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主席对党史上几个重要人物的评价

　　最近读红歌会网上毛远新写的《毛主席谈王明路线的错误》一文，其中记录了毛主席在他的晚年对党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评论，觉得值得保存下来，用以指导党史学习。

　　毛主席，作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领袖，亲身经历了从共产党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全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中的无数惊涛骇浪和崎岖坎坷，也经历了无数挫败的悲壮与胜利的喜悦。在他的晚年，回首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卷面，对以往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人物，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以他特有的视角做出评价，自然有其坚实的判析基础和高屋建瓴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一、关于陈独秀

　　【陈独秀是我的老师，他是个好人，有些固执。建党，他的功劳大。那个时候，要听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大家都没有看清国民党右派的本质，陈独秀没看清，我也没看清嘛。我和他有过点分歧，主要是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四一二后，他没有及时吸取教训，一再退让，没有采取武装斗争对付国民党屠杀的路线，造成我党重大损失。】

　　【那个时候，我们党还年青幼稚，太天真了，只有一腔革命热情，以为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纲领下，进行北伐就能打倒军阀。】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遭受惨痛的损失，这在中共党史里是有了定论的。但毛主席从全面的历史作用来看，认为陈独秀总的来说——“他是个好人”。首先，“建党，他的功劳大”；他也是毛主席等一大批爱国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毛主席尊敬地称他是自己的老师。其次，当时中共的背景是“要听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责任并不应该完全由他来承担；中共还处于“年青幼稚”的早期阶段，党员们都“太天真了，只有一腔革命热情，以为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纲领下，进行北伐就能打倒军阀”，“没有看清国民党右派的本质”，不仅陈独秀没看清，大家也没看清。毛主席认为陈独秀的错误主要在于：一是看不到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上，与毛主席是有分歧的；二是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一再退让”，特别是“没有采取武装斗争对付国民党屠杀的路线”。陈独秀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及时吸取教训”，固执己见，酿成中共重大损失。

　　二、关于瞿秋白

　　【瞿秋白、何叔衡，被丢在了江西，他们牺牲得很壮烈。后来在延安得知瞿秋白在狱中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开始以为是国民党造谣，后来证明确实是他写的。这篇文章，是他心里的话，但确实多余。文章被国民党拿来作宣传工具，想从思想上动摇瓦解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同样是牺牲前在敌人监狱中写的文章，方志敏写了《可爱的中国》。一个瞿秋白，一个方志敏，都是我党领导人中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牺牲，都是我党重大损失。】

　　【方志敏在赣东北亲手组织领导农民暴动，亲手建立苏维埃政权，亲手指挥红军作战，经受了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艰苦磨练。瞿秋白长期在城市阁楼上书斋里，主要用笔杆子和敌人战斗，缺乏亲身和工农群众运动结合，缺乏革命斗争实践的磨练，摆脱不了书生秀才的思维方式。】

　　瞿秋白因在敌人狱中写下一篇《多余的话》，曾被认为是投降的自白书而被批为叛徒。但毛主席对他的定论是“牺牲得很壮烈”，认为瞿秋白与方志敏，“都是我党领导人中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牺牲，都是我党重大损失”。事实上，瞿秋白没有出卖同志，最后是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的，毛主席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当然，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作了坦诚的剖析，流露出一些革命意志衰退的消沉情绪，“文章被国民党拿来作宣传工具”，毛主席对此深感痛心。一句“这篇文章，是他心里的话，但确实多余”的叹息，表达了对瞿秋白未能很好地保持晚节的惋惜之意。

　　毛主席高度评价方志敏，并分析了瞿秋白与方志敏之所以不同：方志敏“经受了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艰苦磨练”，而瞿秋白是“长期在城市阁楼上书斋里”，“缺乏亲身和工农群众运动结合，缺乏革命斗争实践的磨练，摆脱不了书生秀才的思维方式。”这个分析对于后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关于博古、洛甫

　　【他们不作一点调查研究，就指手划脚，指挥一切。临时中央的老爷们趾高气扬，神气得很呐，一个博古，一个洛甫，博古是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还来了个德国人李德，据说是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他的意见，博古、总理他们都听得进。】

　　【莫斯科批准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博洛二人嘛。西渡赤水后，在扎西进行整顿，洛甫在遵义会议上率先批判了三人团，博古不行了，由洛甫主持中央工作合情合理，莫斯科是信任他的，后来他与我合作得很好。】

　　【这次路线错误，三十万红军，剩下不到三万，全国的根据地几乎丢光。王明远在莫斯科，临时中央路线的错误，应由博洛负主要责任，军事作战指挥的错误，总理要负主要责任。其实也不能全怪总理，他组织观念强，说是执行王明路线，实际是服从莫斯科的指挥棒。】

　　【路线分歧，属于内部矛盾性质，不是敌我矛盾。处理路线分歧，主要在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更多的同志从思想上弄清是非，而不应过多去追究个人责任。】

　　【许多同志，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的火气大，因为部队伤亡损失太大了。我对他们说，无论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犯了多大错误，造成多大损失，在坚持土地革命，用武装斗争方式对付国民党武装镇压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一致的嘛。博古、洛甫、总理和稼祥都认识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对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目的是统一思想，达到新的团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对红军与苏区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党史上已有定论。“三十万红军，剩下不到三万，全国的根据地几乎丢光”，造成这个恶果的主要责任，毛主席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来说，应该归于“莫斯科批准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即“博洛二人”（“王明远在莫斯科”）。他们“不作一点调查研究，就指手划脚，指挥一切”,“趾高气扬，神气得很”，排斥和拒绝毛主席和一大批经历实际斗争磨炼的干部的宝贵经验，“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几十年后说起这些，毛主席仍忍不住心头的愤慨，痛斥他们的“老爷”作风。

　　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明确指出，这场路线分歧属于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无论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犯了多大错误，造成多大损失，在坚持土地革命，用武装斗争方式对付国民党武装镇压这个大方向上”，大家是一致的。所以，对他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事实上，这些同志“都认识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在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下，“统一思想，达到新的团结”。以洛甫来说，尽管在与毛主席共事几十年中，少不了磕磕碰碰的情况，但是几十年后回顾以往的一切，毛主席对洛甫有相当好的评价，公允地指出，洛甫在遵义会议上“率先批判了三人团的错误”，在随后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与毛主席“合作得很好”。

　　四、关于张国焘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理对我说，张国焘开始对他还毕恭毕敬，后来张国焘问他，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总理说还有三万多，张国焘马上鼻孔朝天，趾高气扬了。】

　　【总理的话，提醒我要注意张国焘，果然后来张国焘借着人多势强，和中央闹分裂，最后叛变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与张国焘的矛盾，从党内路线分歧的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四方面军的同志与他划清了界线，连他最亲近的警卫员都不跟他走。】

　　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征程中，张国焘“借着人多势强，和中央闹分裂”，造成十分危急的局面。毛主席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这个谈话中，毛主席说，是周恩来最先觉察到张国焘的篡党野心。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开始对中央领导“还毕恭毕敬”，在得知他手下的部队远多于中央红军后，“马上鼻孔朝天，趾高气扬”，这种态度变化暴露了张国焘把手中的武装力量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的阴暗内心，与旧军阀如出一辙。周恩来的觉察提醒了毛主席注意张国焘的野心，后来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判断。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大会主持人，在中共建党初期作为核心领导者而享有很高威望，可是最后却沦为可耻的叛徒，还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这个反面典型充分说明，抱着个人野心投身革命的人经不起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在关键时刻会为了私利而不惜背叛革命。与这类叛徒的矛盾，就“从党内路线分歧的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矛盾”；而他们一旦走上这条背叛之路，就立即会被革命队伍所唾弃，身败名裂，“连他最亲近的警卫员都不跟他走”。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