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来,每当人们提起威海卫海战,总是让人喟然长叹,五味杂陈。威海卫海战,一度被世人吐槽为甲午战争中“最窝囊之战”。然而,这场“最窝囊之战”,并不是因为“器不如人”,也不是因为不占天时地利,而是因为号称“固若金汤”的海上堡垒、“亚洲第一”的庞大舰队、如蚁而至的清军人马,竟然不堪一击。不是士兵作战不勇敢,而是将帅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不是败在弹片横飞的战场上,而是败在幕后的相互掣肘和倾轧上;不是败在武器装备落后上,而是败在作战意志崩溃上。这场战役失败的过程,充满了荒诞性,充满了戏剧性。其荒诞性和戏剧性表现在:一支拥有先进装备、总吨位远远大于敌人的北洋舰队,竟然不是败在海上与敌决战上,而是被“关门打狗”,生生困死在自己的军港里;一座长期苦心经营、花费巨额经费打造的海岸堡垒,竟然被置于无用之地,成为一具具可笑的玩具;一向自命不凡的军事统帅,竟然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当北洋水师被围困时,山东巡抚李秉衡手握数十营兵力,却以“扼守登州”为名,坐视北洋水师被日军歼灭;一直被朝廷重用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开战后,多次向北京求救,等来的不是援兵,而是催战严旨和革职问罪的威吓;一生谨小慎微、威震朝野的李鸿章,自黄海海战失败后,提出“保船制敌”的策略,使北洋水师封闭在刘公岛内坐以待毙,成为“瓮中之鳖”,最终演变成北洋水师的一场噩梦。
威海卫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威海卫地处成山、烟台之间,山东半岛顶端,港湾形似一张“簸箕”,两臂斜伸入海,呈半圆形,刘公岛、日岛恰似箕舌,横亘在口外,距南岸灶北嘴约2公里、距北岸光山嘴约2公里。南口水浅,深约6米,北口水深约10米,可通行大型舰船,北洋舰队驻泊刘公岛南侧港湾。沿岸山岭蜿蜒,环抱合拱。
威海卫南北两岸及刘公岛上建有大小炮台29座。北岸炮台群:由北山嘴炮台2座、祭祀台炮台2座、黄泥岩炮台1座、北地阱炮台1座、黄岛炮台1座组成;南岸炮台群:由鹿角嘴炮台2座、龙庙嘴炮台2座、赵北嘴炮台1座、柏顶炮台1座、九峰顶炮台1座、杨峰岭炮台1座、谢家所炮台1座、拐角快炮台3座、田鸡炮台3座组成;刘公岛炮台群:由旗顶山炮台1座(配置4门240毫米克虏伯大炮,射程6460米,360度射角,可封锁南北出海口)、东泓炮台1座(配置240毫米平射炮2门、120毫米平射炮2门、75毫米行营炮6门、速射炮4门)、南嘴炮台1座、迎门洞炮台1座、麻井子炮台1座、黄岛地阱炮台1座组成。在日岛上也建有炮台1座,位置在地阱滩,与南岸赵北嘴炮台互为犄角锁钥,封锁威海湾南口。各炮台安放口径280毫米、240毫米、210毫米、150毫米、120毫米新式海岸大炮160余门。
威海卫北岸岛上防务,由“绥字军”总兵戴宗骞负责;南岸岛上防务由总兵刘超佩负责;刘公岛岛上防务由副将张文宣负责。陆军总指挥为戴宗骞;战区总指挥为水师提督丁汝昌。刘公岛是北洋水师常驻“母港”,也是北洋海军提督衙门的所在地。
清政府自滨海重镇大连、旅顺口相继陷落后,战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从“主动防御”转向“求和避战”,在外交上转向联俄制日,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以出让东北利益为代价,乞求得到列强道义上的支持,但是一切都归于徒劳。
日本政府在日军侵入中国,并取得战场主动权后,倍受鼓舞,以山县友朋大将为首的主战派曾经提出“直隶大决战”的作战计划,拟以日军第2军在天津大沽或山海关附近登陆,与在奉天地区作战的第1军配合,在直隶地区与清军进行最后决战,占领清朝都城北京,迫使清朝政府向日本投降。但是,日本政府担心攻占北京会触动列强的利益,引发列强的干预,得不偿失,最终放弃主战派提出的作战计划,转而将进攻重点转向山东半岛,全力进攻威海卫,其作战目标就是彻底歼灭北洋水师。
日军进攻山东半岛并非拍脑袋作出的决定。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以前,日本便派出大量间谍进入中国,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采取各种手段刺探情报。日本在山东半岛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务,名叫关炳文(日名不可考),真实身份是日本海军大尉。1888年,关炳文奉命潜入中国,以华人商人的身份为掩护,在威海、荣成地域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他曾经用70多天的时间,详细考察威海卫及荣成湾的地理、军事情况,向日本大本营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军情报告,提出:进攻威海卫须以荣成湾为前进基地,登陆地点应选择在龙须沟附近,采取海陆夹攻战术,达成战役目的。并附有精准的地形图、清军兵力火力分布配置图以及详尽的细节说明。
日军进攻山东半岛之前,日军大本营组成“山东作战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下辖第2师团(含第3、4旅团)、第6师团(含第11旅团、第12混成旅团)及各兵种、兵站部等作战及保障单位,总兵力达到25000人;配合“山东作战军”作战的,为日军联合舰队,共有军舰25艘、鱼雷艇16艘。
战前,威海卫驻军为候补道戴宗骞“绥字军”19营,约2100人,驻守北岸炮台;“巩字军”刘超佩部20营,约2000人,驻守南岸炮台;“北洋护军”张文宣部10营,约1000人,驻守刘公岛;“北洋水师”丁汝昌部,约3000人。威海卫外围清军为山东巡抚李秉衡部41营,约23000人,分别驻扎在烟台、牟平、荣成等地。其中:烟台守军为“嵩武军”章高元部步骑10营,约4700人,分别驻守烟台、登州、胶州;牟平守军为记名提督孙万林部1营,约500人,驻龙门港;荣成守军为河防营闫得胜部5营,约2500人;巡抚李秉衡组织的民团约2000人。北洋水师虽在黄海海战遭到重创,但是尚有定远(旗舰)、镇远、济远、来远、平远、威远、广丙、康济铁甲舰8艘,小舰6艘,大鱼雷艇7艘,小鱼雷艇6艘,海军陆战队约300人。总计:陆军总兵力60营,约34000人;海军总兵力约3000人。
自黄海海战后,日军联合舰队,不断派出小型游击舰队对威海卫军事要塞进行抵近侦察。1月19日,日军为了隐蔽登陆地点,迷惑清军作出错误判断,派出吉野、浪速、秋津洲主力舰,对登州进行两次佯攻,炮击清军天恒山炮台及城内目标。清军炮火进行还击,日舰稍战即撤出战场。
1895年1月20日,日军“山东作战军”约34000人,乘坐50多艘运兵船,在海军联合舰队25艘战舰、16艘鱼雷艇的护卫下,分三批从大连湾向荣成方向进发。当日拂晓,由海军大尉大泽喜七郎指挥的敢死队,在荣成湾落凤沟登陆。驻扎在落凤沟一带的清军是河防营“济字右营”徐抚辰部,兵力1营2哨,约300人,小炮4门。日军先头部队登陆时,遭到河防营的阻击。接着,日舰8艘对岸上清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清军“河防营”丢下武器四散溃逃。日军炮火准备约2小时,此时的荣成湾已经没有清军一兵一卒。从1月20日9时,第一批日军主力登陆开始,到1月25日,第三批日军登陆结束,日军共有34600人(包括辎重部队的役夫)、3800匹战马和几十门随伴火炮,全部顺利登陆。“山东作战军”司令大山岩大将,于1月22日随第二批日军登陆,将司令部临时设在大西庄的万顺渔行。
1月25日,是中国农历甲午年的腊月三十。日军派出步兵第4联队为先遣队,从距荣成约7公里的马家疃出发,突袭荣成县城。当日军先遣队到达荣成时,只见四门大开,没有遭到清军的阻击。驻守荣成的清军“济字右营”徐抚辰部、荣成县河防团、县令杨承泽等得知日军来攻,吓得屁滾尿流,一哄而散。日军轻易占领荣成,并在此地建立进攻前进基地,日军司令部随即进驻荣成。
1月28日,日军从荣成出发,兵分左右两路,向威海卫南岸堡垒侧后实施迂回进攻。左路第2师团在师团长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指挥下,沿埠柳村、汤家、桥头集向佛爷顶方向攻击前进。在桥头集、孟家庄地域,清军先后集结孙万林部3营,约2000人;刘树德部3营,约1500人;闫得胜部5营,约2500人;增援而来的“福字军”李楹部3营,约1500人。1月27日,日军向桥头集发起攻击,清军闫得胜部未与日军接触,便向草庙集方向逃窜,刘树德部撤往虎山。孙万林部与日军激战约2小时,得不到清军的协同作战,寡不敌众,退往报信村,当夜又撤往草庙集;日军越过桥头集,占领温泉汤。右路第6师团在黑木为桢中将的率领下,沿温泉寨、鲍家村向摩天岭方向攻击前进,沿途没有遭遇清军抵抗,进抵摩天岭侧后的鲍家村、崮山后一带。
1月30日,日军对威海的南岸炮台发起了总攻。驻守虎山、薄子顶的清军为刘树德部3营,约1500人;戴宗骞新增派2营,约1000人;“绥字军”5营,约5000人。当日,日军骑兵出现在温泉汤附近,配置在虎山东北高地清军炮兵开炮射击。日军数百人占领亭子,接着,日军主力部队在南岸炮台之后占领冲击出发阵地,并与渡过五猪河的右翼第6师团会师。日军联合舰队9艘停泊在刘公岛外,以火力袭击刘公岛及南岸清军阵地,配合陆上作战,日军第2、6师团主力随即向虎山、摩天岭阵地发起攻击。左路虎山方向,清军刘树德部与日军激战3小时,伤亡惨重,向西北方向撤退。右路摩天岭方向战斗异常激烈,该地设有行营火炮8门,由清军“巩字”新右营周家恩部防守。日军正面进攻时,被清军预先埋设的地雷炸得血肉横飞。日军改变进攻方向,由摩天岭西侧发起攻击,清军周家恩部顽强抵抗,“大旗三倒三竖”,但未能有效阻止日军进攻,鹿角嘴、龙庙嘴炮台相继被日军攻占。日军占领摩天岭后,利用缴获的清军大炮调头轰击清军阵地;一部日军占领凤林集,切断了南岸清军的退路。驻守炮台的清军放弃要塞而逃。清军指挥刘超佩受伤,乘坐小火轮退向北岸。在鹿角嘴炮台、龙庙嘴炮台失陷后,灶北嘴炮台清军操作280毫米大炮轰击占领鹿角嘴日军,刘公岛炮台也以火力压制南岸日军的进攻,日军的进攻势头稍有减缓。战斗中,丁汝昌曾派出数百人组成的敢死队意图夺回南岸炮台,敢死队作战勇猛,一度接近日军前线司令部。在到达龙庙嘴炮台时,敢死队遭到日军优势兵力的合围,全部自杀殉国。由于清军死伤甚众,逃亡人数众多,清军南岸防御彻底崩溃。日军利用炮台设置的加农炮,轰击刘公岛港内舰船和岸上设施,炮火密集度超过岛外日军联合舰队。日军顺利占领南岸炮台,右路第11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喜出望外,摆出架子让随军记者拍照时,被北洋水师发出的炮弹炸死,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唯一死在战场上的将军。出人意料的是,正当南岸清军与日军激战,刘公岛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提督丁汝昌仍然死守李鸿章“不得出战”的训令,没有指挥北洋舰队突出重围,在海上实施机动作战,而是死守港内坐以待毙。由于担心北岸炮台失守后,会对北洋舰队造成威胁,丁汝昌决意拆除北岸大炮闭锁装置,炸毁岸上所有大炮,防止资敌。在遭到岸上清军将领的抵制后,丁汝昌派出敢死队强行实施,被岸上清军赶尽杀绝,大敌当前却酿成一场内斗。
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南岸炮台后,原计划沿海边大道直接攻占威海卫城区,因遭到北岸炮台和北洋舰队的炮火袭击和封锁,不得不绕道西路进攻。此时的战场态势对清军有利,如果清军指挥得当,主动出击,战法得当,日军很难实现进攻企图。然而,负责威海卫防守的清军不战自乱,主动撤退,此时的威海卫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空城,日军又一次不战而胜。南岸炮台和威海卫城相继失守,北岸炮台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之下,但是,日军并未急于攻占北岸炮台。可是,坚守北岸炮台的清军却胆破心惊,丧失了与日军一战的勇气。总兵刘树德丢下部队,率先逃走;坐镇北岸炮台的守军总指挥戴宗骞,无法约束已成鸟兽散的清军,无奈丢下大炮、武器弹药和大量作战物资,逃往祭祀炮台,唯有北山嘴炮台尚有200多名有血气的学生兵,坚持到最后一息。当夜,提督丁汝昌利用日军尚未占领北岸炮台的时机,亲率卫队,登上北岸炮台,指挥士兵拆除大炮关键部件,炸毁弹药库,焚烧港内民船,然后强行将戴宗骞带到刘公岛上。戴宗骞深知失守炮台,罪不可赦,自杀身亡。
2月2日凌晨,日军顺利占领北岸炮台,与日军联合舰队对刘公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时的刘公岛已经成为一个孤岛,北洋舰队也成为瓮中之鳖,既不能自守,又不能出港。但是,刘公岛外皆是悬崖峭壁,日本陆军登岛十分困难。岛上炮台及防御工事坚固,日军并不能全部摧毁,南北入岛水道均设有巨大的拦截铁锁,并有几艘炮艇日夜巡逻看护,如果清军作战意志坚决,正确实施指挥,充分发挥炮台、舰船和防御设施的作用,刘公岛未必会轻易落入日军之手。
2月10日,日军联合舰队为尽快攻占刘公岛,频繁派出鱼雷快艇对日岛附近设置的水上障碍进行破袭。清军“旗舰”定远舰得到日岛警报后,旋即开炮,但只是盲目炮击。交战中,日一炮艇竟然夹在清军两炮艇之间进入港内,向定远舰发射鱼雷,定远舰还击,将日舰击沉,但是亦被日舰发射的鱼雷击中。丁汝昌命令将定远舰搁浅在岸边作为炮台使用,留下士兵守舰,自己弃“旗舰”,登上镇远舰。夜半时分,日军5艘舰艇再次进入港内,先后将清军的来远舰、威远舰及炮艇击沉。大战之际,来远舰管带刘宝仁、威远舰管带林颖启,没有坚守岗位,而是双双登岸到妓院嫖妓,似乎战事与自己毫无关系。
2月11日,丁汝昌下令炸毁“旗舰”定远舰,舰上士兵拒不执行,并聚集在一起,鸣枪过市,围堵提督大衙,引起岛上大乱。
2月12日黎明,伊东祐亨乘坐旗舰松岛号,率领日本联合舰队23艘战舰,围歼威海湾里的北洋海军。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岸上炮台协同作战,发炮还击。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桥立”“秋津洲”“浪速”舰被清军炮火击伤,5艘鱼雷快艇被击毁。正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北洋舰队10艘鱼雷快艇及小汽艇2艘,在管带王平、王登瀛、蔡廷干的率领下,利用日舰集中在刘公岛港东口,攻击日岛和本岛时,开足马力,企图从港口的西口突围,向荣成方向逃跑,遭到北洋舰队炮火和日军炮火的联合轰击,其中一舰艇撞上港口锁障立即破碎,其余各舰沿岸边向西逃窜。日舰立即展开追击,清军舰艇或搁浅或弃船逃跑,人员大部被日军歼灭,仅有少数几人逃脱。
日岛遭受日军海陆两面夹击,伤亡惨重,炮台弹药库也被敌炮击中爆炸,守军将领康济号管带萨镇冰率领部下猛烈还击,双方炮战一天,多次打退日军进攻。由于炮台受损严重,日岛的弹药也已经耗尽,丁汝昌命令萨镇冰部撤回刘公岛。此时,岛上士兵暴乱尚未平息,丁汝昌的英籍顾问泰莱、英籍副提督马格禄、美国雇员浩威、德籍雇员瑞乃尔、英籍医生克尔克等人,求见刘公岛营务处道员牛炳昶商量对策,未能拿出有效办法。半夜,英籍副提督马格禄、美国雇员浩威入见丁汝昌,劝其投降。此前,日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曾派人面见丁汝昌进行诱降,许诺投降后,移居日本。面对内忧外患,丁汝昌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到底的决心,但求一死了之。而岛上还有少数士兵不甘失败,仍然不断向日军发射炮弹,进行最后的抵抗。
2月14日夜,日军破坏掉海港东口的铁锁,打开了进入港内的通路后,再次对刘公岛进行水陆两路夹击,丁汝昌登上靖远舰,意图战死,不幸靖远舰中弹沉没,管带叶祖珪早已弃船在岸,丁汝昌被人强行拖下沉船,大呼“天不助我”,情绪基本崩溃。镇远舰管带刘步蟾见大势已去,不愿苟活,自吞鸦片而亡。刘公岛守将张文宣被众人推举,率众包围丁汝昌座舰,催促丁汝昌降敌。丁汝昌召各舰管带和道员牛炳昶到舰上议事,但相见无计可施,只能相对而泣,根本拿不出扭转战局的妙策。丁汝昌无奈请出顾问英籍副提督马格禄问计,英籍副提督马格禄则主张炸舰降敌,得到丁汝昌的认可。马格禄出来宣示丁汝昌炸舰命令时,士兵们担心炸舰会引起日军恼怒,炸舰命令不得执行。
2月17日,丁汝昌获得密报,得知山东巡抚李秉衡败走莱州,援兵无望,岛上弹药也将告罄。夜晚,召集岛上诸将商议,准备率领剩余舰船突围出走,但又遭到诸将反对,不欢而散。诸将走后,丁汝昌走进船舱,取出毒药,望北而拜,然后一饮而尽,一道亡魂归于地府。守将张文宣得知丁汝昌自杀,也耻于活在世上,饮药自尽;镇远舰管带张用霖义愤填膺,不愿苟活,吞枪自杀。丁汝昌自杀后,英籍顾问泰莱、英籍副提督马格禄和清军将弁数人会晤营务处道员牛炳昶,协商投降日军事宜,达成投降共识后,由美籍雇员浩威执笔,假借丁汝昌的名义撰写投降书,然后,由精通日语的人翻译成中文,由牛炳昶、马格禄签字画押。
2月18日黎明,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坐炮艇,悬挂白旗,投送降书至日军“旗舰”松岛号,向日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乞降。对清军如此迅速投降,伊东祐亨大感意外,为防止清军诈降,急忙调集4艘军舰扼守刘公岛西港口,防止清舰乘机逃出。接着,伊东佑亨接见程璧光,并用英文书写纳降书,交由程璧光带回,告知第二天进港点验战利品。
2月19日,清军管带程璧光乘坐镇远舰,下半旗,再次面见伊东祐亨,并向日军报丧,丁提督已死。伊东祐亨听后大为惊讶,告知程璧光,既然丁提督已死,中方必须另派官员谈判降约,程璧光便以牛炳昶为全权代表相告。双方降约于2月22日正式签订,清军开始向日军交割战舰和作战物资。此时,北洋舰队尚有主力巡洋舰5艘,即镇远舰、济远舰、康济舰、广丙舰、平远舰及炮艇6艘及大量军用物资,至此,全部资敌。
2月23日10时,日军在威海卫举行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北洋海军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余艘舰船全部作为日军战利品接受检阅,刘公岛的“龙旗”被降下,升起了日本“太阳旗”。下午,日军押送刘公岛3000多被俘清军至西双岛;康济舰载运着丁汝昌、戴宗骞、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的灵柩,在潇潇细雨中凄然离港,驶向烟台。威海卫战役至此结束,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清军在山东半岛作战失败,京畿门户洞开。辽东地区诸战役,清军也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节节失利,最终全线溃败。威海卫战役开始后,清廷内部的“主和派”上书慈禧太后,呼吁立即停止对日作战,以避免威海卫沦陷、北洋舰队被日军全歼。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邵友谦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议和,但日本认为两人资格不够,和谈没有成功。此时,“主和派”再次占据上风,慈禧力排众议,指派李鸿章作为全权特使,前往日本乞降。
威海卫战役将清政府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打破了清朝统治者自强中兴的迷梦。北洋海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清政府的国防力量和国际地位大大降低,这也刺激了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想要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欲望,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程度。
2026年10月13日写于承德
【文/陈国洲,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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