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农村改革要不要重返集体经济的争论中，有一个很惑人的谈论值得人们注意。什么谈论呢？说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好不容易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现在又有人提出重返集体经济，这是要走回头路，是左倾思潮复辟。他们气哼哼地发问：回到40年前还让我们饿肚子呀？要看老百姓答应不答应。讲这种论调的人很不少，不陷于一般的老百姓，在高职公知人群中也大有人在。这种论调听起来似乎在维护改革成果，为老百姓鸣不平，实则是近乎荒谬的错误观点，我们要认清这种谈论的荒谬性，不要被扭曲历史的温饱说模糊了眼睛。
凭什么说这种谈论近似荒谬呢？
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观点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对大包干责任制解决温饱问题的估计不客观不准确
人民公社否定派为了凸显改革开放的成就，他们最得意的根据就是家庭联产责任制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有人说，建国后几十年没能解决的饥饿问题，大包干几年就解决了。为证明这个估计有违真实，笔者写过《谁是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最大功臣》的考证文章，考证的结论是：说家庭联产责任制解决了中国的世纪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是个伪命题。为啥是个伪命题？因为从考证知道，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在人民公社时代已经解决了70%，1978年以后要解决的只是余下的30%；而这30%又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从1979年到到2003年脱贫和解决温饱问题人口由2.5亿降至3000万，但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到十八大，贫困人口又从2003年的3000万剧增至7000万以上，习近平从十八大后，苦战7年解决了1亿多的贫困人口，中国的温饱问题才最后解决。考证表明，大包干只解决了部分落后地区的温饱问题，对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并未产生正向的影响。2003年至2012年贫困人口从3000万增至7000万以上，这个事实却告诉人们，农业私有化的个体经济不仅不利于消灭贫困，反倒成了滋生贫困的根源。由此可知，把解决温饱问题的成绩归咎家庭联产责任制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是个伪命题。
第二，对40年前饿肚子历史原因的归咎不正确
改革开放前中国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这是谁也不否定的事实。但有多大规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需要考究的。反对重返集体经济的人不是说数量，要说原因，他们是把根源归咎于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的。他们说人民公社养懒人，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温饱问题长期不得解决。这种论调看似否定人民公社，实际隐含着对我国建国后前30年的否定。笔者就贫穷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写过《建国初期中国贫困问题为啥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的考证文章，作者通过考证认识到：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放前因缺吃少医被人辱称东亚病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处于西方贫困线以下。建国后经过近30年的建设，到毛主席去世，尽管有70%的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诸多的原因仍有30%约2.5亿的人口还处于贫困状态，即还存在饿肚子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建国后在世界上是解决老百姓温饱问题最快最好的国家，这是联合国认定的，2.5亿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是前进中待解决的问题，这些贫困人口是历史遗留的，并不是人民公社造成的，把贫困饿肚子归咎人民公社是歪曲历史的，因而是荒谬的。
第三，对重返集体经济前景的展望不光明不正确
现实充分表明，大包干个体经济已经导致严重的“新三农”问题，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怎么改呢？对社会主义农业而言，只有重返集体经济。反对派说这是走回头路，若再回到40年前，就会重新饿肚子。这是一种悲观的不光明的估计。河北周家庄坚持人民公社闯出一片共同富裕的新天地且不说，河南的南街村，贵州的塘约村，这两个村可是由大包干重返集体经济的，他们都实现了共同富裕的追求，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被列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先进典型。这里，仅以塘约村为例，看看塘约村的嬗变，就会坚信这种顾虑是大不必有的。塘约村占地面积5.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862亩，全村不足4000人。实行家庭责任制以后，全村青壮劳力为致富和解决温饱问题纷纷赴沿海城市打工，打工人数最高时达村民的三分之二，一时间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到2010年，随着市场经济的竞争激烈，打工收入越来越少，外出打工的又陆续返乡，2014年塘约村人均收入只有3000元。这年，两场洪灾把塘约村洗劫一空。面对一家一户无法战胜的困难，塘约村的共产党员带头，又重新办起金土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国家贷款120万元重回集体经济，他们以“三权”促“三变”的经营理念，探索新形势下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仅仅两年，塘约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不到4000元提升到2016年的1003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000元提高到202145元，2016年实现了从二类贫困村到“小康示范村”的华丽嬗变。这就是重返集体经济的榜样，怎么会重返饥饿呢？
第四，对重返集体经济的必然性的认识不正确
2016年，习近平在小岗村农业改革现场会讲话时指出：农业改革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集体经济搞没了。总书记的这个指示实际亮出了农业改革的底线，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革不能超越的原则。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通过集体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大包干实行的当初在分配上坚持的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原则，因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的原则，我们认为联产责任制还是社会主义的；但当国家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免去农业税和实行对农业倒贴以后，集体经济已不复存在，大包干经过演变完全蜕变为私有化性质的个体经济，已经失去社会主义的性质。现在，反对重返集体经济的人还抱着大包干是社会主义的老观念不放，显然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重返集体经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第五，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明确
家庭联产责任制本来是为解决落后地区温饱问题而提出的，但后来推向了全国。随着大包干责任制性质的演变，小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弊端在中国逐步显露出来，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共产主义风尚几乎荡然无存，社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阶级。面对“新三农”的突出矛盾，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出现两极分化和剥削，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失败了。面对“新三农”问题他又说，看来我们的改革要完成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否定人民公社，第二次飞跃是振兴集体经济。他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是振兴集体经济。由此可见，把我们的视线只盯在温饱问题上，把观念停留在第一次飞跃，显然就不识时务了。重返集体经济就是要完成邓小平的第二次飞跃，落实习近平不能把集体经济改没了的指示，这是社会主义交给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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