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北美华人科技工商联合会举办的、关于金庸小说六十年的专题讲座。我们非常有幸能请到孔庆东教授。今天来的朋友分为不同的年龄段，身处不同的行业，可能大家都是因为孔庆东教授的名气和作品，慕名而来的，我现在简单地介绍一下孔教授本人。
孔庆东教授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的大宗户后人，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兼多领域思想评论家，在鲁迅研究、戏剧研究、武侠研究、语文研究方面的影响非常大，近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研究专著有《超越雅俗》、《谁主沉浮》等。孔教授曾经在多家电视台和大专院校讲授金庸小说，广受欢迎，人称他为“北大醉侠”。
现在有请孔教授给我们做“金庸武侠六十年”这样一个专题讲座，大家欢迎!
孔庆东：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下午好!
我觉得这个环境非常令人感到亲切、随和，所以我也就不拘小节，不做过多的客套，慢慢开始。我自己准备了一个提纲，我现在就打开电脑。
我这一次来美国呢，首先要感谢联合国的中国书会。今年有一个第五届中国日的活动，昨天在联合国总部搞了一个开幕式，昨天我在那边也有一个讲座。其实我9号就来了，好像在座有一些媒体朋友，我顺便交代一下我的行踪。我9号就来了，头几天到处游玩，其实对我来说呢，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吃亏。因为我是搞文学研究的，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那里都是我工作的素材，都是我工作的对象。我这个专业比较占便宜，无论接触什么人都不吃亏，因为我随时可以写到文章里面去。但是呢，人到一个地方不能光占便宜，我临走前这几天，日程是比较满的，布置满了讲座、座谈等等，从前天就开始了。前天在和统会那边有个讲座，昨天是在联合国总部，今天有幸来到纽约大学，根据中国书会给我安排的行程，让我今天讲一个“金庸武侠六十年”。
其实对我来说，讲什么话题并不重要。我这人不论讲什么，首先是要尊重听众的需求，中国34个省市我都跑遍了，哪个地方请我去讲座，我首先都问：什么人听?人家希望我讲什么?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要听什么，我估计讲金庸应该是具有最普遍的共同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的作用就相当于《国际歌》。列宁说：走到世界各地，唱起国际歌，就能找到无产阶级的兄弟。他这是作为一个革命导师讲的。我说的是，走到世界各地，只要谈金庸，总能找到华人朋友。现在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学中文，我也给他们推荐金庸小说。我虽然去过的国家不多，一共也就十来个，可是我教过二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我给他们推荐的最好的汉语教材，不是《论语》，不是《鲁迅全集》，不是《毛泽东选集》，而是金庸的小说。我说读金庸的小说，可以让你最快最准确地进入中国文化。因为金庸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超越阶级立场。
说到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金庸这么受欢迎，受中国各界的欢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不太喜欢金庸。网络上对我有各种评价，近年来好像普遍倾向于把我描绘成一个左派，甚至是极左分子。(笑)但是大家会发现中国真正的左派是不喜欢金庸的，左派对金庸有激烈的批评，认为他不革命嘛。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右派也不喜欢金庸，说金庸竟然不宣传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笑)，是吧?右派也不喜欢金庸，所以金庸他很孤独。喜欢金庸的人是有点超越左派和右派的，这很有意思。
今天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很多情况下人们被逼迫着站队，被逼迫着说自己是红的还是蓝的，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讲，我们可不可以先这样去问，你说孔子是左派还是右派?耶稣是左派、右派?鲁迅、毛泽东是左派、右派?最后金庸是左派、右派?这样一想的话，问题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了。人可能有派别，但一个人仅仅被一个派别就装下了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思考的视角下，我来研究金庸。
其实研究金庸在学术界来说是有风险的一个选择，虽然金庸的读者很多，研究金庸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会感兴趣，可是在学术界会受歧视。今年是2014年，二十年前1994年，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一次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当时枪林弹雨就打过来，用此事证明北京大学堕落了，说北大居然研究金庸，成何体统?斯文扫地。这些人也许是为北大好，也许是好心，可是他们不知道北京大学的一个光荣传统就是接地气，就是为人民，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早在一百年前，北京大学就最早研究戏曲，当时戏曲是下里巴人的下里巴人。北京大学最早搜集研究民间故事，北京郊区有个妙峰山，这个妙峰山的民俗就是一群北大学者去调查的。北大之所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站在历史潮头，是有其内在的灵魂支撑的。二十年前如果让我讲金庸，我是没有那个勇气的，虽然我的导师们讲金庸还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是上大学的时候跟着一帮同学胡乱地读金庸，然后我们向老师宣传金庸好，时间长了老师就说，你们光胡说八道有什么用啊?你们去研究研究，我们才用学术的眼光来看待金庸的问题。
所以我讲金庸，并不是要去重复金庸笔下那些精彩的故事，那些感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因为我是中了知识分子的毒，中了学者毒，我还是要从学者的角度去谈谈金庸作品中的一些问题。恰好今年是金庸先生90周年诞辰，我以前在北大已经开过两次“金庸小说研究课”，这个学期我第三次在北大开这个课程。当然我开这个课程总是人满为患的，这里面有一半不是我的功劳，是金庸先生的功劳。这个课的限选名额是最高的，三百个名额，但是来听的人可能要超过六百，有时候大概七八百人。我总是很不好意思占据北大最大的那个阶梯教室，人山人海，一直坐到黑板下面，只留给我一个讲课的地方，我上课的时候还要挤进去，因为每次都有刚刚从外地来听课的人，他如果不认识我，他还不给我让路(笑)，他想：你来得这么晚你还往里挤什么啊(笑)?
在北大讲课，我认为每一次不能重复。学生只要这个知识他以前听过了，他就可能不喜欢。北大学生有时候不太礼貌，不太给老师留面子的，他如果觉得你讲得水平不够或者不合他的要求，他会一摔椅子就走了。有时候我也批评过北大学生，我说咱给人家留点面子嘛，不要脾气太大。
今年金庸九十周岁诞辰，前半个月我在百度搞了一个现场活动，叫“金迷群英会”。金庸的粉丝太多太多了，现在的金迷的主体成分是90后，有一部分80后主要是85后，在我看来都是孩子们啦，真的很感人。他们发起了一个活动，征集大家手抄金庸作品，最后选拔了三百多人，每人抄一两万字，一章一回，把《金庸全集》八百多万字抄下来。其实这是一个字一个字数的八百多万字，如果按照出版社的排版统计，一千多万字，厚厚的一套手抄本，作为献给金庸九十周岁诞辰的一套礼物。这份礼物太沉重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写作的都羡慕嫉妒恨的。鲁迅生前也没有这样的待遇，这说明了金迷的一片心。那次活动搞得也很好，视频在网上可能会找到。我们还请到了海峡两岸的六位金庸的家人，包括他的一个堂弟，60多岁了第一次来北京，以前他不能来北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金门警备司令。所以我们看，谈金庸是一个很宽阔的入口，它可以让我们超越那个阶级立场党派立场，去谈最宽泛的中华民族的问题。
今年是2014年，甲午年，中国是个历史很沉重的国家，每个年份都能找到一大堆可纪念的事情，看这个以4为结尾的年份，今年是满清入关370年，1644甲申年，满清入关是吧?1944年的时候，郭沫若写了一个《甲申三百年祭》。还有120年前，也是甲午年，今年又是甲午，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前一段我在微博上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今年又是甲午年，还有一个巧合是，我们中堂大人还姓李，而且我们还有个海军副司令姓丁。(笑)这个把网民吓一跳，说孔老师你不要这么吓人。我这当然是开玩笑，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我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如果往前算100年，1914年，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都跟战争有关，都是实际发生的战争，我们现在来看看纸上发生的战争。今年正好是新派武侠的六十年，1954年新派武侠诞生，我今天讲这个“金庸武侠六十年”，是取一个虚岁，金庸是1955年开始武侠创作的，按虚岁算也是六十年。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武侠文学的传统，因为在座的朋友多数不是学文学的。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我们不算萌芽就算正式的小说，一般要上溯到唐传奇——唐传奇中那一部分武侠题材，飞檐走壁的，红线女侠的，那是武侠小说的开端。思想很深刻，但里面的武功很简单，很让人去发挥想象力。武侠小说发达起来是到了宋元时期，宋元话本和笔记小说里面，武侠的“武”和“侠”都丰满起来了，集大成应该是到了明清小说，特别是《水浒传》，《水浒传》被认为是伟大的武侠小说经典。金庸小说固然了不起，但我想金庸所有的小说加起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约等于《水浒传》。我如果说等于《水浒传》，可能还有人不同意，因为《水浒传》真的是把武侠的各个层面都写出来了。《水浒传》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轰轰烈烈的武侠史诗，后一部分投降了，又是武侠精神的挽歌。凡是文化高手，都看到了《水浒传》的要害问题，金圣叹为什么腰斩《水浒传》?他就是不让人们看后面投降的那一段，写到全伙上山就给结束了。鲁迅和毛泽东都看到了投降是《水浒传》最重要的问题，鲁迅和毛泽东都站在非常高的政治角度看待《水浒传》。今天很多中国的左派对中国共产党持有激烈的批评态度，说现在的共产党就是宋江，投降了嘛。所以说《水浒传》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误解，说毛泽东批判《水浒传》。不对，毛泽东非常推崇《水浒传》，他批的是宋江，批的不是《水浒传》，他恰恰说《水浒传》写得好。鲁迅说的非常清楚：“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写投降反而写得好了，如果不写投降，反而没有那样的深度了。正是因为你投降了，之后才没有获得好处。我们想一想现在世界上那些被美国灭掉的国家，和它投降是不是有关系。当年它不投降的时候、它坚决抗美的时候，它安安全全什么事都没有;它一旦跟美国关系暧昧，勾勾搭搭——死期到了，马上没命。大家想想萨达姆、卡扎菲，再往前的什么李承晚、朴正熙、吴庭艳，只要屈从美国的，哪有一个例外?坚定抗美的却安安安全，你看卡斯特罗，据说美国策划暗杀他一千多次，没有一次成功的，我觉得都神了。有一次杀手都进入他的卧室了，拔出枪来刀来就可以把他打死，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杀手忽然脑子进水了，扑通跪下，说我是美国派来杀你的。(众笑)坚决抗美的安全，一旦动摇就死，这和《水浒传》写的一样。
可是呢，风水轮流转，武侠小说到了晚清，就衰落了，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也是到晚清出了问题。文学看上去好像是风花雪月，其实它和人生那种互相印证的关系，后人研究起来是非常惊人的。晚清武侠小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没落了，没有武侠了。晚清的武侠小说被一种叫公案小说的东西代替，比如《三侠五义》——后来叫《七侠五义》，这类小说里那个武侠就变质了，变成什么了呢?变成跟着一个大官，去反腐败，变成了大官身边的那些公务员，比如什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包公，是施公，是刘公，是一个清洁廉明的政府官员，是一个好干部。武侠看不见了，武侠变成他的保镖了，他身边的保镖跟着他去反腐败。比如我们看京戏就知道，包公一出去就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京剧里唱的“王朝马汉睡卧在两边。”这个武侠是睡在那儿的，包公在中间威风凛凛。所以这个武侠一旦变成体制内的公务员，“侠”就没有了，你是吃公家饭的了。当然也许作为生命个体来说，我们都不喜欢那种漂泊生涯，当公务员挺好的，工作挺稳定，每月有工资拿，这也挺好。可是从文学史的发展意义上来说，这等于不知不觉把武侠给消灭了。而好玩的是，文学作品中没有武侠了，你看国家就倒霉了，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社会稳定了。今天中国拿出大量的钱来维稳，据说维稳费超过国防军费，许多钱都花在怎么收拾上访的民众上，可是这个社会治安就稳定了吗?社会没有稳定，反而内忧外患更多了。晚清就是这样的，不让有侠客了，好像社会安定了，其实没有，这个国家大的风雨就要来了。
那么现代武侠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说这么几个时间点。到晚清，很多同胞知道中国不行了，就开始想原因想办法。一开始认为我们军事不行、经济不行、科技不行，什么政治体制不行，最后证明这些都是胡说，都不对。朝廷最爱糊弄人民的一句话就叫“落后就要挨打。”挨打之后，他不说他保护不了人民，他说咱落后啊，谁让咱落后呢?大家要理性，要克制，因为咱落后——意思就是落后永远要挨打，挨打是合理的。我们从1840年挨打，挨了很多年，最后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因为我们落后。再看看世界战争史，从来都是落后的打先进的，没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说。周推翻商，就是落后的打败先进的，当年抗美援朝，我们不知道比美国落后多少年，是吧?美国还率领着十五个哥们，让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是吧?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完整的解放了一个国家。没听说落后就要挨打的，特别是我们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专门是谁先进灭谁(众笑)。哪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说啊?世界各国列强无一不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多国军队都被中国成建制的消灭过，除了美军没有全歼一个团之外，什么法国荷兰比利时，什么加拿大、新西兰、土耳其，来一个旅灭一个旅，来一个营灭一个营。当然我们在此不讲战争，我们讲的是，晚清知识分子最后明白了，中国不是落后在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上。最后竟然大家没有想到，我们是落后在文学上，是梁启超发现了这个问题。梁启超夸张地说，人家西方为什么先进呢?西方人成天读小说，读小说国家就强大。梁启超喜欢耸人听闻，但去掉他那个夸张的成分，这里面有道理。我到欧洲去我到美国来，我看见美国人民休息的时候干什么?在参观博物馆，在听音乐会，你以为这是没用的吗?国家是通过这些东西强大的。你再看看中国人民每天都在干什么?不去听音乐会、不去看戏、不去博物馆、不去看画展，就在家里搓麻将。我们不是完全否定搓麻将，但是一个国家大部分国民没有精神追求，必然导致它真的要落后了。
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1902年中国产生新小说运动。小说本来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是被看不起的，梁启超这帮人就搞了一个革命，认为小说是最伟大的艺术，小说最重要。我们看这个东西在汉语中叫“小说”，在英文里有小的意思吗?没有。中国人特意给它加了一个“小”字，认为它不重要。是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才把小说变成一个最重要的文体。我是讲文学的，大家也都学过、看过很多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去掉小说，仍然是伟大的文学，尽管中国古代小说很棒，我们把四大名著都去掉，只要有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到苏东坡就够了，还是伟大的文学史。可是现代就不行，现代文学去掉小说还是文学吗?去掉鲁迅，去掉茅盾，去掉老舍，去掉沈从文，去掉巴金就什么都没有了，现代小说是不能去掉的，所以小说成了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个载体，这是1902年的一个台阶。
接下来到1911年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从政治层面上说，它有很大的意义，可是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我前天在和统会讲座的时候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的生活还不如清朝了。表面上看推翻一皇帝，建立一共和，好像多党制了，曾经有三百多个政党，可是中国人民更加水深火热了。国家实际上分裂了，这个省和那个省都打起来了。军阀混战，各省的军阀都找一帝国主义支持，国家乱了。今天很多人主张多党制，其实我们早就实行过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那样子。生多少人死多少人，人口不增长，家家生七八个孩子，家家死七八口人，就完事了。你出门随便看一垃圾堆，可能上面就扔着死孩子，这就是很多人向往的民国。民国有人生活得好，北京大学教授生活得好，但那时候有几个北大教授啊?那时候北大教授相当于中央委员，因为大多数是文盲嘛，大学生才有几个啊?那时候大学生都没有今天的大学教授多，所以存在一个怎么看待历史的问题。
所以1911年没有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还需要补课，补课就是1915年，有一本《青年杂志》诞生，后来叫《新青年》。伴随着它有一个运动，叫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开始的，《新青年》办了两年，到1917年就产生了文学革命。我的专业叫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是从1917年算起，有了文学革命才有以后的种种种种。1919年是政治上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一群学生火烧赵家楼，跳进人家院中，殴打“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吧?然后就成了一个伟大的运动。这个历史研究起来，它是很吊诡的。从法律上说，这是不合法的，你凭什么跑去把人家打一顿，还把人家房子烧了?警察把这些学生抓了，学生一抗议，警察害怕了，把学生放出去，学生还不走，说我们就住在监狱里了，结果警察是求着他们回学校念书去。学生闹事，本来是为了让政府更强大，然而政府强大起来之后，学生再不能随便闹事了——历史存在这样一个吊诡的关系。1919年五四运动，再过两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有一本书叫《谁主沉浮》，专门写1921年文学的。在这个兵荒马乱，中国哀鸿遍野的时候，有那么十几个人在上海开了一个小会儿，谁也不知道这十几个人决定着中国将来的命运。这十三个人里，过了20多年，其中的两个人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个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在1921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跟今天的主题直接相关的，1923年，现代武侠小说诞生了。从晚清武侠精神没落，到武侠重新崛起，中间经过这么多的事儿。中国人不断地认识到灵魂的重要，改造人心的重要。这些认识慢慢普及到社会上，一直影响到大众文学层面。大众文学作家为了赚钱，为了写赚钱的小说，他不知不觉会改变文学的套路。
1923年有几个作家同时推出了具有崭新风格的武侠小说，在武侠研究史上把他们称为“南向北赵”，加上一个姚民哀。南向就是向恺然，他是湖南作家，笔名叫平江不肖生，湖南平江人，他说自己是不肖之子，不肖生。北赵是河北的赵焕亭，“南向北赵”同时写了很重要的武侠小说，大家不研究这个，没有必要记他们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叫姚民哀的人，三足鼎立，现代武侠就诞生了。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现代武侠小说，难道仅仅因为它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就叫现代吗?他跟古代有什么区别?跟晚清有什么区别?真有区别，最重要的是，恢复了“侠”的本来面目，侠退出公务员系列，不再当公务员了，侠回到江湖上。
我昨天在联合国也讲这个话题，我说中华文化中有很多概念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它语言的，你的翻译水平越高，你就应该越感觉到汉语是一种最高级的语言。我们有的时候大材小用，用汉语中最好的词去翻译那些低等语言的词，他那里面本来没这意思。比如我们认为某个民族最重要的书，很神圣，我们就拿出我们民族最好的词来翻译它，把它叫“圣经”。你看看它原文里面，哪有“圣”的意思啊，哪有“经”的意思啊。什么叫经啊?经是天上人写的东西，谁敢说我写一本经啊?(众笑)人家原文里面没有“圣”“经”的意思，我们挺大方的，拿“圣经“去翻译它，很多概念都是不对等的。就说武侠小说里，“武”“侠”这俩字都没法翻译的，武不是打架，“武”这个字天然包括了两种因素，战争与和平，止戈为武，放下武器才是“武”。但是你不拿起武器怎么放下武器呢?还得先拿起武器，再放下武器，其它民族里有这么一个词吗?同时包含战争与和平意思的。一个大人打一个孩子打赢了，我们说胜之不武，这才叫武。所以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概念，你必须学汉语，你才能享受这种文明的快乐，你不学汉语你就白活了。是吧?我说好不容易当一回人，竟然没当成中国人，白瞎了。(众笑，掌声)所以我身为中国人，感到非常的快乐。
除了武、侠之外，再比方说“江湖”。啥叫江湖啊?江湖咋翻译啊?它不是社会，不是制度，不是环境，也不是长江和洞庭湖。(笑)所以江湖没法翻译，你必须学汉语，还得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啥叫江湖。(众笑)我认识两个日本教授是中国通，他们就明白什么叫江湖。比如他会跟我说，“这是我哥们儿，有事儿找他，这是我好哥们儿。”北京话说得特别溜，他们懂得什么叫江湖——就是有事不通过组织。(众大笑)遇到什么事不能通过组织，江湖上有哥们儿帮你办。这个江湖是对体制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补充——有的时候是对立的，在多数情况下是补充。例如中国现在，反腐败非常艰难，有的时候感觉很奇怪啊，全国人民都痛恨腐败，党中央也痛恨腐败，中央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整治，抓了那么多官，这腐败怎么还治不了呢?
我就说他们都没想明白，他们都是用那个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去治腐败，那就永远治不完，因为他们忘了，还有一个庞大的系统叫江湖。是吧?你看看那些抓起来的贪官，他们都是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势力，是吧?要是掌握不了这个江湖，你就治不了腐败。
而毛主席那个共产党怎么就能治了腐败呢?它不是光靠行政手段，毛主席在革命的过程中跟江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是吧?共产党最知道怎么对付黑社会，因为国民党的起家就是黑社会。国民党不成器，是因为它社会基础不好，当时孙中山先生找不着同盟，只好利用黑社会，所以国民党根儿上就不好。那共产党的根儿为什么好呢?共产党是什么党啊?共产党是北大教授党。共产党是最有学问的一群人，是最有学问的人打败了没有学问的人。当初共产党进城的时候，上海的黑社会就吓唬共产党，说你们来了要是对我们不好，我们就罢工。什么叫罢工呢?上海的清洁马桶厕所的工作都是黑社会控制的，他说我们就不给你运这些垃圾了，让上海臭掉。共产党派地下人员跟他们说，我们主要是打国民党，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你们好好儿的，该清运垃圾清运垃圾，从阶级角度来说你们也算无产阶级。黑社会一听放心了，我们也算无产阶级，这可以了。共产党很会跟黑社会搞好关系，江湖的事儿用江湖规矩去办。
所以1923年之后，侠回到江湖上，就跟晚清不一样了，不再上面有一个包公式的清官领导他，这个侠重新有了独立人格。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不就是独立人格吗?五四的精神就是要有独立人格，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把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简单对立起来，能看到它是不知不觉有一个呼应的。五四以后国人开始看话剧，今天的人会以为有了话剧是不是戏曲就没人看了?不对，有了话剧之后戏曲更旺盛了，梅兰芳等大师，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个很有意思，五四运动其实是一个文化制高点，它像一盏灯照亮了全中国，但是它的作品数量是少的，它的听众是少的，大多数听众看的是大众文学大众戏曲，但大众受它的影响，而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恰恰对大众文化研究不够，这是我们跟欧美相比真的落后的地方。前些年统计，美国大学里关于大众文化的课程有两千多门，中国只有几十门，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就好像抗美援朝的时候，人家一个师有两千门大小火炮，我们只有几十门火炮一样。
独立人格，就会产生一个正义标准的问题。在江湖上的侠认为，正义不在政府那里，不在法庭那里，不在学者那里，正义在我心里——自掌正义。所以侠要自己承担道德标准。你如果犯了错，或者你这个标准如果错了，怎么办?错了，你拿自己的命抵上。所以中国这个侠义精神是要彻底的承担。武侠人物如果真的认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怎么办?自杀以谢天下。《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的爸爸妈妈，是吧?犯了错误怎么办?没有办法弥补，那只有死在天下英雄之前，一种真正的个体的承当。这看上去不合现代精神，好像不民主，我们现在都喜欢这个民主制度，民主有它的好处，可是也有它的坏处。比如出了事儿没人负责，经常找不到负责的人，互相推诿，每个官僚都有他的借口，最后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鲁迅说的“无物之阵”。你感到有一个庞大的阵容在跟你作对，可是你不知道杀谁，你不知道打谁，你都不知道告谁，所以有一些人会丧失理性，会报复社会，是吧?会去乱杀无辜的人。滥杀无辜是错误的，可是从心里动机上，他是可分析的，有他的原因。
现代武侠是有独立人格的，是自掌正义的，他就要承担一个孤独的命运。王朝马汉是不孤独的，天一亮看看包大人去哪儿，咱们跟着去就行了，是不是?干完活拿俩红包回家。现代武侠没有包大人了，怎么办?他很孤独，他在江湖上是漂泊的。如果是喜欢孤独的人，会觉得这是享受。现在的人不经常标榜孤独吗?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们那时候可标榜孤独了，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就是，这同学很孤独。(众笑)一些人假装孤独的样子，留很长的头发，坐在北大三角地，一会儿就会有漂亮的女孩儿跟你说话，陪你吃午饭，我们就这样孤独了很多年。后来产生了一首歌叫《孤独是可耻的》，那时候孤独特时髦。其实真正的孤独者，他是一种痛苦，最后会产生一个怎么对付孤独的问题。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鲁迅做出了一个很理性的选择：首先要承担这个孤独，然后再反抗这个孤独。鲁迅的反抗是再一次走进大众，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走进大众。当然鲁迅不是政治家，他只是在思想上做到了。以上说的是现代武侠的思想精神。(待续)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