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慢走，乡村文化！加油，中国文化！

　　有位朋友回乡过年，返城后，不停地唠叨：“乡村文化快绝了，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国家必须想办法保护，再不保护，乡味，乡情，乡风，全都送给了历史。”

　　我就问他：你父母的文化怎么样?你自己懂“乡村文化”吗?

　　他答：父母除了会认钱，识得自己名字，其它的就是两眼黑，自己对“乡村文化”有些感觉，但懂得并不多。

　　我再问他：你愿意回到乡村定居么?

　　他又答：那不可能，已经不适应乡村生活，过年回家小住几天倒是可以的。

　　我很干脆地对他说：不要再谈“乡村文化”了，那将是历史，你自己只习惯城市生活，却为何让他人守着“乡村文化”？你有点文化，但你不愿意回去，你爸妈没文化，传承不了文化，你们村年轻人渴望的生活，就是你现在的生活。乡村，那只是部分人暂时的居住地，不能再代表一种文化载体，它承载不了某种大类文化。

　　当今的中国学者和普通百姓都有一个认识上的重大误区，习惯性把今天的“乡村文化”约等于“中国文化”，这哪能行呢?

　　旧中国是“农村中国”，几乎可以认为所有人都是农民，那些极少数的市民，也基本是城乡两住，与乡村有割舍不断的关系。旧中国文化，除“皇权文化”以外，可认为约等于“乡村文化”。

　　近些年来，为了挽救所谓的“乡村文化”，国家出了不少力，民间也做了不少事，整出了很多“文化成果”。然而，在我看来，那不叫挽救“乡村文化”，那是在挽救一种情感——对历史的情感。

　　先说说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拿湖南省为例，它重点勾画了洪江古商城、凤凰黄丝桥古城、托口古商镇、靖港古镇、永州上甘棠村、邵阳清溪古村、张谷英村、老洞村、老司城村等地方，那些“古镇”，全都开发成了旅游景点，那些“古村”，大部分也开发成了旅游景点。其实，它们未必都真的很古。让它们都显得很“古”，就一个目的：古村镇＝旅游景点＝收益。与其说这是在保护“乡村文化”，不如说这是在搞旅游开发(真直说了，倒是正道)。

　　文化这种东西一定是潜藏在生活中才会有生命力，文化源于生活，更表现生活，文化脱离了多数人的生活，它就成了历史，如果它仅仅只能出现在少数村落的“表演”中，那根本就不能代表“农村文化”的主体，我们要强调“乡村文化”，就必须带有整体性，几个村落不能代表中国农村，担当旅游表演性质的文化不能代表农村生活保留的实际文化。

　　再说说学者们对乡村文化的研究。我如果说大量的社科学者以此骗钱谋生，自然稍显极端，毕竟他们也是在留存文化。但是，如果让我承认他们是在为传承“乡村文化”做贡献，那我绝对不认。学者们的最大功劳是对历史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考古，他们最大的作用是尽可能多地将乡间的“文化历史”记录在案，进而丰富我中华民族所谓的5000年文化酱缸，拿到国际上可以跟它国文明比厚度，舍此之外，他们给中国乡村留不下什么东西。

　　还想说说所谓“乡绅文化”的重执。近些年来，有不少先富起来的老板突然爱上了“乡绅文化”，说恢复“乡绅文化”是保护“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可以借此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

　　呵呸!呵呸!呵呸!赚了几个钱就可以欺负全国人民没文化吗?乡绅能代表道德水准?乡绅文化是值得继承的文化?

　　“乡绅文化”说到底就是“家国同构”封建制度下的奴役文化，它代表了封建私权的延伸和剥削制度的合理性，部分乡绅的所谓慈善与积德充其量也只是整体制度黑暗中的一丝亮光而已，乡绅存在的基础是剥削制度，不是道德制度，没有对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就没有乡绅的美好生活，更没有其所谓积善行德的财源，他们的每一次“善行”都是对劳动人民血汗的先盘剥后输出。

　　“乡绅文化”的制度根基是私权，包含私家的法权，只有在私权至上的社会，乡绅才有存在的可能性。比如说，旧社会的某村，曾有一位妇人未遵从“四德”，族人问乡绅如何处理?乡绅示：滚刺条。于是，族人将赤裸的妇人置于装满刺条树枝的卷筒中，然后滚动卷筒，半小时后，将妇人从卷筒中拖出，整个身体都血肉模糊。这种私刑就算是对其不守妇德的惩罚。乡绅不是官亦是官，乡绅握有“不法之法”，这是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合理文化，然而，却是血淋淋的吃人剥皮文化。

　　有些人会讲到，今天已经是文明时代，可以去掉“乡绅文化”中的糟粕，取其文化中的精华。胡说八道!“乡绅文化”的精华是什么?教化?布道?授业?行善?即使全都包含，即使还有更多，如今还有需要他们代办的必要吗?文明的时代，制度是干什么吃的?如果时至今日，还需要乡绅来代办如此基础性的工作，那政府就可以散伙了，国体都可以不要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竟然需要乡绅来提升国人精神境界和物质水平，那所谓的盛世中国绝对仍属于野蛮国家。

　　少数既得利益者寄望恢复“乡绅文化”，说到底是封建权贵意识膨胀的表现，是渴望延续愚民思想的表现，如此低级的文化糟粕竟然也想死灰复燃，足见今日中国思想倒退的严重性，非常令人困惑和恐惧的是，这股倒退的浪潮竟然还在知识分子群体和官方都得到很广泛的共鸣。可笑!可悲!可怜!

　　如果有富人想回乡做点事，欢迎！如果有人想借“做好事”戴上“乡绅”帽子，罢了！

　　要提出保护“乡村文化”，必须弄清楚乡村还到底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文化?就我理解，“乡村文化”不外乎生活文化和生产文化。生活文化取决于时代气息，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祖庙、祠堂、族谱、社戏、习俗、庙宇、私塾、嫁娶等文化再怎么乡村化，总是经不起时间的淘汰，尤其是糟粕化继承的倾向在农村很盛行。随着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及城乡生活方式的趋同，本就没有群众基础的传统乡村文化更加没有生存土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最后，该走进坟墓的还是要进坟墓，短期回潮的些许旧风俗，不伦不类，长不了。

　　至于生产文化，那就更加难以靠保护生存了。我们中华民族，通过几千年的积累和演进，工艺、美术、刺绣、服饰、器具、民工、民窑、民间建筑等遗产确实可以雄倨天下，然而，那也只是之于历史而言，因为它们近乎都脱离了现代生产。农村生产文化无法通过单独保护传承下去，需要保护的只能属“文化遗产”，时间越往后走，就越只能在书本或音像中看到。真正能够较长时期延续生命的生产文化唯一出路是商业化、产业化，只有商业化才能产生效益，只有效益才能进一步拓展生产文化，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凡需要保护的东西，最后都是要灭亡的。

　　我们国家现在有些省市，一提保护文化，就把镜头对准少数民族地区，一过大节日，电视镜头中的所谓“传统文化”全是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这种把“少数民族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的文化传播格调也是极其可笑的，它误导了大众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理解，也贬低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水准。在某些地方，政府出钱保护文化，被错误地做成了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其实，政府这样做了，少数民族的表演文化也不可能长久传承，因为这些表演文化在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具有普遍性，只存在于极少数村庄和极少数人。

　　我经常会想，与其强调保护“乡村文化”，还不如强调发展城乡共享共有的“城乡一元文化”，如果九成中国人未来都住进了城市，“乡村文化”本身就意义尘微。戏曲文化在宋朝以后主要是以农村为根基，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资源，近现代又逐步走向城市，几乎成了城市文化，农民看戏的机会反倒更少了，尤其是看好戏的机会少了。

　　仅仅把保护“乡村文化”改成保护“中国文化”也是不够的，因为保护一种事物，通常都是非盈利性质，负担非常重，越往后走就越难保护。还是以戏曲为例，国家花了巨大人力财力物力来保护并支持剧团建设，然而，看戏的人还是越来越少，好戏、新戏、合口味的戏还是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戏曲离灭亡还远吗?

　　如果把“保护”改成“发展”就不一样了，“发展文化”的提法比“保护文化“的提法又更科学更适用。文化永远必须与时俱进，保护的部分只能权当对历史的继承和尊重，并不能成为引导未来的主体，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创新是唯一出路，新文化永远比旧文化更适合时代，有根的新文化又比没有根的新文化更具渗透力，这里所谓的根即传统文化的沉淀。

　　文化要如何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向人民群众，文化的群众基础是最重要的基础，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大箩筐中包含的元素太多，不可能都向前发展，只可选取一些能获得群众接受的部分往前发展创新，创新的模式应该是制度支撑与商业支撑相结合，制度支撑是着眼于国家软实力的考量，商业支撑是基于文化生产力的考量，如果两者能达到共鸣，旧文化便成了新文化，如果两者的合力都支撑不起，那这种文化就应该被淘汰，文化历史是有取舍的。

　　象我等城市的混儿，早几十年前都是农村的土鸭子，换了件衣服，在城里滚了些时日，偶尔回老家看看，最主要是亲情和友情的依恋，当然也有残存的乡情不舍。某些有点智识的人以为自己负有呼吁保护“乡村文化”的道义，仿佛自己的努力于文化历史是一种贡献。其实，这都是想多了，脱离了历史新进程，乡村都在慢慢消失，你围绕“乡村”这个载体做文化文章便是多余，假以时日，中国进入市民社会，是保护“乡村文化”重要?还是保护“中国文化”重要?

　　最后，我还要特别严肃地提出：大家千万别把“保护文化”弄成了“封建回归”，这种苗头是有的，倘若文化人的良心出了问题，一百多年的“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一点成果恐怕有全被葬送的危险。保护思想的先进性比保护任何古董都更重要，发展有根的新文化比保护那些已经烂根的旧文化更重要。

　　“乡村承载传统文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城乡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必将到来！

　　慢行，乡村文化！加油，中国文化！

　　孙锡良微信公众号：sunxiliang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