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关乎未来。
01
最新经济、人口数据揭晓。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年度经济人口数据，202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6.05万亿元，同比增长5.2%。
同时，2023年末全国人口为14.09亿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继2022年之后连续第二年负增长。
其中，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虽然创下新低，但高于此前预期。
要知道，去年年中，不少人根据产科建档数据，推断当年出生人口跌破800万，再乐观的预估数据也不超过900万。
最终结果好于预期，但出生人口仍在下行，并未迎来反弹。
究其原因，人口形势之变的背后，既有生育率趋势惯性下行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疫情等外在因素带来的冲击。
九月怀胎，从备孕到生育一般需要一整年时间，从而导致出生人口与备孕年份出现错位。
换言之，2023年全年的出生人口，并非全部取决于当年的备孕计划，而是由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上半年决定。
当时，恰是疫情转折之际。无论是此前的疫苗接种，还是随后的感染过峰，都对婚育带来明显影响，许多人因此选择推迟生育。
因此，2023年的出生人口，受到双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今年或将迎来阶段性修复。
02
2024年，出生人口能否再次站上千万大关？
根据坊间预测，今年出生人口反弹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迈过1000万大关，则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2024年是生育恢复之年，有望承接部分疫情时期的补偿性生育。
正如上文所论，由于疫情影响，许多人将结婚及备孕计划推迟到2023年下半年乃至2024年，这将体现在2024年的出生人口中。
事实上，去年结婚人数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止跌反弹。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办理结婚登记为569.0万对，同比增加24.5万对。
结婚人数有所回升，对生育也会带来一定正面支撑。
另一方面，2024年再逢龙年，受儒家文化影响，龙年一般都是生育大年。
龙在中国有着极为特殊的象征意义，自古国人就以“龙的传人”自居，而家长更以“望子成龙”为期许。
龙年效应，不只是存在于内地，连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海外华人聚居之地都是如此。
上一个龙年是2012年。
当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达到14.57‰，全年出生人口1973万人，是本世纪以来最高的一年，甚至超过了后来全面放开二孩乃至三孩的年份。
新加坡也是如此。
根据当地统计数据，2000年千禧龙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为1.6，高于1999年的1.47；2012年总和生育率为1.29，也高于2011年的1.2。
所以，时隔12年，龙年再至，“望子成龙”会否催生生育小高峰，值得关注。
03
生育形势或有阶段性反弹，但要真正逆转，还需要很长时间。
毕竟，疫情只是短期干扰因素，如今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对生育影响最大的还是结婚及生育意愿、婚育年龄和育龄女性人数。
结婚和生育意愿走势，一时难以扭转。
在古代，婚姻生育乃是人生头等大事，被寄予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寓意。但在现代社会，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滑，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
为此，经济学家发明“婚姻经济学”的概念，将婚姻成本摆在台前：既有住房、教育、生育、养育乃至彩礼等物质成本，也不乏时间、精力以及放弃单身自由带来的机会成本。
多重因素交织，导致结婚率、出生率双双走低，再加上低欲望社会等观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
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从2017年的1.76个下降到2021年的1.64个，其中“90后”“00后”分别仅为1.54个和1.48个，呈持续下降态势。
即使选择结婚的人群，结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曾经受到鼓励的“晚婚晚育”成了常态。
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相比2010年24.89岁，整体推后了近4岁。
另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供的数据，2019年到2022年，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
退一步讲，即使相关意愿始终保持高位，恐怕也难以对冲育龄女性人数减少带来的影响。
根据国家卫健委提供的数据，“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十四五”时期还在进一步减少。
一般而言，20岁-49岁为正常生育年龄，其中20-34岁为生育旺盛期，对应的是1989年-2001年的出生人口，而这些年份出生人口是在逐年下降的。
20多年的生育政策，直接影响到20多年后的生育形势，这正是人口惯性跨代际影响的体现。
好消息是，如今生育政策已经开始逐步放开，而从生育、养育到教育的政策体系也在逐步建立，生育迎来最好的政策环境。
同时，与人口总量相比，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能否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才是最关键的一跃。
最好的政策环境，能否催生更强的生育格局，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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