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村开始关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文/李佳

皮村的一切仿佛都处在某种现代主义城市想象的反面：散漫、未经任何规划的建筑高低错落，坑洼不平的道路两旁连成一片的是作坊的门脸，墓地就紧挨在大街的旁边，这里的蓬勃和荒芜是一体两面，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杂交和边缘景象，仿似在挑衅着那些关于现代社会及秩序的规范性论述。很难想象，在这片被都市遗忘和抛弃的边缘地带，竟有一间“博物馆”存在，除非亲自穿过略显拥挤却井井有条的展厅，狭小而总是人气满满的放映室和图书馆；或在展场外面的帐篷剧社中坐下，观摩一出附近工友居民自己排演的戏剧。恐怕更难想象的是，这间仅百多平方的小院落，事实上在北京五、六环之间广大的城中村区域扮演了文化中心的关键角色，它还是全国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设的重要平台。自2010年6月开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整个展厅被搬到马德里的索菲亚皇后美术馆，随后是柏林的世界文化宫，以及玻利维亚的国立美术馆和人类学与民俗学博物馆。而这一切的起点仅仅是几位打工者的自发组织。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孙恒是最主要的发起和策划者，这位1999年便踏上打工之路的前音乐教师，有着丰富的组织和动员经验，自2002年起，他同几个朋友组成了“新工人艺术团”，工作之余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工厂、社区给工人做义务演出。这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前身，到2008年博物馆正式开放时，孙恒等人已自发组建了打工艺术团、工友之家公益组织、工人子弟学校等机构，并在乐施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筹办了三届工人文化艺术节，编演了两部戏剧，出版了四张唱片，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无论是电影放映、戏剧演出还是艺术节举办，位于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都是最重要的活动基地。在孙恒等人的设想当中，打工文化博物馆一方面的功能，是记录打工人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用实物、文字、档案等构筑起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一重发声空间；另一方面，则扎根于皮村社区，服务于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的直接诉求，并以凝聚社区认同和促进成员沟通作为一项工作重点。

如此，这间小小的博物馆以耐人寻味的方式混杂了来自各个层次的问题和讨论。它的创建，正是现代博物馆启蒙理想的体现，即通过展示活动带给参观者新的体认与经验，传播和营造打工群体的文化氛围，开展社会公众倡导以增加社会对打工群体的关注理解、尊重与支持。体现在展览设计上，是以展示和促进公众认知为主的普及导向，并有意向正规的公共博物馆的展陈方式看齐。虽是因陋就简，但展板、数据、图表、文献、实物等陈列一样不缺，在公众教育方面更仿照公共博物馆的工作方式建立博物馆通讯和工作坊等活动。事实上，条件和规模并不是打工文化博物馆区别于传统公共博物馆的前提，真正使它有别于其他机构的，是其完全自觉自发的自我组织实践，同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相反。而这一点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博物馆运动与实践的核心所在。

同时，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和历史条件决定了打工博物馆亦需担负起为打工群体建立和描述身份认同的象征化功能。打工人群这一长期被边缘化的庞大群体，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所面临主流话语的忽略和挤压，政府力量的控管和隔离，民间叙事的污名化和漠视，使他们迫切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和文化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张力。一方面，通过打工者自愿捐赠的照片、信件、证件、工资单、欠条、劳动合同、工伤证明、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报纸、书刊、政策文件、打工文艺作品的展陈，来质疑公众通过媒体等间接渠道获得的打工群体形象。另一方面，以打工者自己创作的戏剧、诗歌、音乐、影像，来争取自己的发声渠道，划清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话语、市场逻辑引导下的多元话语和“为农民工立言”的社会精英话语之间的界限。背后支撑的正是打工者建立群体认同和参与社会融合的强烈意识。

但更引人注意的打工博物馆在当地社区中自觉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功能。博物馆设置有公众阅览室、放映厅和剧场，被有意地建设为打工者文化创作的汇报和展示舞台。由、孙恒等活跃分子创作的《团结一心讨工钱》、《生命之歌》、《打工最光荣》等歌曲，会在这里经常性的演出，而附近的工友居民亦会积极响应。这些歌曲的mp3，都可以在公众阅览室里自由下载。博物馆结合当地资源，定期为社区打工家庭的儿童开办工作坊，引导和鼓励孩子们用图画和摄影的方式记录生活，更促发居民们对强制拆迁、户籍制度等社会现实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在孙恒看来，在中国两亿多人逐步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会造就大量类似于皮村的打工者聚居区域，他们在这里会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及组织，而皮村的尝试与探索正是团结群众争取社会资源、调动基层力量自我建设社区文化的先声。或许可以认为，皮村的打工博物馆正是新型“社区博物馆”建设结合具体环境的初步尝试，从中可以窥见的是草根性力量不断凝聚的前景，基层社区自治的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灵活的实践可能。

植根社区，创造历史

采访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负责人孙恒

时间：2011年2月

地点：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北京皮村

《当代艺术与投资》：为什么博物馆选择打工文化艺术作为主题？

孙恒：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前身就是一个艺术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方法就是通过文化艺术的方式来组织群众。我们认为艺术不是脱离于现实的，它应该是来自于现实，并要积极参与改变现实。无论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还是工作人员自己，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群。这个群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不断地改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当中，两亿五千万的进城务工人群其实是主力军，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希望能为这个我们自己的群体做一些服务，至于做什么并不是我们想像出来的，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碰到了很多困难，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一步步地做成了今天的事情。比如最开始我们发现工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很少，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歌、自己的快乐，所以我们就去演出。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上不起公立学校，我们就去办自己的学校。

至于这个博物馆，是因为我们看到在主流媒体和文化历史当中出现的都是少数人或精英，而这些为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做出这么大贡献的劳动者，却无法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文化。同时，我们又觉得我们自己的这些文化不能够去交给那些专业的、精英的所谓艺术家或专业人士，因为他们已经不再为我们说话了，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群体。所以我们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记录自己的文化历史？历史是需要有载体的，要形成文字、档案、形成可看的东西才能够流传和传承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虽然我们创造了历史也不会进入历史。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我们去看万里长城，看到了秦始皇的历史，却看不到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历史。记录历史需要依靠技术，比如在古代需要用文字记录，但这个权力只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今天，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大家最起码都是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每个人都会读书看报写字，而且随着高科技产品比如互联网、手机等等的普及，每个工人几乎都有功能很全的手机，我们可以把我们工作、生活的场景拍下来，放在互联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已经具备了劳动人民来记录自己的文化历史的条件，因此，我们就想自己来办一个自己的文化历史博物馆，记录我们的历史。

《当代艺术与投资》：你刚才提到博物馆的一个作用是通过艺术改变生活，能举几个具体例子吗？

孙恒：要想改变生活，第一是要先反省自己的生活。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生活，并不意味着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生活，能够觉、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和矛盾。我们组织过工作坊，鼓励打工者的孩子们用照相机去拍自己的生活，用画笔描绘自己的生活。其中有一个孩子花了一幅画，他说房子要拆迁了，我到哪里去上学？这个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太普遍了，如果不去思考，你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人家要拆迁我们就要搬。但如果开始反思这件事，你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为什么城市在规划的时候不考虑到所有在这里居住生活的人？为什么只有本地的居民可以有补偿，但外地的人则被排除在外？这种拆迁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家庭有什么影响？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是必须要去面对、去反思、去考虑如何加以改变的生活。而这正是我们从事艺术活动，开办博物馆的初衷，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我们的文化艺术不是脱离生活，而是要服务于它，要去改变那些跟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不公正。比如我们艺术团为什么要去唱歌？我们要去唱《天下打工是一家》，《团结一心讨工钱》，因为当我们不唱的时候，很多工友们觉得被拖欠工资是很普遍的，无法改变的，但是当我们用我们的音乐去把这些故事再重新讲给工人们去听、去看的时候，就会激发他们思考，工人们就会觉得拖欠工资不对，应该团结一心去维护我们的权益，就会产生行动。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生活直接的影响和改变。

《当代艺术与投资》：有哪种艺术形式是你们特别重视的？音乐、戏剧、绘画、摄影，还是纪录片、诗歌？孙恒：其实说白了我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团体，所有这些形式都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目的，而不是为艺术而做艺术。以歌曲创作为例，我们所有的歌曲大概都是几种形式，一种是改编工人的故事，我们会做很多口述和访谈，收集资料。比如《团结一心讨工钱》这首歌，就是在讲工人怎么样去讨工钱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后来我们从歌曲发展成戏剧，是因为歌曲的载量和戏剧相比太小了，它很短，传递的信息可能更偏重于情感。但同时我们又有更多的故事需要讲，包括整个群体的诉求，比如说关于拆迁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社会基本的保障，比如说拖欠工资和工伤事故等等。工人的现实生活需要我们通过文艺作品来反应，歌曲就不能够满足这么多需要，而戏剧能容纳更多的艺术形式，说唱、形体表演、音乐都可以融进去，从内容上来讲它的时间可以拉得很长。

我们现在已经有两部戏剧，每一部大概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另外随着摄影摄像设备的普及，我们配备了小的DV机，开始拿起摄影机用影像来记录和反映我们的生活。我们曾经和社科院的一个老师合作，计划在皮村做一个社区媒介的培训基地，主要是以影像为主，鼓励工友们利用手机、摄影机拍摄自己的生活。每年七、八月份我们会办社区展览。去年夏天我们还尝试做过社区电视台，做过两届社区电视节目，里面包括“社区新闻”“社区人物”等栏目。比如我们做过打工者“小马的故事”，请一个工友担任主持人去访谈、跟拍他的生活和工作，去讲他的故事，再在社区里边放给大家看，来自于社区又回馈到社区，效果也挺好的，只不过是太耗费时间精力了。

《当代艺术与投资》：能否请你稍微介绍一下皮村社区？

孙恒：皮村处于东五环以外，本地居民一千四百多人，外地居民有一万多人，所以大部分都是外地居民在此聚居，也是北京比较典型的外地人生活社区，围绕着五环以外的一圈都是这样的聚居地。因为临近机场，所以这里不能盖高楼，要不房地产商早就进来把我们赶走了。虽然有飞机的噪音可能会被认为不适合居住，但因为五环以内房价很高，生活消费也很高，工友们负担不起，才会被赶到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来。

皮村周围有很多工厂，有沙发厂、家具厂、门窗厂、彩钢厂，还有做展览展示的，这里有80%的工人会在附近的工厂工作。村子里边所有的商店、超市、餐馆，都是外地人在经营。还有一些打工者在城里工作，他们白天就坐公交车到市里边打一些零工，或是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或者是晚上就回来。这个社区有很多家庭，所以我们的学校里有四百多个孩子。

《当代艺术与投资》：能概括一下这个博物馆在整个社区里边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吗？它能够覆盖这个社区绝大多数的居民吗？

孙恒：从2002年成立的公益组织“工友之家”开始，我们在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社区建立社区文化教育组织，为大家提供服务。我们在社区里有自己的打工子弟学校，有博物馆。学校更多的是满足孩子们的教育，博物馆更多的是满足成人的文化教育活动。如果没有这两个平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北京这样的打工者社区太多了，本地的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只是为本地人提供服务，外地人是不管的。这个外来群体的人数这么多，又没有自己的组织，就没法形成一个有效的社区。大家只是住在一起，并不交往，谁也不认识。而我们在社区创办文化教育组织，就可以把大家团结起来，去争取社会资源。其实我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放映厅，都是寻找的社会闲置的资源，这里面的家具和设施很多都是捡来的。但有了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动员起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建设。所以每年我们会组织各种学习、教育、文化、活动，给大家搭建平台，促进大家交往。

在社区的工作中，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需求来自80、90后的新生代，这些年轻人对社会交往的需要会更强烈。这些年轻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而城市是一个公民社会，以人和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交往为条件，而这些外来的年轻人是很难得到社会交往的机会的。如果没有社区的活动中心，我们很多年轻的工人下了班就在马路上闲逛，没有地方能去，要不就是去黑网吧，或者喝酒。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些积极健康的活动给大家，促进大家的交流，改善大家的生活。

社区活动中心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工友们提供了一个家。在农村，我们有一个家，有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同学老乡，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可以来帮你，但是当我们只身一人来到城市的时候，城市里面没有我们的组织，没有人管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难用个体去面对。比如没有学校，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学上。如果没有这个活动中心，没有图书馆和放映厅，我们想看书、想看电影就没有地方去。没有工人艺术团，我们想唱歌也没有地方。这个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支持网络的平台，当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家调动社会资源，动员大家的力量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当代艺术与投资》：有没有统计过接待或者提供服务的人次？

孙恒：这个社区大概一万人，我们做过统计，每年按人次来算，参与我们各类活动的大概是三万人次左右。我们一年会放150场次电影，每周放两天，一天放两部，每一场都是有活动记录的，大概这项每年都会有一万五左右人次。光来看电影的就有这么多人，每一场演出大概能坐150到200人。

《当代艺术与投资》：博物馆现在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孙恒：我们现在和社科院一个研究移民赋权和媒介的老师合作，在做一个“新工人辞典”的工作坊项目。这个想法的缘起是关于描述工人身份的词语的讨论，比如说“农民工”这个词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带有身份歧视色彩的消极词汇，它背后就牵扯到待遇和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同样是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城市人有北京户口，就叫职工、市民，就享有市民待遇，如果你是外地来的，就是农民工，你就没有基本的社保，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你的孩子上学就上不了公立学校。所以我们这个“新工人辞典”就是要讨论这些词语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些词语是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那些官员、精英、专家学者便于研究我们而贴给我们的标签。

这个工作坊的流程是一天的时间分成六个模板，组织工人选出一些主流报纸的文章，大家一起讨论，也会找出中央电视台每年关于打工人群的节目，比如冯巩、王宝强这些人演的小品，讨论他们是不是能够真正代表我们。如果让我们自己来修改，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措辞。我们计划收集两百条左右跟打工者生活工作相关的很多词语，如果你讨厌哪个词语，可以指出理由，给出可以替代它的词语，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会编一个“新工人辞典”，将来可以供给媒体使用。

还有一项任务是一项城乡对比的研究，暂定主题叫“家在哪里？”。如果你是外地人就会有很强烈的这方面的体验，会觉得没有归属感。在中国有几亿人来回流动，对他们来说，家是什么，家在哪里？围绕这个主题我们会有一个调研报告出来，会有一个专题展览讲这种流动，会有一个关于归属感的讨论，而“家在哪里”也是我们下一届艺术节的主题。

《当代艺术与投资》：似乎你们的工作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更倾向于公众教育，比如论坛；一个更紧地联系起本地社区的建设，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

孙恒：虽然社区是有地域限制的，但是这种社区在将来会有很大的意义，它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范本。中国两亿多人逐步要城市化，要进入城市，一定会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组织，我们这个社区其实就是中国很普遍的打工人群生活区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现在能探索出一套针对社区的有效的工作方式，可以为整个这一类的社区提供先例。我们做的很多探索和尝试，比如说怎么建学校、怎么搞文化活动中心，怎么样发展适合工人的组织形式，在将来都会在全社会推广。比如我们建立的同心互惠二手商店，这个模式已经在北京、云南、武汉等全国各地推广。我们相信文化和艺术的作用，可以超越时间、空间，可以对更多人形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