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钱到哪儿去了

　　印了那么多的人民币，还在闹钱荒，还出高利贷。到底，钱到哪儿去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第一，钱印够了吗?第二，钱错配了吗?

　　第一、钱印够了吗?

　　我认为，中国的GDP计算方法和统计口径都存在问题。我国未纳入市场交易的资产增殖大部分未能纳入GDP统计。而资产增殖部分，是实实在在需要大量资本融通的，正是这部分的资本融通吃丢了新增货币。

　　国内生产总值是用最终产品来计量的，即最终产品在该时期的最终出售价值。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各种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是在市场上达成交换的价值，都是用货币来加以衡量的，通过市场交换体现出来。一种产品的市场价值就是用这种最终产品的单价乘以其产量获得的。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仅指市场活动导致的价值，那些非生产性活动以及地下交易、黑市交易等不计入GDP。GDP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因而是流量而不是存量。一言以蔽之，我国GDP统计，不能反映我国财富生产、增殖、流通的全部状况。所以，以名义GDP为货币发行依据，极容易造成货币管理上的误判。

　　我判断，我国真实的GDP至少为现在统计数据的一倍或以上。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6.8845万亿元。我判断，我国未纳入统计范畴的资产增殖应接近名义GDP数额，也就是说我国真实的GDP应该超过110万亿元。据央行统计，2014年2月末我国M2余额113.18万亿元。我判断，我国m2与GDP之比例约略为100%，略高于美国的80%，好于大多数国家。甚至，由于我国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偏高，实际流通中的资本略嫌紧缺，导致流动性不足，导致高利贷出现。

　　结论一：我国m2总量并不富裕，结构性资金缺口巨大。

　　第二、钱错配了吗?

　　我认为，中国的资产增殖速度实在是过快了。尤其是房地产等不动产增殖的速度太高了，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国工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以致於所有新增货币几乎被全部吸入了不动产，从而反过来又刺激不动产的迅速增殖，不动产再反过来吞噬流动性，不断恶性循环。

　　我国的产业发展是由发改委来规划的。事实上，我国的要素价格是宏观调控的，我国的不同产业的利润水平取决于发改委的政策导向。换句话说，我国不动产的增殖水平，完全是由发改委的宏观经济政策决定的。那么，发改委为什么要将不动产增殖速度调高到两位数以上呢?我分析，发改委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上存在严重的误判。在各种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发改委爲了维持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所谓的保八)，启动了非工业增长的投机性措施(刺激房地产发展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政府将全民所有的地租非法让渡给了一部分个人，异化成为不动产的大幅度增殖(相当于不动产投资利润)，刺激流动性不断涌入不动产开发。以致於，理应流入工业部门的流动性被挤占，导致工业部门资金成本大幅度上升，提前结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发改委拙劣的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制造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极度扭曲，导致了我国资金的严重错配，制造了奇特的钱荒。发改委是始作俑者，央行操作只是结果而已。

　　我判断，我国流动性的50%或以上流入不动产之中了。流动性一旦流入不动产之中，其流动效率必然会大幅度降低，甚至相当一部分流动性发生了沉淀。也就是说，我国新增货币除了制造资产增殖，并不能直接参与创造价值的活动。我认为，资产增殖幅度决不能超过工业平均利润水平，这是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常识，这是发改委必须遵守的宏观调控底线。换句话说，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要将房价上涨幅度降低到工业平均利润水平之下。同时，应控制流入不动产的流动性总规模，应将沉没于不动产的流动性激活，使我国的流动性配置处于合理水平

　　结论二：我国流动性配置严重失衡，甚至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

　　钱到哪儿去了?大体已经说清楚了。老实说，我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感到羞耻。关于货币总量和资本配置问题，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就说清楚了。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无数的经济学家为这两个问题设定基本原则和归纳数学模型。即便是非经济学专业的工农干部，都能够理解其中的原理和方法。我不认为，我国现在的管理层缺乏经济学知识，他们之所以搞政府机会主义，仍然是源于道德堕落。《国富论》的结论是简单的：国家若想不断走向富强，就要保证生产部门的基本增长，就要遏止不动产增殖的速度，否则资产增殖将吞噬工业增长，国家必将走向衰败。可惜，两百年来，无数统治者利令智昏，他们就是要将国家导向衰败!

　　若想根本解决钱的问题，要点在于重组发改委。首先，要解决宏观调控的逻辑;其次，要解决宏观调控的方法;最后，要协同财政金融政策的效用。具体的解决思路，我已经反复说过多次了。当然，发改委的错误并非全部源于发改委自身。我们不能不全面审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思路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思路的错误，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因，我们太强调“硬道理”了，不懂得“可持续”的真谛，真谛就是效率和质量，而绝不是单纯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外因，我们太重视“战略对话”了，不懂得“战略伙伴”的真谛，真谛就是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而绝不是牺牲资源、环境和国民福利。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思路必须改变，这是我国未来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根本出发点。

　　最后，钱到哪儿去了，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理论上，钱必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钱到了少数人的口袋里，钱到了外国人的口袋里，甚至钱到了我们敌人的口袋里，那么，我们就不仅仅犯了经济错误，我们也就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如果，我们把钱袋子搞丢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成了摆设，那么，前苏联、前南联盟、北非和中东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钱袋子，然后我们才有资本去追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