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上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汪副总理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汪洋指出，尽管对话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中美进行对话而非发生冲突很重要。可惜，会后双方并未发布联合声明稿或行动计划。部分投资者解读此结果为负面资讯，押注特朗普或以国家安全为由课征关税或限制配额。
消息提振了钢铁股，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亦称，很可能对进口钢铁课征关税，使中美贸易前景蒙上一层阴影。中国已经作出了让步，但让步并非没有底线。
解决贸易失衡的钥匙
中美贸易不平衡由来已久。总量上，中国对美商品贸易存在长期的贸易顺差。从中方来看，虽然对美贸易顺差长期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呈现出较大波动，但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为2600亿美元，占中国总体贸易顺差的43.36%。对美国而言，根据美国商务部2017年2月7日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通关)，2016年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整体商品贸易逆差7343亿美元的47%。
中美贸易失衡，责任不在中方。美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主动开启了全球化进程，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贸易赤字反复增加。美国即便不从中国进口，也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低端工业品。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比较系统的工业化，成为规模宏大的世界工厂，向全球提供低端工业品。贸易不平衡，对中美双方而言，都很难简单做是非判断。辩证地看，各方利弊参半。其实，中国也并不需要特别追求贸易顺差。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钥匙在美方。一般而言，解决贸易失衡，有三种可能的选择方案。第一种，是上策，就是美国尽快实现再工业化。事实上，特朗普政府明白此中道理，美国正在积极进行税政改革，压缩社会成本和资本利得，以期开启再工业化进程。但是，这个过程比较艰难和漫长。第二种，是中策，通过谈判增加中国商品采购以降低贸易赤字。中美会谈以及“百日计划”后，中国贸易逆差已经出现缓解的迹象。汪洋副总理的出访，也是为更好地协同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第三种，是下策，就是展开全面的中美贸易战。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已经一再以贸易战相威胁，并且在某些领域已经作出了不友善的举措。美方单方挑起贸易战，或许可以获得美国民意的支持。在某些领域，也可以获得短期利益。但是，美国也很清楚，美国无法在短期内完成中国商品替代，那意味着可能爆发难以想象的通货膨胀。
在三种选择方案中，美国有选择权，中国也有选择权。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美国执政者的思考重点似乎不是贸易平衡。已经习惯于战争思维的美国人，着眼点似乎更侧重于金融战。从美国的财政金融布局看，美国人似乎更希望通过金融战重建全球经济结构。或者，从阴谋论的角度观察，美国更希望通过瘫痪中国经济，以首先解决迫在眉睫的美元信用危机。
美重蹈大英帝国覆辙？
强大的中国制造业，足以支撑一个挑战美元信用的主权货币。如果美国不采取极端方式阻止，十年之内人民币或将成为货真价实的国际货币，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大英帝国的没落之路。曾经以金融手段连续重创日本和苏联的美国人，仍然试图再一次使用强大的金融武器阻止竞争对手的崛起。
所谓的贸易战，不过是金融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真正局限于贸易的博弈。美国人盯死的，不是中国低端制造业，而是资产泡沫，以及建立在资产泡沫上的债务链条，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美国加息、税改、缩表，这些连续的动作，意图非常明确，虹吸全球流动性，以引爆不良债务。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分深刻，金融战的前哨战就是意识形态争夺战。苏联就是政府信用崩溃而导致解体的。人、财、物滚滚西去，留下几代人无法还清的债务。更倒霉的是，苏联在退潮中，让所有人发现竟然是庞氏骗局的造局者。于是，连它的军队都抛弃了它，人民再也不相信任何政治人物了。最终，失序的经济只能崩溃，失序的政治必然导致国家解体。
只要政府有信，就有民心可用。信用，说到底是全部资本乘以流通速度，全社会将所有资本投入生产活动，会产生永不枯竭的信用。一个好消息，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建立了，已经开始扼制资本的工作。虽然还不能完全控制教育、学术、传媒，但老百姓已经开始警觉各类经济骗子，大多数经济骗子已经开始从公众视野消失。虽然，还不能完全改组经济部门和金融机构，但老百姓已经意识到超级地租和金融投机的危害，那些超级巨星般的投机大鳄们正在迅速潜水开溜。
其实，危机是未预之险。有了准备，危险何尝不是转机。设想，如果中国也开始加息、税改、缩表，美国会怎样呢?
——将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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