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人口难题：生而为人则太多，当牛做马又太少

　　在世界各国的权力-资本结构中，人口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问题，而是一个功能性的分类问题。统治者对人口的态度，取决于这些人站在生产关系的哪一端，以及他们正在发挥什么功能。

　　要理解这个矛盾，必须先把矛盾拆开来看。

　　所谓“生而为人则太多”，指的是当底层民众以完整的人的面貌出现时，有权利诉求，有尊严要求，需要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需要政治参与，需要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来对待。

　　于是统治者立刻感到一种过剩的压力。每一个这样的人，都意味着一笔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一个潜在的治理风险，一个可能开口说话的麻烦。

　　而“当牛做马又太少 ”，指的是当资本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当工厂需要人手、平台需要骑手、工地需要民工的时候，那些“太多”的人突然变得不够用了。他们老了，他们躺平了，他们不愿意再以被规定的价格出卖自己，他们甚至拒绝再生产下一代劳动力。

　　所以说人口的价值不由人口自身决定，而由资本积累和统治秩序的需要来决定。当权者眼中的理想人口，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干活时是牛马，不干活时最好消失，或者至少安静地待在看不见的地方，不要制造麻烦，不要消耗资源，不要提出要求。

　　这种人口观不是今天才有的。它的现代形态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例如大英帝国著名的“羊吃人”。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制造出大批“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人，这些人被驱赶进城市，成为工业资本的劳动力后备军。

　　在那个过程中，统治阶级同样面临一个双重问题，一方面，他们需要足够多的无产者来压低工资、填充工厂；另一方面，这些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人聚集在城市里，构成了潜在的反叛力量。

　　大英帝国《新济贫法》的罪与罚：资产阶级的道德伪善面具与阴魂不散的当代幽灵

　　于是有了济贫法，有了习艺所，有了各种以“救济”为名的规训机构。这些制度的功能很明确：让穷人在需要劳动时能够劳动，在不需要劳动时不至于饿死但也绝不舒服，更不允许他们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这个问题有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资本积累的过程必然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也就是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的存在，是资本能够随时扩张、能够压制在业工人工资的必要条件。

　　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这支后备军的规模不能无限扩大，因为当失业人口超过一定限度，社会秩序就会面临威胁，统治成本就会急剧上升。

　　资本需要失业者，但不需要革命者。

　　这个微妙的平衡，就是资本主义人口治理术的核心难题。

　　十九世纪的英国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同时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城市贫民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那些场景，如曼彻斯特的地下室、伦敦的贫民窟、童工和女工的非人待遇，这些场景背后的逻辑：资本把工人当作纯粹的生产工具来使用，用完之后就丢弃，至于丢弃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不是资本要考虑的问题。

　　但当工人的反抗运动兴起，当宪章运动威胁到统治秩序，当公共卫生危机开始波及富人区，统治阶级不得不做出调整。工厂法、公共卫生法、城市改造计划，这些看似进步的改革，本质上是对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底线维护，是统治阶级意识到“牛马”也需要最低限度的保养，否则连剥削都无法持续。

　　把这个分析框架移到当代，很多看似费解的现象就变得清晰了。在资本积累初期，一个急于完成原始积累的政权，天然倾向于把人口视为成本而非财富。

　　当工业化狂飙突进需要海量劳动力时，那些被视为成本，被“计划”掉的人突然变得珍贵了。他们以最廉价的方式被输送到沿海工厂，住在集体宿舍里，拿着勉强糊口的工资，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社会保障，子女不能在城市上学，生病了自己扛。他们是完美的“牛马”，需要时召来，不需要时退回农村，城市不用承担他们的再生产成本，农村的留守老人和儿童替资本消化了这些成本。

　　这个模式运转了很多年，创造了所谓“奇迹”。但它的前提正在瓦解。这些初代的打工人他们年龄太大了，找工作又太老，去死又太早。而他们的子女，那些在留守中长大的第二代，不愿意再重复父辈的命运。他们受过更多的教育，见过更大的世界，对“人”的生活有更明确的要求。

　　送外卖可以，进工厂不行。

　　日结可以，月薪三千还要加班不行。

　　躺平可以，被当作牛马使唤不行。

　　这就是当前困境的根源。

　　资本需要新的牛马，但年轻人拒绝成为牛马。

　　国家需要人口增长来维持劳动力供给和养老体系的运转，但年轻人连婚都不结，更别说生孩子。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荒诞的景象，一方面，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每年多如牛毛的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所谓“就业难”成为年复一年的热点话题；另一方面，工厂招不到工人，建筑工地缺人手，家政服务价格飞涨，所谓“用工荒”同样年复一年地出现。

　　这两个现象并存，说明了青年失业率高，是因为他们作为“人”太多了——他们要求体面的工作、合理的薪酬、基本的尊严，而这些要求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无法被满足。用工荒的出现，是因为作为“牛马”的人太少了——愿意接受低工资、高强度、无保障劳动的人，正在急剧减少。

　　更深一层看，这个矛盾折射出的是资本积累模式的内在危机。

　　过去四十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劳动力的超常规剥削之上。低工资、长工时、弱保障，构成了制造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个模式能够运转，依赖于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供给，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由农村家庭自行承担，工人缺乏组织化的议价能力，以及一种将吃苦耐劳道德化的意识形态灌输。

　　现在这些条件都在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殆尽，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急剧上升。资本需要牛马而不得，国家需要人口增长而不得，年轻人需要体面生活而不得。三方都卡在一个结构性的死结里，谁也无法单方面解开。

　　这个死结的政治后果正在逐步显现。

　　最直接的表现是社会心态的转变。躺平、摆烂、佛系、丧文化，这些网络流行语背后是一种集体性的退出。这种退出是一种消极的不合作。它不挑战权力结构，但它让权力结构运转失灵。当足够多的人退出游戏，游戏本身就进行不下去了。

　　主流话语在讨论人口问题时，总是在算账。生育率下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会加重养老负担，人口结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潜力。这些账算得对不对暂且不论，关键是算账的主体是谁？算账的目的是什么？

　　当世界各国呼吁本国的年轻人生孩子时，当资本抱怨用工荒时，当专家讨论延迟退休时。在这些讨论中，人本身消失了。人变成了变量，变成了数据，变成了需要被管理的资源。人的愿望、痛苦、尊严、自由，在算账的过程中被系统性地忽略。

　　人口问题的核心不是数字，而是权力——谁有权决定谁应该出生，谁有权决定谁应该劳动，谁有权决定谁应该以什么条件活下去。

　　这个权力结构不改变，人口问题就无解。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太多或太少，而在于一个把人物化的制度，必然会在某个时刻发现，它既养不起太多的人，也找不到足够的牛马。这不是技术性的失衡，而是结构性的矛盾。它内在于资本积累的逻辑之中，无法通过政策微调来化解。

　　马尔萨斯在两百多年前提出人口论时，他把贫困归咎于穷人生得太多。这个论调在当时就遭到马克思的猛烈批判。马克思指出，过剩人口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资本增殖需要而言的过剩。不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而是资本积累制造了它自身无法吸收的剩余劳动力。

　　这个分析在今天仍然有效，只是需要补充一点，资本不仅制造相对过剩人口，它还制造“不合格”的人口，那些拒绝被当作牛马使用的人，那些要求作为人而活着的人。这些人在资本的账本上是负资产，在维稳名单上是风险点，在主流叙事中是失败者。

　　但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暴露了整个系统的非人性。

　　根本的问题在于，只要权力和资本仍然把人口当作工具来管理，只要发展的目的仍然是利润和统治而非人的解放，这个矛盾就会不断再生产自身。

　　那些被系统排斥的人，那些被当作多余的人，那些拒绝继续当牛马的人，他们不会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消极退出。他们终将找到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方式。

　　这不是预言，而是历史反复证明的规律。

　　从斯巴达克斯的角斗士起义到法国大革命的无套裤汉，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工人士兵到中国革命的农民，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是由那些被旧秩序视为“太多”的人推动的。

　　他们被旧秩序当作牛马，但他们拒绝了这个角色，于是旧秩序就再也运转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