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川沙县位于黄浦江东，所以，现在成浦东新区了。生我养我之地，是日日夜夜能听到海涛喧嚣的江镇人民公社东滨大队。因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曾经转载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因为毛主席称赞“赤脚医生就是好”，作为我国赤脚医生的发源地之一，江镇公社从此声名大震。因为我们东滨大队是《报告》中所提及的“富队”、俩位赤脚医生也被双双写入了《报告》而也曾引人关注。
他们，都曾经是我的良师益友。那是因为我回乡务农后，承蒙党支部信任，担任过大队学习毛选辅导员和“土记者”（实际上是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有幸参加大队党支部“中心组”学习、出黑板报和拟写农业学大寨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消息报道，所在的办公室与卫生室仅一墙之隔，所以和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还成为了“忘年”之交。
俩位中的张医生女，蒋医生男，他们背着药箱出诊时，我还是在校的初中学生。出于对“白大褂”的敬畏，我开始见到他俩，也是毕恭毕敬，一口一个“张医生”、“蒋医生”。回乡务农后接触中，觉得他们不是那种一本正经油盐不进的“假严肃”，也就入乡随俗，称呼张医生为“张大姐”。蒋医生呢，因为祖上与他家有亲，按辈份，我就叫他“爷叔”。两人对社员真情热心，与大家打成一片；工作很刻苦很负责，据说在当时公社的这支队伍里，他俩的医德和医技均属“前八尺”，群众口碑很好。
巧的是，这两位医生，都在《调查报告》中留名。同为钻研业务，前者是文化不高但刻苦努力勤奋学艺而受褒扬，后者是因为“买了九块钱的洋书在农村夹出夹进”而被贬损。
张大姐的确“文化不高”，因为在家里她是老大，下面“挨肩头”的弟弟妹妹还有六个，父母不堪重负之下，她读完四年级就不得不停学，回乡种地成“半劳力”了，听说她在学校可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呢。《调查报告》中所指的那位希冀“进编制”而夹洋书的，是爷叔蒋医生。不过，他所夹过的书根本不姓“洋”而姓“土”，是两本中医传统典籍，没啥值得大惊小怪的。但那时的写作模式，已经侵染了“有正必有反”的形而上学和“帮腔帮调”，为突出赤脚医生成长也有“路线站队”，刀笔小吏罔顾事实，牵强附会，没经过大队党支部审阅，就自说自话，硬是把蒋医生的“土书”打成“洋书”。事实上，这俩位赤脚医生土生土长，“根正苗红”，都很淳朴，很优秀，能够走上这个岗位，那是在生产队酝酿提名、大队党支部反复征求意见后报到公社审批了的。据说当时各个生产队推荐的候选人至少有九名（每个生产队一名），“好中选优”拔了又拔，得到公认没有异议的，也就他们二位。经过培训和实习，他们不离地不离土，一天隔一天在大队看病，一天隔一天在生产队下田，对谁都很热情，很负责，服务方面那真是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男女一个样”，“老少一个样”，“生熟一个样”，“干部群众一个样”，给谁都是温暖和放心。我那时尚在老年组、妇女组处于“学农”阶段，年少腿快，又为老人妇女“差得动”，因此，只要有谁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了，大多会“差”我去请医生。期间五、六年光景，这样的“差”我“当”过数十回。无论月黑风高还是天寒地冻，俩位医生都有请必到，毫不迟疑，第一时间拎起药箱就走。对于有些确诊不了的疑难病症，他们还陪同家属星夜送往江镇卫生院（约九里）甚至川沙县人民医院（约十二里），那可是争分夺秒一路连奔带跑的。见到他们这么忙碌这么负责，钦佩有加，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他俩是一个口径：没啥不容易的，人家是无奈之下才半夜三更来敲门，我们早赶到一分钟，病人就会早放心一分钟；病人适意了，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没啥不容易的。日积月累中，他们的言行举止，让我实实在在地见识了赤脚医生为民服务的那种真诚和切心。因此，毛主席赞扬“赤脚医生就是好”后江镇公社召开万人庆祝大会，我随同民兵连长带领的基干民兵前往会场，在人山人海中维持秩序，望着主席台上就座的张医生蒋医生，是非常引为自豪和兴奋的。
赤脚医生很忙。逢看病那一天，他们六点半就进入卫生室，先是“烧针头”，看值班记录，七点钟开始接待上门的一个个男女老少，把脉，测心率，量血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了解症状很耐心很细心，确诊病因后，开方，发药，记档案，还有为外伤患者创口消毒、敷药、包扎等等，内外科妇科都检查都治疗，医生护士的活计全干，是地地道道的“全科”。里里外外门诊接待忙完后，大约九点半左右，便要去各生产队巡回出诊，对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上门作跟踪服务。下午病人不太多，就会忙着种植中草药。因为四季农作有忙闲之分，农闲时并不需要按部就班下田，所以两人也有一道“坐班”的时候，一般是上下午分别轮流出诊后，张医生忙在草药地里，蒋医生守候在值班室内，一天服务的病友，少时二十来人，多则三、四十人，抽空还去现场指导打水井、粪缸加盖、灭钉螺等卫生防疫工作，比正规医院正规医生忙乎多了。六八年起，计划生育提上日程，落实“一对夫妻一双子女”政策，两位、尤其是张医生，就配合着妇女主任走村串户，深入农家，耐着性子，上门动员，做通工作后，还得陪同适龄男女去公社卫生院做人流、做结扎，一件件、一桩桩都做得有板有眼，从不含糊。赤脚医生对大伙亲，大伙对赤脚医生敬。赤脚医生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打什么针配什么药配多少药，都中规中矩很有分寸；病人对赤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满有信心“言听计从”，一样的五分挂号费，没人会指这要那，挑挑拣拣，根本不会浪费药物或者出现“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现象。
对俩位的了解和熟悉，既是因为有相处交流的机会，更有自己接受过他们治疗的经历和体会。六九年的夏天，我不慎被马蜂咬了一口，满脸肿得眼睛也几乎睁不开了。顶着炎炎赤日，张医生闻声赶来我家，为我打针服药后，又赶回大队部，采来“猪专头”、“打官司草”等一大把草药打汁，敷在我面部用以消肿。当天吃过晚饭、第二、第三一天两次，连着为我打汁换药，直到红肿消退恢复如常。蒋医生的服务，是因为有段时间我老是鼻血不止还连带痢疾发作，好不恼人。向蒋医生告知实情后，土霉素黄连素四环素都用了，但效果不太明显。为此，他为我寻医觅药，特地去祝桥镇请教了蛮有名气的吴老中医，听说“仙鹤草（我们老家说的“接力草”）素”有制血制痢功效，但当时人民医院却缺味着，他就摸索着自己制作，用仙鹤草和几味草药熬成流汁，不苦也不腥，口服后第二天就见效。我当时又感激又敬佩，他也觉得惊奇，后来就经常用于临床上，还对我说“由此而对中医中药的认识跨前了一大步”。
蒋医生是完完整整的六三年初中毕业生，在赤脚医生队伍里，他的文化程度算得“高知”了。因为偏爱中医，经常会借一些有关方面的书籍阅读和钻研，我曾经见到过的就有《黄帝内经》、《伤寒论》等。懂得中医，需要一定的古文和哲学功底，难度很大，蒋医生倒是一个“认准了钻到底”的“有心人”，非常舍得下功夫，有时走路也会默默背诵一些概念和原理。遗憾的是，他的行为却遭至了六队、七队、九队里一些“假积极”的嫉妒和看不惯，居然无中生有诬他是走“白专”想跳“农门”，“进城穿白大褂当大夫”了，于是，就有了《调查报告》中的“夹出夹进”那一段。“假积极”现象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还是不鲜见的，我至今还记得这些貌似革命、实质对革命一窍不通的“假积极们”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的那副伪装、那些谬论和那种丑陋，打心底里篾视他们。一次讨论，我说改造主客观世界必须同时进行，有个“假积极”指责我这是“小资产阶级情绪“，我不服气争辩了几句，他竟然说，你到农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得听从贫下中农的指教——你说气人不气人。但那个时候的气候下，这些“假积极”虽然毫无真才实学只会扣帽子打棍子，但还是有点市场的。
张医生蒋医生“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是大多数社员心目中的“向阳花”，成长之路普通寻常但并不平坦，离不开党的阳光照耀。张医生风里雨里夜半出诊不让须眉，但评工分时却只能比别的同等劳动力（妇女最高每工十分）高出半分（每工十分半），因不能同岗同酬而有过“想不通”；蒋医生被污为“白专”典型，那更是被“冤枉”了。好在大队党支书老金同志是个做思想工作“对症下药”的实在人，以“极端负责”“极端热忱”，跟包括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在内的讲“老三篇”，讲“完全彻底”，讲“全心全意”，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意思只有一个：为人民服务不能计较得失。中心组学习后，金书记还分别与两人谈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对张医生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理解大队在分配上的大局，男女同工同酬不错，但目前毕竟还是“有别”，不能为了兼顾一名党员不吃点亏而开出口子，产生不利影响，消除了张医生的不愉快；对蒋医生的“冤情”，老金则点拨他“无则加勉”，应对“乱嚼西瓜籽”那样的谎言，用行动证明才最有说服力。一次，我与蒋医生聊《三国演义》无意中涉及此事时，他已全无耿耿之意。
一九七一年离开故乡后，我先后去了云南、山东等地，得知俩位并未被风浪卷入漩涡，张医生进入一家乡办企业做厂医；蒋医生经卫生部门推荐后有了进修深造的机会，成为一名中医内科医生，工作环境不一样了，日常生活改善了，不变的是他们都依然在踏踏实实地继续着他们的服务。“叶落归根”回到故乡，俩位依然是我的故知故交，与张医生交流较多的是当时那片全心全意的“赤诚”怎样练成，与蒋医生探讨较多的是辩证法在中医领域的运用。对于那段经历，他俩和我一样，深有感慨，而无怨无悔。
如今药房满街，诊所遍地，一些曾经的“根正苗红”落入了“铜佃眼”里“翻筋斗”。但出于“信得过”，家乡还是有人来请教咨询，张医生蒋医生初衷未改，真诚接待，让老乡们怀着希望来，带着满意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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