥地利）也加紧了活动。这个中心从准备行动转向直接援助反革命分子。所谓的“匈牙利办事处”采取了紧急措施向匈牙利派遣拥护霍尔第制度的“迁移人员”。
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建立了维也纳——布达佩斯“空中桥梁”，向匈牙利居民运输国际红十字会的“捐助”。实际上，这座“桥梁”被广泛利用来运输武器、弹药及成百成百的霍尔第军官和士兵。
反革命分子企图推翻匈牙利的 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大国的帮助和干涉上。叛乱分子和西方大国的关系之密切，用《新闻报》发行人的声明就足以说明，他证实，叛乱分子“制订了详细计划接应西方的伞兵，并把此计划提交给某些外交使团”。
甚至美国报纸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统治集团对挑起匈牙利流血事件负有重大责任。例如，《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的社论《罪责在我》题目就一语道破了这个问题。社论直言不讳地责难美国的教唆者，说他们引起了匈牙利暗藏的反革命的“幻想”。这家报纸说：“我们的宣传，不管我们打算怎么好好进行，还是给他们造成了这种印象：美国人就要来了。”
推翻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失败以后，地下反革命组织的许多成员逃亡西方，他们公开宣称，当他们拿起武器的时候，曾满有把握地指望得到答应过他们的军事援助，指望西方大国以武力支持他们的叛乱。
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分子充当了反革命的急先锋， 提出了“纯粹的民主”、“人人都有民主”的虚伪口号，以此号召进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公开斗争。修正主义者及其同伙的伪善口号造成了什么后果?反革命肆无忌憚地镇压共产党人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保卫者，这种猖獗的白色恐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强占《自由人民报》编辑部的武装匪徒，于1956 年10月26日发表专门公告，号召迫害共产党员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反革命匪帮的头子们发出如何“猎获”每一个牺牲品的各种指示。组成了专门的小分队，负责在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住宅的门上做记号，以便暴徒们来干他们的卑鄙勾当。
10月30日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捣毁党政机关。布达佩斯第七区党委会的建筑首先被捣毁，接着反革命分子又向共和国广场上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市委会的大楼发动进攻。暴徒们扫射大楼之后，冲了进去，对当时在场的党员干部和公安人员进行了野蛮的镇压。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受尽凌辱和折磨之后，被绳子倒吊着从大楼凉台上放下来。其余人被拖到街上，吊死在路灯上。
肆无忌憚的匪徒大规模屠杀工人、职员和一切反抗蹂躏的人。有些人被杀害，只是因为他们穿着发给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黄皮鞋。反革命分子使中世纪和希特勒独裁的黑暗时期旧景重现，他们捣毁书店、图书馆，焚烧了成千上万册图书。
叛乱期间，在法西斯恐怖下牺牲的有：布达佩斯党委会书记梅焦·伊姆雷，切佩尔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工人卡拉马尔·约瑟夫，军事历史博物馆馆长西克拉伊上校，阿斯塔洛什上校，帕普炮兵上校，科苏特奖金获得者、金属旋工鲍尔达什，党校教员拉卡托什，检察长沙尔卡迪以及其他许多忠于职守的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据叛乱平定以后的调查，全国到11月4日落在反 革命手中，即将被处决的爱国者有三千人左右。当时全世界进步报刊登载了无数通讯和照片，揭露匈牙利法西斯匪帮的骇人听闻的兽行。
在1956年10-11月那些令人焦虑的日子里，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农民表现如何呢？
匈牙利工农基本群众抗击反革命
大多数工人坚决站在捍卫人民民主制度的立场上，没有支持反革命。匈牙利的真正爱国者就是在反革命似乎已经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时，仍然奋不顾身地反击法西斯分子。在米什科尔茨、京杰什和其他城市，武装的工人给予反革命匪帮以强有力的反击。
首都的大部分工人仍然忠于人民政权，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但是，由于军队和警察领导机关中的纳吉分子的叛卖，工人无法得到武器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在他们能够得到武器的地方，他们就坚决挺身而出，捍卫人民民主的成果。例如布达佩斯第三、第十、第十二区的情况就是这样。
可是工人中某些阶层和团体却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反革命的煽动。
上面已经提到，最近几年有相当大一批原特权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人物渗入工人阶级内部。叛乱期间他们以“工人”身分站在反动派一边。匈牙利报刊登载的材料说明，仅从1949年到 1954年，进入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队伍的，就有二十万人来自农村，七万五千人来自小工业，十一万人原来什么工作也没有。1953年初，在九万三千名工人中所作的调查表明，有37.2%的人在1949年还不是工人。这些人有很多人在旧社会处于特权地位，只是由于旧制度垮了台，他们才不得不当工人，他们保留了私有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他们觉得有可能恢复旧秩序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到反革命一面去，而以“工人”的身分进行活动。
应当指出，在1956年10-11月的日子里，在一些失去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工人阶层中，也出现了某种消极和惊慌失措的情绪。部分工人没有足够广阔的政治眼界，染上了小市民习性，囿于各种偏见，而被纳吉——洛松奇叛徒集团所蒙蔽。
但是就整体来说，匈牙利工人的基本群众没有跟反革命走。事态表明，甚至是初期受敌对宣传的影响而站在反动势力一边的那一部分劳动人民，当他们看到当时形势的全部危险性时，也逐渐转到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革命力量方面来了。
绝大多数农民也没有支持反革命。匈牙利农民知道，国内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应归功于人民政权和共产党，他们对此是非常感激的。此外，农村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比城市居民容易判断发生的事件。在城市，部分劳动人民被反革命分子的虚伪保证所蒙蔽，似乎他们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过火行为”、“错误”等等。而在农村，相当快就真相大白了。某些乡村里原来的地主又露面了，要求收回1945年被剥夺的土地，而原来的宪兵、乡长、警察局长等又开始夺取政权。这些情况刚一发生，农民立刻就明白了事件的真实意义。许多乡村的农民理解到，问题不是“纠正错误”，而是要恢复剥削制度，于是他 们就拿起大铁叉、长镰刀，能够弄到火器的地方还拿起火器，把这些代表旧制度的不速之客撵走了。尽管反革命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匈牙利农民还是保存了大部分农业合作社，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
反革命依靠谁呢？
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旧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率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部分动摇的知识分子、青年中的个别阶层，还有一些堕落分子。
11月初，匈牙利局势变得异常严重。全国一片混乱。工厂企业、公共交通、国家机关都停止了工作。布达佩斯、米什科尔茨、吉厄尔、德布勒森以及匈牙利其他大城市都处于瘫痪状态。
反革命撕下了假面具，不顾一切地摧毁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
纳吉·伊姆雷政府叛国活动的顶峰是公开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直接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请求援助。这时，国内外反革命都庆祝自己取得了胜利。
反革命的失败
但是，反革命分子高兴得过早了。匈牙利人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能够捍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力量。1956年11月4日，成立了以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卡达尔·亚诺什、明尼赫·费伦茨等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它积极抗击反革命和法西斯。革命政府公布了自己的纲领，规定坚决纠正前国家领导所犯的错误，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成果，使匈牙利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继续前进，迅速地、显著地提高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
坚强的共产党员们通过改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它的主要任务是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紧密合作，共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革命政府号召一切拥护人民民主制度的人，首先是共产党员、工人、矿工和农民、知识分子的优秀儿女，支持新政府为反击法西斯和反动派所采取的措施。同时，工农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匈牙利人民镇压反革命叛乱。
苏联政府履行了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意帮助匈牙利革命力量粉碎反革命势力和恢复国内秩序。由于匈牙利革命力量和苏军部队的协同行动，拚命挣扎的反革命力量被镇压下去了。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反革命叛乱原因的分析
人民匈牙利的内外敌人一直在 千方百计地企图歪曲1956年10-11月事件的真相。他们的挣扎毫无用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12月全会（1956年）和2月全会（1957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1957年6月）以及后来党的一些决议，都对国内发生的全部事件做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
1956年12月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出，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是由四个同时起作用的因素引起的：
一、国际帝国主义对挑起10-11月事件，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极力想推翻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来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在欧洲制造战争策源地。
二、准备和进行叛乱的基本力量是匈牙利法西斯和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他们在匈牙利国内和国外都进行了猖狂活动。
三、在1956年秋季的悲惨事件中，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修正主义集团的叛卖活动起了恶毒的作用，他们以企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开始，而以公开的阶级叛卖和投向反革命资产阶级阵营而告终。
四、爆发反革命叛乱的原因之一是以拉科西·马加斯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国造成了严重后果，因为它们破坏了国家经济政治的正常发展，促进了有利于国内外反革命猖狂活动的环境的形成。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12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成了党同1956年事件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和涣散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了党为团结社会主义力量和彻底消灭反革命而斗争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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