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文史读书 > 历史

陈国洲: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官员“黑红榜”

2026-11-10 16:55:2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国洲
点击:    评论: (查看) 字体:大 / 中 / 小
AI摘要
  •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口约4000万、国土约37万平方公里,战争总动员兵力约24万人;清朝人口约4亿、国土1000多万平方公里,总兵力约100万人,但缺乏统一指挥体系。
  • 清廷内部形成“主战派”与“投降派”之争:黑榜列慈禧、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李鸿章、孙家鼐、王文韶、孙毓汶,红榜列光绪、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
  • 甲午战争被指为日本蓄意挑起,其目标不仅是占领地区,而是企图占领整个中国、实施“换国计划”;清廷因战略判断失误,从开战起便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 清廷失败被归因于作战思想不统一、战略判断失真、指挥决策失误及主降势力占上风;慈禧避战求和、李鸿章战略误判和北洋水师指挥失灵受到重点归责。
  •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并赔款2亿两白银;主战派的抵抗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同时,也激发民众危机意识,为后来的维新变法和革命思潮埋下伏笔。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展开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打得“最窝囊”、输得“最彻底”、赔得“最难受”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交战对象是一直被中国人鄙视的“蕞尔小国”日本。日本人口不过4000万,国土面积不过37 万平方公里,还没有中国的云南省大。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除了少数农业外,基本上靠海洋生活,岛上没有石油、没有铁矿、没有橡胶,战略资源完全依赖进口。甲午战争时,日本军队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变革,常备军的数量约6万人,战争总动员兵力约 24 万人。日本海军军舰数量约31艘,总吨位约6万吨。日本每年的财政收入约 7000 万两白银,30% 以上用于军费开支。明治维新后,日本战前已建立较完善的战争动员体制,可快速将预备役转化为战斗力。

  清朝与日本相比,人口约 4 亿,是日本人口的10 倍;国土面积1000 多万平方公里,是日本国土面积的30 倍;每年财政收入约8000万两白银,略高于日本。财政支出60%用于军费开支, 15%用于中央与地方官员的薪俸,10%用于各级衙门办公经费, 10%用于黄河、运河治理与漕粮运输,5%用于宗庙祭祀、宫殿修缮、赈灾等等,几乎没有用于民生和建设。据统计,晚清陆军军费约 2200万两,海军军费200多万两,八旗兵饷约 250万两。清朝海军由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水师组成,共有战舰、巡洋舰17艘,水雷艇18艘,炮艇23艘,总数58艘,总吨位73900吨。其中,北洋水师有战舰4艘,巡洋舰6艘,炮艇12艘,辅助舰船5艘。清军没有完整的军事体系和指挥体系,军队由各军阀统领,以营为作战单位,每营编制500人。总兵力约100万人。

  自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以来,清廷内部一直在“抵抗与投降”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是“投降派”,核心人物包括:恭亲王、总理大臣奕;庆亲王、军机大臣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工部尚书、大学士孙家鼐;云贵总督、帮办北洋事务大臣王文韶;军机大臣孙毓汶等。“投降派”认为“清朝经过多年内忧外患,军备、财政、组织均落后于日本,对日作战难以取胜。为了避免战争继续扩大,蔓延至京畿重地,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主张尽快议和,满足日本的所有诉求,即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是“主战派”,核心人物包括: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音:和);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帮办海军军务、钦差大臣刘坤一等。“主战派”认为“日本地小国贫,劳师袭远,不可能战胜清国;台湾、辽东为战略要地不可轻弃”,主张迁都西安以避锋芒,外交上寻求俄、英等列强干涉,坚决抵抗,打持久战。所以,“两党”之间从来没有形成统一意志,统一的作战指导思想,统一的作战指挥体系,甚至从来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战略战役计划。宣战后,因作战需要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战役兵团,表面上看浩浩荡荡,八面威风,实际上是烂心的大树,泥塑的菩萨,经不住风雨,一推即倒,一砸即碎。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战争,日本终极战略目标是占领整个中国,完成日本几代人梦想的“换国计划”,而不仅仅是为了占领某个地区,见好就收。在清廷内部无论“主战派”,还是“投降派”都没有正确判断日本发动战争的真实意图,由于战略判断上的重大失误,所以,清廷对日作战,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甲午战争”的最终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作战思想不统一,作战意志不坚决,战略判断失真、指挥决策失误,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作为清廷高层决策者们难辞其咎。有人企图用“战与和”来掩盖“投降和主战”的本质,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将清廷高层官员在“甲午战争”中的立场、观点和应承担的责任,排列一个“黑红榜”的话,那么,占据黑榜榜首的人,无疑是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黑榜第一人,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氏,名杏贞,绰号“老佛爷”。是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势的女性统治者之一。甲午战争开战之初,慈禧太后支持中日宣战;平壤战役失败后,日军大兵压境,慈禧的态度开始摇摆;鸭绿江战役失败,慈禧开始倾向投降求和;旅顺陷落后,慈禧急于向日本求和,公开压制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甚至借“瑾、珍二妃干预朝政”之名,将其降为贵人,以此打击“帝党”势力,强化自身对“战和”决策的控制。当有人提出用修建颐和园经费充当海军扩建经费时,慈禧成为坚决的“投降派”。

  甲午战争失败,慈禧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直众说纷纭。有人极力为慈禧太后推卸责任,说慈禧太后动用海军军费3000万两修建颐和园,纯属虚构,其实数量没有那么多,北洋水师20年的经费才2300万两,所以慈禧不可能挪用那么多的海军经费。也有人说,慈禧动用的海军经费不是用于购买军舰的“正款”,而是海军衙门的“闲款”,是为了填补颐和园资金缺口,清廷另设“海防新捐”200万两,名义挂在海防,实际未进入北洋水师的账户,慈禧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有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毋庸置疑,慈禧在清朝是实际最高决策者,虽然名誉上“归政”,但凭借几十年的培植,满朝文武基本上都是她的亲信,她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威震朝纲,即使不是第一责任人,也是重要责任人。她的决策失误、避战求和、挪用军费等行为直接影响了战争走向。

  黑榜第二人,恭亲王奕䜣。奕绰号“鬼子六”,是晚清最重要的宗室重臣之一,洋务运动的核心推动者,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军事、教育等领域改革的关键人物。奕䜣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同治皇帝的六叔,光绪皇帝的六伯。主要职务:议政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宗人府宗令等。1884 年中法战争期间,被慈禧罢黜,退出权力中心。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奕䜣被慈禧太后重新起用,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工作。战争初期,部分官员主张议和投降,奕䜣虽未直接参与决策,但他长期坚持“稳健外交,不轻易开畔”的立场,主张罢战求和,避免扩大战争,对投降派有相当大地影响。1894年11月,清朝成立甲午战争“督办军务处”,奕出任总督办,统筹对日作战、编练新军、裁撤旧军、军事改革等,因坚持投降主义立场,作战意志不坚决,加之缺乏组织、决策和指挥能力,在军事上几乎毫无作为,未能扭转战局。复出后,奕䜣与李鸿章携手,分别拜访英国与俄国驻华公使,试图借助列强力量调停战争。然而,国际形势复杂,各国利益交织,一切调停都归于徒劳。战后签订《马关条约》时,奕䜣已病重,未直接参与谈判。

  黑榜第三人,庆亲王奕劻。奕劻号称“铁帽子王”,是晚清宗室重臣,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曾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从1884 年起,主管清朝的外交事务。此人能力一般般,缺乏治国才能,但善于偷机钻营,溜须拍马,晚清的政治腐败、吏治败坏与奕劻也有很大关系。梁启超曾评价:“奕劻之贪,可与和珅比肩;其误国,亦不在李鸿章之下。”甲午战争时,庆亲王奕劻是“督办军务处”重要成员之一,战争后期及议和过程中,支持李鸿章的投降路线,主张避免与日本全面冲突,倾向于割地赔偿,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中日战争。

  黑榜第三人,李鸿章。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东乡人,是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之一,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世人称为“李中堂”。甲午战争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作为清廷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及北洋水师的实际缔造者和战争主要决策者,其决策与行为饱受诟病。在战略层面,对日本扩张野心缺乏清醒判断,日本用七年的时间举国备战,加速扩军,在李鸿章的眼里,似乎与清朝没有一点关系。曾经是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多年未购进新舰,“有舰无弹,弹炮口径不匹配”,李鸿章心知肚明,却为了讨好慈禧而装聋作哑。是他同意日本出兵朝鲜;是他袒护“逃跑将军”叶志超、卫汝贵、方伯谦;是他在“旅大战役”前夜,命令北洋水师撤离旅顺港,造成前线作战体系崩溃,丢失辽东半岛;是他在威海卫战役中,提出“保船制敌”的原则,主动放弃制海权,命令北洋水师不准出港,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是他任人唯亲,重用步兵出身,不懂海军技术战术的丁汝昌担任北洋水师提督,而严复、萨镇冰等专业人才却长期被边缘化,舰队60%以上将领为李鸿章亲信;是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 2 亿两白银,几乎满足了日本人的所有条件,将中华民族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是他低估了日本的战争决心与动员能力,战争爆发后,仍寄望于和谈终结战争,其实是痴人说梦,痴心妄想。有研究指出,三十年间北洋水师曾有九次改写命运的机会,但李鸿章的连续决策失误,使这支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的舰队最终走向覆灭。李鸿章长期手握重权,声震朝野,是所谓清朝的股肱之臣,倍受朝廷的信任和倚重,号称“天下第一能臣”。在清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把权力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既讨好慈禧,又不得罪光绪,而非以国家利益为第一目标。他曾代表清政府签订或参与签订30 多个条约,其中不少为不平等条约,被后世称为“卖国贼”。

  黑榜第四人,孙家鼐。孙家鼐,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安徽寿州(今淮南寿县)人,晚清重臣、帝师、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甲午战争时,任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是“投降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甲午开战前,朝议抗战时,身为帝师的孙家鼐,在不了解日本真实企图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清廷国力不足、军备未整,不宜轻启战端,主张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力谏“衅不可启”,主张忍让屈和,对朝廷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黑榜第五人,王文韶。王文韶,字夔石,号耕娱、退圃,浙江仁和人。清末重臣,云贵总督。甲午战争爆发,王文韶从云贵总督调入朝廷,先任帮办北洋事务大臣,在李鸿章赴日议和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配合李鸿章的议和安排。战后正式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清廷在北洋防务与对日议和期间的重要人物。《马关条约》签订后随李鸿章赴烟台换约。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内部围绕“抵抗与投降”展开了激烈争论,王文韶不站队、不树敌、只求稳妥,未公开反对投降,但也未积极支持抗战,全程闭口不言。史称其为“晚清官场不倒翁”。

  黑榜第六人,孙毓汶。孙毓汶,字莱山,号迟盦(音:安),山东济州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是慈禧太后最信任之人,是军机大臣中的投降派代表。甲午战争时,孙毓汶积极支持李鸿章的妥协方针,多次劝阻光绪帝“战不可恃”。辽东凤凰城、九连城相继失陷,局势危急,他却每日召梨园班子到他的府中演剧,作为兵部尚书,对战局漠不关心,态度极其消极。马关谈判期间,明确表示“战”字不能再提,多次词色俱厉地逼迫光绪皇帝批准和约,光绪皇帝被逼无奈,最终“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甲午战争”中,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反对割地求和,这在当时具有鲜明的爱国意义,体现了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维护。主战派的立场,在客观上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情绪,使更多人意识到国家面临的外患危机,为后来的维新变法和革命思潮埋下伏笔。所以,“主战派”理所当然的应该登上“红榜”。

  红榜第一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皇帝是醇贤亲王奕譞与慈禧胞妹婉贞的儿子。他在同治皇帝驾崩后被慈禧太后指定为皇帝。甲午战争期间,光绪皇帝力主抵抗,积极筹划备战,是主战派的核心推动者。“丰岛海战”后,光绪皇帝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严令李鸿章认真备战。1894年 8月1日正式颁布宣战诏书,饬令北洋诸军迅速集结,直接命令叶志超等将领夹击侵朝日军,多次下令增兵筹饷。但是,由于手中没有实权,发布作战谕旨,多成“纸上谈兵”。他反对“投降派”依赖列强从中调停,认为是丧失战机。他不惜重金褒奖和抚恤牺牲的爱国将领,鼓舞士气;旅顺失守,光绪皇帝对李鸿章的不作为,极其震怒,剥夺其黄马褂、摘去三眼花翎,以示惩戒,做到了赏罚分明。甲午战争期间,光绪皇帝的处境十分尴尬。身为大清皇帝的光绪,名誉上已经亲政,但实际权力仍然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以“后妃”干政,廷杖珍妃、将其降为贵人,借以打压光绪为首的主战派。李鸿章手握重兵,实际上是清朝陆、海军总司令,一切军队调动都听他的指挥,对光绪皇帝上谕或置若罔闻或阳奉阴违或束之高阁,光绪皇帝的命令不出紫禁城。甲午战败后,光绪帝痛定思痛,转而推动戊戌变法,继续寻求救国之路,是一位颇有进步思想的“明君”。

  红榜第二人,翁同龢。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曾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1894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翁同龢是总办“万寿庆典”的大臣之一。作为户部尚书,他被内务府屡屡索要款项所折磨,而此时清朝财政吃紧,翁同龢处境困难,一度萌生辞职归乡之意。甲午战争期间,“帝党”与“后党”公开对峙,翁同龢所在的军机处与翰林院文廷式等人,多次联衔上书,呼应“帝党”在战争中的各种主张,弹劾李鸿章,要求联英、德以拒日,反对签约,反对割台,给“后党”以很大的政治压力,但由于不敢得罪慈禧,没有与“后党”真正决裂,因此并未取得成效。北洋水师覆灭后,他转而支持议和,但主张“不割地、多赔款”为底线。

  红榜第三人,张之洞。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官至两江总督,是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甲午战争爆发,力主对日作战。奉调代替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后,努力向北方发送给养和招募新兵,支援前线作战。反对李鸿章罢战议和,对割地赔款深恶痛绝。

  红榜第四人,刘坤一。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晚清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宿将。甲午战争爆发,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日军在辽东、辽南攻城略地,清廷为挽救危局,诏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驻防山海关,“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并派湖南巡抚吴大瀓、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刘坤一抵达山海关后,提出关内以守为主,关外以攻为上,先将日军逐出东北,再助朝鲜驱逐日军的作战方针。但关内外清军派系复杂,各将领素不相习,刘坤一无力控制辽东前线战事。辽东战场全线瓦解,日方乘胜胁迫清廷议和,刘坤一得知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他同张之洞就援台饷械一事进行磋商,表示愿从物质上援助刘永福在台抗战,只是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痛定思痛,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

  甲午战争持续时间不足八个月。其时,此时的日军虽然气势汹汹,但军费开支已经捉襟见肘,作战势头已是强弩之末。由于浩大的战争开支和国内日益强烈的反战热潮的兴起,日本统治集团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已经没有能力将战争持久的坚持下去。如果清朝政府利用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优势,坚持与日军打持久战,未必不能战胜日本。然而,由于清朝的“投降派”主导了政府的战略决策,极力推行妥协避战的政策,直接导致清军战略指导混乱、军事行动被动,对战争走势与胜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主和派的背后是“后党”势力集团,因慈禧等人急于求和、投降派占了上风,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侥幸赢得了甲午战争。

  2026年10月25日写于承德

  【文/陈国洲,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