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于人民，还是忠诚于个人，这是个生死攸关的路线问题。
建丰同志错了，他应该忠于三民主义，而绝非忠诚于他的父亲蒋介石。
忠诚于三民主义，就应该请人民当家作主，就应该建立人民的政府，就应该将立法权还给人民。忠诚于父亲蒋介石，就只能向利益集团投降，就只能向帝国主义俯首称臣。建丰同志对个人的忠诚实际上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
建丰同志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跑到上海去打老虎了，他应在南京推动税政革命。推动税政革命，将农工商从官僚买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那也是中山先生临死前发现的真理。路线错了，好人变成坏人;路线对了，坏人也能变成好人。不问路线，只打老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惜，建丰同志到了台湾才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立刻焕然一新了。台湾的土改非常成功，总算是保住了蒋家小朝廷。我曾经对台湾的朋友讲，是社会主义救了两蒋。
忠诚于个人易，忠诚于人民难。崇祯贵为天子，还是无法逃脱官僚资本的控制，他硬是要减免工商税而增加农业税，直到天下农民举兵造反才开始有所悔悟。崇祯如果真的明白了张居正的良苦用心，重建鱼鳞册并匡正大明的税政，中国早就启动工业革命了。可惜，崇祯有情而无义，他没有将人民放在心上，他亲手发动了农民来革自己的命。崇祯向利益集团献忠诚，就等同于给满清死敌做内应，就等于自掘坟墓埋葬朱家王朝。这个连崇祯的皇后都懂的道理，崇祯吊在歪脖子树上能否想明白呢?
显然，建丰同志在苏联并没有搞懂辩证唯物主义。人，总是在路线中的人;路线，决定了人的最终命运。如果，建丰同志真爱蒋委员长，就应该将蒋委员长引导到正确的路线上，而绝不是孝顺地追随委员长走一条错误的路线。蒋委员长早就形成了对官僚买办的路径依赖，他成也利益集团，他败也利益集团，他是走不出来了。至于，宋美龄女士，真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她接受的美式教育绝对现代化了，但摩登新女性立场一旦错了，往往要比裹着小脚的封建妇女还愚昧。就是这个文明、科学、进步的宋女士，带领着蒋委员长和建丰同志走上了不归路。建丰与美龄的路线分歧，最终导致了宋美龄的离家出走。宋一走，台湾反而活了。后来，建丰走了，宋回来了，台湾再次走向了没落。
建丰同志大体上算是一个好同志。他晚年还是想建立一种他认为民主的民主。可惜，他终究未能参透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选主毕竟不是人民民主，开放党禁反而导致利益集团借尸还魂。建丰同志到死都未能展现对人民的忠诚，他最终还是未能将立法权交还给人民。资产阶级法权始终客观存在，最终是路线决定人而不是人决定路线，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马英九都不可避免地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建丰同志在台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必须将资产阶级法权变成人民立法权。否则，无论多么格式化的民主，无论是多么自律的领导者，人民也根本无法真正当家作主。国民党经历了三起三落，这个曾经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政党，终于就要寿终正寝了。建丰同志的复兴大业永远地变成了一场金陵春梦。
五四先贤们终究未能砸烂孔家店。孔子仁在义先，他要求儿子先要孝顺老子。中国人总是先情而后义的，很多中国人甚至是有情而无义的。蒋介石有情而无义，蒋经国薄情而寡义，毛泽东无情而有义。因为，中国未能砸烂孔家店，中国老百姓未必能够理解毛泽东，就算是毛泽东为人民牺牲了亲情、爱情和友情。相反，中国老百姓迷惑于贵族们的亲情、爱情、友情，即便是蒋介石为了私情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那也无法阻止蒋粉们迷失正义后的滥情。无义之国焉有法制?无义之民岂能做主?於是，中国百年来仍旧是人情社会，法律不过是包裹在人情上的遮羞布而已。人民的人情大得过利益集团的人情吗?在贵族们的脉脉温情下，人民失去了起码的公平正义，人民就只能重新作回奴隶了。一代伟大的政治家必然是无情的，大义是要牺牲亲情、爱情和友情的，他注定是孤独的。建丰同志晚年也是孤独的，他差一点儿就要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了。
好在，历史总是在教训中前行的。台湾年轻的一代在觉醒，他们开始懂得义在情上的道理了。他们超越了蓝绿之类的情感噱头，他们开始寻找无色的公平正义了。香港的青年也在觉醒，他们终于发出了关于大义的天问。很遗憾，大陆的青年还需要一些时间。他们仍然在唱：爸爸，明天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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