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李世民作为一代英主，毛泽东曾说他“稍逊风骚”，但也仅仅是文采上的“稍逊”，并不影响李世民在毛泽东心中不同凡响的地位。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少时便展露出“济世安民”之才，在随父李渊行军打仗期间，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立下汗马功劳。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册立为皇太子。即位后，李世民励精图治，选贤任能，缔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唐王朝此后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重要基础。对于这样一位文治武功兼备的古代君王，毛泽东曾留下过重要评批。
一、“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读史寻方，以资政道，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读史方式。
《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陛下（李世民）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毛泽东在阅读到这段文字时，于旁批注：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21页）
李百药，唐太宗时期名臣，与其父共同完成了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齐书》。李世民即位后，曾想效仿晋武帝司马炎，走“裂土封王”的老路，李百药上疏《封建论》予以规劝。引发毛泽东批注的这段文字，就出自这篇《封建论》。这段文字是李百药对李世民的称赞，他以“四道”誉之，而毛泽东则将其视为李世民处理政务的四种工作方法，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具体说来，这四种工作方法分别是：
第一，与民休息，不好大喜功。李世民即位之初，有人建议他“耀兵振武，慑服四夷”，他却采纳大臣魏征主张，对内与民休息，去奢守俭，积德累业，以固国本；对外“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以免“妄劳中国”。他反对好大喜功，拒绝为了一己的“万古之英声”“一时之茂实”而损伤国本，耗费民力。李世民的这一政策，不仅没有使唐朝衰退，反而因“中国既安”而“远人自服”，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景，李世民本人也被域外远国称为“天可汗”。后人所称的盛唐气象，亦始于斯。
第二，勤于政事，不贪图享乐。李世民在位期间，谨记隋亡教训，心切忧劳，勤政爱民，拒绝游幸。据史籍记载，李世民在批阅奏折时，将那些具有合理化建议的奏折贴在自己卧室的墙上，以随时可观，温故而知新。在对待享乐一事上，李世民也严于律己。唐朝时，西域的一种类似曲棍球的游戏传入中原，风靡一时。一次，有位大臣请李世民去升仙楼看球，李世民到了升仙楼后，却命人将球拿来当众烧毁。李世民说：帝王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别人产生影响，如果我带头玩球，大家势必跟风，这样就会耽误工作。因此我把球烧了，以此来告诫自己和你们不要玩物丧志。李世民在位期间，发展农业，完善科举，选贤任能，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举措，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唐太宗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
第三，善于纳谏，不独断专行。李世民是一位懂得与群臣共治天下的君主，他以善于纳谏在历史上留下美名。正如李百药所说，李世民常常与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凡是涉及到政事问题，更无异辞。李世民即位之初即从思想上打消群臣的顾虑，显示自己闻言听谏的诚意。他曾对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子。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贞观元年，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了罪，被判死刑。司法官孙伏伽不同意这种判罚，进谏说：依据现行法律，元律师不该被处死，法官不能因为憎恨而滥加刑罚。李世民听后，不仅不怒，反而将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奖赏给他。一些大臣表示不理解，李世民解释说：我刚刚即位，需要在朝堂上下形成敢于直谏的风气。孙伏伽是我登基以来第一个敢于批评朝政的，所以要重赏。对于臣下的谏议，李世民“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李世民与群臣之间的讨论与对话，留下了许多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的政治格言，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安不忘危，理不忘乱”。李世民与文臣们的对话被人辑为《贞观政要》，成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储君们的必读书目。正是由于李世民的善于纳谏，贞观年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也是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
第四，博学于文，不故步自封。李世民自“贞观以来，手不释卷”，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延请才学之士，高谈典籍文史，有时还插说抽象玄言，通过学识上的碰撞，增长才干，提升修养。在任天策上将军时，李世民在天策府开设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18人入馆，号称“十八学士”。这些人都是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之人。其中有以诗文写作著称于世的虞世南、褚亮，有以经史学问名重当时的孔颖达、陆德明，也有知识渊博且善于治道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李世民让这些学士每天“值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可见依持之重。他还曾让人为十八学士画像，辑成《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李世民即位后，在弘文殿旁设置弘文馆，精选才学渊博之人充任弘文馆学士，并让他们分班值夜，“引内殿，讲论前言往行”，甚至到李百药所说的“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李世民本人也很喜欢文学艺术。“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都是他留下的诗歌名句。李世民与臣子们的说文、谈史、论艺，一方面开阔了彼此的视野，提升了修养；一方面也从文史中汲取智慧，博学以成其道，从而“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毛泽东所称道的这四种方法，实际上正是工作中务实与务虚的统一。在务实方面，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披肝沥胆，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务虚方面，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领导干部多读文史，甚至开列书目供领导干部学习。正是务实与务虚的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展开。有趣的是，毛泽东一边“读史”，一边思考着“工作方法”，不正是“务虚”与“务实”最好的统一吗？
二、“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李世民能登上帝位且受到群臣拥护，与其战功赫赫密切相关。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军事才能赞赏有加。他在读到明代冯梦龙《智囊》中的一段话时，批注：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5－66页）
《智囊》中的这段话是李世民行军打仗的自述：“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李世民说自己领兵打仗的要领，在于“弱当其强，强当其弱”。毛泽东赞成这一观点，其批注进一步解释了“以弱当强”和“以强当弱”的含义。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在对此战术称赞的基础上，毛泽东发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的慨叹。1958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时，再一次称赞了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他说：“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3-395页）
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有目共睹。在重大战略决策上，他能够纵观全局，深谋远虑；在制定作战方针时，他能够知己知彼，出奇制胜；在实际战斗中，他能够不畏强敌，身先士卒。特别是，他能够根据敌我双方的强弱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从而克敌制胜。
在随父亲李渊征战时，李世民就已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隋末李渊在晋阳起兵后，挥师向关中进军，在霍邑遭到隋军顽强抵御。此时，秋雨连绵，军中缺粮，李渊与谋士裴寂商议后有退兵之意。李世民进谏道：“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在李世民的进谏下，李渊打消了回师太原的想法。后李世民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取得霍邑之战的胜利，此战为一年后攻入长安、李渊称帝奠定了基础。从这一战例中，可以看出李世民军事战略家的远见以及果敢的决断力。
在平定陇右割据势力薛举部的战斗中，李世民又展现出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战术的军事能力。武德元年（618年）七月，李世民率军平定陇右割据势力薛举。因薛举军队悬军深入，利于速战，故李世民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以逸待劳、坚壁不战的办法，深沟高垒，静以制敌。后李世民因患病，将军事指挥权交由刘文静等人。刘文静没有采取李世民坚壁不出的作战方针，导致唐军战败。为挽救形势，李渊再命李世民领兵出击。面对薛军的数次挑战，李世民继续坚持拒不出战。他对诸将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十一月初，薛军粮尽，战士沮丧，李世民抓住时机，一举进攻，大获全胜。
李世民领兵作战的经典战例还有很多，攻打刘武周、活捉窦建德、迫降王世充等，在这些战例中，李世民展现出卓绝的军事指挥才能。李世民对待战争，有一定程度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他认为战争是国家的一种暴力手段，好战则民生凋敝，国家无法保全：忘战则人民懈怠，无法抵御敌人。因此，不可不战，也不可常战。这一思想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战争的作用，对于封建君主来说实为不易。
同样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赞赏李世民以弱当强、以强当弱的作战策略。毛泽东在领兵打仗时，始终坚持根据敌军强弱采取不同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时，采取佯攻疲敌战术，适时寻找战机；敌弱我强时，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之。毛泽东曾指出，集中优势兵力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这一作战方法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必须学会的。
三、“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历来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品评历史人物，对待李世民亦是如此。他认为，李世民在立储一事上存在失误。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李恪传》时，曾批注：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33-234页）
李世民虽为一代英主，但是在储君问题上却颇费周章。李世民即位后，即封嫡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据史料记载，李承乾自幼受名师教育，“性聪敏，太宗甚爱之”。为了培养他，李世民处理公务时常令他在侧，“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因李承乾是嫡长子，又聪慧敏锐，故李世民难免处处偏爱他。可是随着年纪渐长，李承乾开始追求享乐，不事政事。史籍载其“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不幸的是，李承乾还染上了足疾，“不良于行”，影响威仪。李世民遂开始重新考虑太子人选，将眼光转向同为嫡子的魏王李泰。这直接引发了李承乾与李元昌等人的谋反。李承乾被贬为庶人后，储位空缺。李世民经过比较，舍弃了有夺嫡之志的李泰而选择了性格仁孝懦弱的李治。然而，储君之争并未就此结束。经过—段时间的考察，李世民发现李治不仅性格比较懦弱，而且过于循规蹈矩，很难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君王。有些失望的李世民又将目光投向第三子李恪。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为隋炀帝之女，名望素高。李恪颇受李世民喜爱，李世民赞其“英果类我”，并有意识地对其加以培养。贞观十二年（638年），李恪赴安州就任时，李世民嘱其“宜自励志，以勖日新”，后又常对大臣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无忧。”由此可见，李世民对李恪期望之殷、倚重之深。当李世民产生废李治而立李恪为太子的念头时，遭到了李治的舅父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坚决反对，此想法最终作罢。李治即位后，是为唐高宗，此后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武则天。毛泽东认为，李世民明知李恪强于李治，却没有放弃“朽物”李治，改立“英物”李恪，是他在立储问题上的一个失误。这一失误为李唐王朝埋下了祸根，因而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从李恪和李治个人才能的对比上、从李唐王朝的延续上，作出了上述评价，确有一定道理。但是，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呢？我们可以从李世民当时的心态以及唐高宗李治的政绩出发，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从李世民的心态上来说，李世民之所以立李治为储君，可能是考虑到不想让兄弟相残的悲剧重演。李世民是通过屠杀兄弟登上帝位的，这样的悲剧给他留下了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兄弟相残的悲剧又险些在李承乾、李泰兄弟身上发生。所以，在李承乾被贬为庶人后，在立储问题上，李世民很可能把如何避免兄弟相残放在了突出位置来考量。李承乾、李泰和李治均为长孙皇后所生，与李恪非一母同胞。李世民曾说：“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李恪的性格与李世民很相像，他一旦继位，由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兄弟未必能够保全，那些拥立过李治的能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也很可能难以善终。考虑到这些，李世民选中宽厚仁爱的李治，也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如此，李世民还为李治精心搭建了未来的辅政班子，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人分别代表不同的势力集团，三方互相牵制，免使一方坐大。由此可见，在立储一事上，李世民不一定是“一时懵懂”作出的决定，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从唐高宗李治的政绩看，李治并非一位无能的皇帝。李治当政初期，确有贞观之遗风。政治上，他不仅重用唐太宗时期的名臣，还重视科举，选贤任能。他曾亲自策试举人，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令其待诏弘文馆。他在位期间，还重视法制建设，编撰了著名的《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封建法典。经济上，在他当政期间，唐朝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人口增加到380万户。军事方面，他大破西突厥，稳定西域，远征高句丽，使朝鲜半岛第一次纳入中国版图。唐代疆域，在唐高宗时期达到最大。作为守成之主，李治是颇有一番政绩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李治也并非“朽物”。
以上可见，毛泽东对李世民“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的评价，是可以重新探讨的。这也正是历史斑斓色彩的有趣之处。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这是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中的诗句。“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这是毛泽东《五律·张冠道中》的诗句。历史的风烟殊异，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却都诞生了令人动容的军旅诗歌。正如诗歌的不朽一样，李世民的工作方法、军事才能，甚至立储之争也都在历史中定格，不经意间拨动着毛泽东的心弦。毛泽东对李世民的这些评价，不仅有着经济于世的思考，也有着个人情感的流露。尽管个别评点还可商榷，但从中却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读史评史时的率性而为与随心而话。这，才是一个真实可感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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