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苟坝会议毛主席被否定，不应忽略“要到四川绕一个圈”

　　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长征》，已经追剧到大渡河了。

　　看到现在，初步感觉这是关于长征不可多得的史诗剧。此剧好就好在尊重真实的历史，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对毛主席艺术形象的塑造，还有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戏匠心独运，情节和对话合情合理，有比较准确的表现和深层理解，看后颇受启发，可以成为党史军史教科书的影视辅助。

　　但看到苟坝会议一节后，感到对毛主席被否定的原因，不应忽略他提议“要到四川绕一个圈”这个因素。这是毛主席自己讲的历史，也是后来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等能够成为共识的关键环节。离开这个因素，对那么多领导者一致反对和毛主席的执着坚持，就难以表现得更合理、更深入。

　　下面，根据史料和第一见证人的回忆，尽量还原苟坝会议前后的一些细节，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得到更多教益。

　　1935年3月5日，遵义大捷后毛主席率中央红军主力西进，准备在运动中歼灭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两次诱敌设伏都没成功。

　　3月9日晚，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根据蒋介石意旨下令，要在遵义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部署了两套方案：[1]

　　第一套方案：如果红军正面攻击周浑元纵队，周纵队可引红军到桑树湾本阵地以求决战，并把红军仰留拖住，以俟各纵队到达。10日，吴奇伟纵队从开始转移兵力，欧震师进至大渡口，梁华盛师进至息烽；11日，唐云山主力配置茶山关、大渡口线及懒板凳、刀靶水各地，余一部随纵队前进，韩汉英师守备黄沙河、六广渡、鸭池河外，其余集中在大渡口、刀靶水一线，等待命令逐步向遵义城推进，如果遵义城没有红军则向鸭溪前进；孙渡纵队在原地构筑工事候命，进至打鼓新场以西地区，相机向西窜红军腰击；王家烈纵队除一部仍守西安寨、打鼓新场一线外，主力相机向红军腰击，务必与周浑元纵队取得联络。

　　这是一个总动员。周浑元纵队在北线桑树湾阵地拖住红军，吴奇伟纵队从南线和西南方向推进，滇军孙渡纵队在西线构筑工事堵截。川军郭勋祺师正从东北方向推进。值得注意的是，黔军王家烈纵队，处在中央红军主力西侧，在蒋介石对红军大包围圈中间，各路部队攻击的交汇之地。

　　第二套方案：如果攻击周浑元纵队系佯攻部队，红军攻击的主要方向不是周纵队，红军主力将同时循打草场、具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此时，应由周浑元、王家烈两纵队不失时机急起夹击，吴奇伟纵队进至乌江北岸后即取捷径向红军蹑追，孙渡纵队仍进至打鼓新场以西地区腰击红军，务必歼灭红军于赤水河以东以南地区。

　　第二套方案基于红军对周浑元是佯攻，实则向西突围。他们预计红军向西的路线，是在赤水河以南地域向西走。从这个方案来看，他们并没有搞清楚红军下一步会做什么、向哪个方向行动。

　　针对敌人部署中的不确定，毛主席又生一计诱敌出洞，这是从遵义西进几天来第三次设计调敌。3月10日凌晨，接连发出两个部署电令：[2]

　　第一个电令讲：我主力红军10日作战目标，是消灭王家烈纵队驻扎在西安寨的犹禹九部队，以开拓作战地区，并威胁周浑元，求得决战。西安寨在红军主力驻地鸭溪以西，在打鼓新场方向，从鸭溪到西安寨步行距离近30公里。昨9日，一军团的攻击方向基本是向北，现在是向西攻击，但战略目标没有变化，仍是诱使周浑元部出动并求得歼灭。

　　军委对一军团要求：应空出长干山，以主力控制平家寨、大王寨地区，并以有力之一营直追坛厂周纵队佯动，侦察该敌部署及其附近地形工事，侦察仁怀路线网及仁怀敌情。一军团主力离开长干山往西走了，但要派一个营向北追周浑元部队，威胁挑战周浑元，引诱周浑元出来决战。

　　这次不同的是，诱敌力量不是上次的一个团，而是红一军团主力。

　　对红一军团的部署还有一条伏线，就是侦察周浑元在坛厂的部署和工事情况，侦察到仁怀的路线和仁怀的敌情，触角已经到茅台赤水河附近。这是什么意思呢？毛主席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留有后手。

　　能引诱周浑元上当，集中全力打掉他，当然是最好的，这也是再占遵义后确定的战略目标。红军主力西进以来，用种种欺骗措施诱敌，就是为了这一目标。但在桐遵战役吃了大亏的国民党军，从上到下谨慎多了。如果蒋介石、周浑元不上当呢？他只在那里不动红军就等不起。包围圈越来越紧，出路在哪里？毛主席从来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而是派出小股部队向北，了解仁怀方向的情况，准备突围转移。掌握情况在先，免得临时抱佛脚。

　　军委三军团要求：除以小部留在梯子岩，向长干山封锁消息外，主力则经太平场迂回西南的西安寨，切断其向西通向泮水的去路，消灭犹禹九部队，并伪装进攻打鼓新场的模样。

　　为什么要又一次伪装进攻打鼓新场？军委电令讲得很明白：就是要调动周浑元出动，真实目标还是消灭周纵队。所以，红三军团在解决西安寨犹敌之后，并不是再往西进攻，而是回到长干山以南适当地区寻求机动。

　　电令同时告诉大家，决定明11日放弃遵义，红九军团11日拂晓前脱离黔敌的迂回包围，主力集结于长干山、平家寨、花苗田寻找新的机动。军委仍在花苗田以西的苟坝。红军主力集结地北移，放弃遵义的部队西进集结一起，全部靠近周浑元纵队，一旦他出动就难免灭顶之灾。如果第三次诱敌还不成，也为红军集中转移做好准备。

　　但就在此时，党和红军领导层内部，作战方向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这个载入史册的分歧，起因于林彪、聂荣臻发给朱总司令的建议。

　　3月10日凌晨1时，在军委发出第二个电令部署之前，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发出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报，直接发给中革军委主席、前敌司令员朱德，提出一个建议：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三重堰（靠近金沙县城的重新镇）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3]

　　林聂还提出了具体部署：红三军团两个团，用3天时间赶到三重堰，切断从三重堰到西安寨敌人退往黔西的路。三军团另两个团与一军团两个团协同，10日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两个团13时到达西安寨以西15里的泮水，断西安寨之敌退打鼓新场之路，三军团14时到达西安寨。11日，一、三军团各两个团到达打鼓新场。一军团主力4个团攻击打鼓新场。干部团佯攻周浑元纵队。五军团为总预备队，11日到达打鼓新场。

　　林聂建议的要害，在于改变了既定作战方案。把西面打鼓新场这个红军诱敌的攻击方向，改变为红军主攻方向；把北面周浑元这个主攻目标，改变为佯攻目标。还要一路往西再往南，最后打到黔西的三重堰。

　　这是作战方向的重大改变，需要中央开会集体研究决定。

　　3月10日，张闻天在狗坝（今苟坝）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共有20多人参加。这就是著名的苟坝会议。

　　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毛主席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4]再就是，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5]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毛主席力主不打，并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最后，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并作出取消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6]前敌总指挥由彭德怀暂时代理。[7]

　　这个会议应当开了整整一天，可见讨论之细致，争论之激烈。最后以表决的方式，绝大多数肯定了林聂建议，否定了毛主席的意见，并取消他的前敌政委职务。但这只是苟坝会议的上半场，当天晚上还有下半场。再次开会时，全都同意不打打鼓新场，并恢复了毛主席的前敌政委职务。

　　据周恩来回忆：“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去，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8]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不赞成，以去就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毛主席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当晚，毛主席又同周恩来、朱德商量，在周恩来、朱德支持下，说服大家，结果还是没有进攻打鼓新场。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这段曲折，是在延安时张闻天跟刘英谈的。[9]

　　时任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戴镜元回忆更详细：毛主席认为，黔军在打鼓新场设防有一段时间，筑有坚固工事，川军从旁策应，滇军12日又快赶到与黔军何知重、犹国材部会合，周浑元纵队也很快出我侧背。我军12日才能到达打鼓新场，强攻打鼓新场，如同啃一块硬骨头，将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我军应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10日深夜，毛主席建议周副主席缓发作战命令。他还讲到一个关键细节：“10日23时，我获取最新敌情证明毛主席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0]

　　时任军委二局参谋李作鹏中将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个情况：“此时，我局破译了多份敌军重新调动部署的电报，电报表明，敌军正大规模向打鼓新场调集，周恩来将刚接到的二局情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决定立即发电各军团，停止西进，不进攻打鼓新场。”[11]

　　戴镜元回忆中还说，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是11日凌晨2时。会上，首先通报了敌军最新行动情况，接着毛主席说服了与会同志，大家完全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周副主席说：“如果按照政治局会议多数同志最初的意见，贸然发起进攻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洛甫同志说：“经过有关打鼓新场战役的争论，使我越发感觉到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比我们要高出好几筹。”[12]

　　如果戴镜元、李作鹏的回忆准确，那就是毛主席提着马灯去说服周恩来，周恩来和朱德接受毛主席缓发作战命令意见在先，得到军委二局破译情报印证毛主席判断正确，下决心不打打鼓新场在后。

　　因为那天夜里，连续发出了3个电报。

　　第一个电报，是3月10日21时发出。军委电告各军团，野战军要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寻求新的机动。围绕这个目的：五军团集结于长干山、大王寨一线；一军团集结于平家寨、子房、甘溪地区；三军团集结于花苗田、枫香坝；九军团11日拂晓前脱离娄山关以南泗渡镇的黔敌，转移到遵义通毛石坎的路上拒止敌人。[13]

　　这个部署，基本是要求部队原地待命，集结在仁怀一带周浑元纵队附近，没提打鼓新场方向的事。这应当是接受了毛主席缓发命令意见的体现，但相关部署要求表现得很含蓄。

　　第二个电报的时间，是11日1时30分，以朱总司令名义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电告他们：据昨前两天情报，犹国材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打鼓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日可到新场，安龚再旅则跟进。依据此情况，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打鼓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部和川军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于昨日21时发出电令。最后要求他们按照此电令行动。[14]

　　这个电报是解释性的，应是10日23时破译情报，还有二局之前情报的综合分析。把面临的敌情讲清楚了，就已经证明毛主席判断正确，打鼓新场不能打。这里只是说12日红军才能赶到，打打鼓新场已经失去时机，没有讲的一个问题是，即便红军提前一天或半天赶到，就能顺利消灭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守军吗？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攻坚极为困难，也是极力要避免的。如果短时间不能攻下打鼓新场，敌人又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红军该如何跳出包围圈、如何转移到安全地带呢？

　　第三个电报，是11日凌晨2时发出的。军委要求各兵团到达集中地点后，应即进行下列道路的侦察：五军团，由长干山、大王寨经太阳坪和骑马山到平坝、楠木坝的道路，骑马厂到罈厂的道路，平坝到仁怀的道路；一军团由平家寨经何家湾到三合土、罈子口的道路，由纸坊、干溪经黄金坝和三元场到二郞坝的道路；三军团由花苗田到三元场的道路。[15]

　　这个电令，已经不是打鼓新场的问题了，而是明确下一步怎么行动。五军团侦察方向，在仁怀及以东以北地域，已经到茅台镇附近；一、三军团的方向还是以周浑元纵队为中心。

　　在鸭溪一带，每天都要开20余人的中央会议，最后还搞出了一个打打鼓新场这样的错误决定。多数人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这种决策机制显然难以应对作战需要。军事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1943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回忆：在渡乌江之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我当时很赞成。我也觉得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不利，我自己对军事又完全是外行。[16]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的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17]

　　成立新的三人团的时间，一般说是“渡乌江之前”，但张闻天年谱记载是3月11日至12日。[18]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这个时间节点，既符合在渡乌江之前的说法，又反映了改变军事决策机制的紧迫性，应是合情合理的。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出席会议的人员还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个会议。会议确定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讨论下一步红军进军方向时，敌机突然袭来，在危急时刻，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是毛主席，他眼疾手快，拉着毛主席的手，急忙跑出屋子，隐蔽在山脚边的茅草地里。敌机突袭过后，继续开会。[19]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苟坝会议前后的决策转折，让人感慨良多。

　　首先，林聂建议应当具有一定合理性，否则不会得到领导层绝大多数的支持。毕竟，诱惑周浑元纵队在运动中消灭的目的，数日来没有实现。桐遵战役教训了敌人，他们的行动非常谨慎，一有风吹草动就缩回工事，很不容易打，红军已经在鸭溪一带徘徊数日，没有找到歼敌机会。林聂建议打打鼓新场一带的黔军，把佯攻方向改为主攻方向，换个思路未尝不可。王家烈黔军是刚被红军教训过的软柿子，大家认为有一定把握。

　　毛主席不同意打打鼓新场，为什么得不到认同？毛主席在会上提出的理由：一是不能“啃硬的”，打鼓新场设防已经有一段时间，筑有坚固工事，对于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打这种攻坚战是很困难的；二是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川军可侧击红军，周浑元纵队也会出我侧背，搞不好会陷入重围。还有一点应当是，打鼓新场位于诸路敌人的合击点上，所以不能打。毛主席后来说：“不要位于敌诸路之合击点上，而要位于敌之一翼。”[20]不能被敌人包了饺子，搞得里外开花。

　　这些道理很客观，大家应当都知道，为什么还是都不同意毛主席的主张，最后只有他一个孤家寡人的坚守？

　　或许，是桐遵大捷后的群体性轻敌？打出了胜利自信，也打出了对敌人的轻视。毛主席后来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时曾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1]

　　或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打打鼓新场怎么办？如果周浑元纵队调不出来，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该怎么走？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打算？这也是不同意打打鼓新场必须明确的问题。

　　这个问题过去没有更多注意，但看到毛主席讲苟坝会议的过程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更关键，更容易让大家不理解、不同意。

　　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毛主席给大家讲工作方法时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

　　然后举例：“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以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22]

　　这个“要到四川绕一个圈”的主张，在过去的苟坝会议述事中，大都被忽略甚至没有提及，但却有可能是毛主席被孤立的根本原因。

　　因为，不打打鼓新场只是改变打击方向和对象，那个地方的确有打不下来和被四面围困的危险，但这只是在原有战略目标下如何趋利避害的战场抉择，是能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面临的危险；而提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则意味着战役计划的改变，不但不打打鼓新场了，连之前几番要诱惑消灭的周浑元纵队，也有可能虚晃一枪不打了，还要三渡赤水进入川南一带，或许还提出了四渡赤水的出奇打算。

　　这个弯子转得太大，太匪夷所思，简直是脑洞大开，理解起来太不容易了，给大家解释清楚为什么也太不容易。因为提出这样离奇的主张，在会上遭到全体领导同志的反对，就可以理解了。

　　认识这个分歧改变的过程，能更好地理解此后的作战指挥，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包括再渡乌江等，那么大的转折为何内部认识比较一致。更重要的是，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领导特点，不只要随机应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更重要的是走一步看到未来的若干步，是真正的远见卓识。

　　第二，让人感动地“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和“半夜里提马灯”去说服周恩来。以不干前敌总指挥来力争，现在被一些人歪曲为脾气、意气之争，是简单粗暴和独裁霸道，这太过于用自己的心胸来度量伟人了。实际意义恰恰相反，那是在生死存亡关头，把正确决策看得高于一切的壮举。按照现在某些文章的逻辑，只要和颜悦色地说话就可以得到认同，甚至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地坚持正确的认识，这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庸俗了。不要以为那是坐在书房里进行没有生死感的清谈，那是在你死我活的真实战场上，蒋介石四面张网要消灭红军，红军要冲出包围求得生存和胜利，容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不同意见互不妥协，不是因为说话不好听，而是因为事关党和红军命运，事关生死存亡。当看到红军有可能会陷入覆灭的灾难，毛主席陈述道理不能说服大家时，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当“力争”的本钱呢？只有把一般人最看重的豁出来，刚刚上任才6天的战役前敌总指挥不干了。下这决心不容易，如果把职位、面子、拥护票数量看得更重要，能这样豁出来吗？

　　但是，这孤注一掷的举措当时没有达到目的。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还是给否定了，并且通过会议表决的多数，免去他前敌总指挥职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几个主要领导者反对，而是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不同情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即便你代表着真理和正确意见，还有力量继续坚持下去吗？毛主席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的坚韧与奋斗。

　　那天晚上会散了，自己的意见和前敌政委职务都被否定了。一般人或许是伤心、气愤、躺平和绝望，而他却没有。在漆黑的夜里挑起一盏马灯，踏着山间稻田里泥泞的小路，磕磕绊绊地走了近一个小时，从自己在苟坝的住处翻越一座小山，走到对面山腰周恩来和朱德住处，去做最后的说服与争取，哪怕是先暂缓下命令也行，这一次他成功了。紧接着，军委二局破译的情报也来了，证实了他对敌情的预判。领导们再开会讨论时，很快就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并恢复了职务。

　　苟坝的那盏马灯啊，象征的是真理和责任，照亮的是生死路！

　　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说明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手里，一定要充分尊重并认真考虑少数人的意见；说明有时个人意见不被认同不要着急，或许稍缓一下、过一个晚上或者换一种方式，就能够说服大家形成共识；说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开大会搞民主讨论不但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必须改换一种适应战场的决策方式。

　　第三，矛盾以极端形式爆发出来之后，反而更能促进解决问题。苟坝会议之后，张闻天越发感觉到，毛主席比他自己在内的其他人，在军事上要高出好几筹，自己对这件事处理失当，军事领导要改变指挥机制和办法。周恩来也认为，如果按照多数同志的意见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共识，使改变红军军事指挥机制成为必然，新“三人团”顺利建立。

　　据毛远新回忆，1972年5月毛主席对他说：“遵义西边有个叫鸭溪的地方，鸭子的鸭，溪水的溪。总理找到我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我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他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我说要我来可以，但要给我全权，那种集体讨论表决作战方案的办法利小弊大。总理说，就给你全权。我说别人不服怎么办？他说他去说服政治局，说服彭德怀和林彪。”总理主动找主席谈话后，由主席取代他成为军事作战的总负责人，并由主席为首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无须再经政治局讨论表决，就可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了。[23]

　　新“三人团”成立之后，不用那么多人每天开会决定军事问题了，军事指挥权力更加集中，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军事指挥也更加顺心应手。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借毛主席的口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真理不能说服大家，这真理有什么用处呢？看后感觉很有意思。

　　尽管人们认识真理是个过程，但只是事后证明自己正确，只当事后诸葛亮肯定不行。马克思主义真理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无与伦比的实践性，就是能在曲折地斗争中实现自己。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本来品质，应当包括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和对客观事物的改变，应当包括用人和制度开辟真理更能占上风的生态。

　　苟坝会议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就是通过曲折斗争实现真理的过程啊！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347页。[2]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页。[3]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950页。[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49页。[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版，第281页。[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475页。[7]杨庆旺编著：《毛泽东军旅生涯》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8]《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9]《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10]戴镜元著：《难忘的岁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11]李作鹏著：《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12]戴镜元著：《难忘的岁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13]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1页。[14]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4页。

　　[15]周朝举主编、谢振华编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4页。[1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17]《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19]《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2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4页。[21]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6-1907页。[23]新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2026年9月17日文章《毛远新|毛主席谈王明路线的错误》。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作者提供，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