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物质丰富和平稳定的中国，整体上是好的，好事，好话，都让好人给说尽了，我就不再多言。中国，稍有点历史感的朝代，都延续二百年以上才被更替，新中国不应低于这个要求，针对部分社会特征的倒退趋势，说几句坏话，望勿怪！
鲁迅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大意是唐室有胡人基因，而明朝则是无赖当道。唐室是否有胡气，没看到太多记述，不好肯定。明室的荒唐事确属奇多，明末士大夫就曾捧魏忠贤入孔庙，被以衮冕。
一太监，没文化，却有进士称其为父，还被士大夫请进孔庙，可见孔夫子在不同朝代被解读的意义相差有多大！孔子伟大，太监伟大，是可以共处一室的，这样的共处，是相互成全还是相互侮辱？
今天的文化人，一般情况下，还不至于演出此类丑剧。然而，又未必绝不可能，有了文化，脑洞可大可小，可伸可缩，可明可暗，魏忠贤是没有了，但“儿子”还有，孔庙是拆了，夫子更多了。
偶看明末史、清末史，有出奇的特殊感觉，身边及虚拟空间的士大夫与那时之相象，令人不得不惊。清醒过来，想写点什么，然又不知道如何组织，故只能胡言乱语地东扯西拉，不能成体系，也无法精心组织，别的担心倒是没有，就是期待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什么叫有文化？读了小学，就是有文化，魏忠贤小学都没上过，也能被人跪呼“千岁”，没有理由不把读了小学的人当文化人看。何谓小学？关于文字、音韵、训诂等的学问旧时统称小学，识字了，就是有文化了。
与小学文化人做对比的最庞大对象是读过大学的文化人，也即当今时代的所谓主体，看透了这一部分人，基本算是描写了社会的外观，或者说留住了时代的一幕幕。国人大多搞错了聪明与文化的关系，以为文化学多了，人就聪明了。其实不然，聪明是遗传天生的，一字不识的人，该聪明还是聪明，笨人学文化，只能长知识，不是长智力。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青年，好游戏，不只是拿在手上玩弄的游戏，人生也一样，宗教信仰压根没有，主义也只用十多年功夫便消耗殆尽。虽没信仰，生活还得追求啊！既要生活，就必须学会做顺势人，至于是否能成真正的党人，并不是很重要，随风转舵要学得精明有技巧，可以为金钱拼命，断不可为信仰拼命。
不知从哪个年代始，中国新名人便异军突起，无比繁盛，每出一个，便自带“天才”气，故脾气都很大，什么陕西几大文豪，什么京沪某某大师，什么武汉青年才女，流派纷呈，十分热闹。大师、大学者之流，相互吹捧在圈内自成一种新文化，相互研究，再搭配点外国文人做装饰，这个圈就非常有话语权柄了。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可能又是钱吧！不管啥地方人，有了文化，必须往京沪里闯，那里机会多，算什么“北漂”、“沪漂”一族，到了上海，要成大事，非但要有本事，还得学会江湖的贪滑，那里人太精明，不给你太老实的机会。到了北京，肚子需要有货是必然的，那里官大钱厚活儿多，光苦于应对不行，必须得领会那里曾经有红墙，扫个公厕，画个马桶，手法都不一样。同是这群人，在京内，经常有自卑感，对京外人，又习惯性有自豪感。
读书，读书，只要你靠读书吃上了饭，做真汉、硬汉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文人再也写不出“天下乃人民之天下，非皇帝一人之天下”的醒世名句，理工人再也吃不了“两弹一星，独立自主”的那个苦，科技之花天天盛开（论文），创新成果永不落地（卡脖子）。
为何会变成这样？一个“淫”字尽数概之。再过几十百把年，咱们若重修历史，除社会史、教育史、艺术史、科技史等之外，一定不要忘记大书特书近几十年无比繁盛的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欺骗史。不写清楚后四史的繁荣经历，就不可能弄明白前四史的悲剧原因。其中“欺骗史”这一部分绝对冠绝古今中外，涵盖全部行业、全部群体，甚至是每一个人。
中国人，想做硬汉的已经越发稀少，不像打江山年代，共产党员受刑至死亦不肯卖友，坚贞卓绝者层出不穷，如今的游移者愈益堕落，一分一毫足可夺志，以命绝于情操贞节，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大义面前，须做好好人——传说中的智者，难做一好人，大国因此积弊而亡，只消一场大灾难。
我与新文化人厮混几十年，智慧者多，自私者亦多，大家好不容易自农村漂聚于城市，先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一代土，然后便想着让二代洋，再接着就是精计于三代四代当贵族，不停地造作，投机发财，钻营结伙，打洞求官，欺人卖友，无不视若当然，象牙塔里居然还有直接取人性命的事情发生？！
中国人健忘，这是祖传下来的秉性，元灭了宋，宋官耻不过三年，满人灭了明，明官抗不过五载。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健忘可在半月，一年半载算是很长的了。方方，抗抗，妮妮，浅浅，风潮一过，她们依然是纯正的文学家，雪涛，红良，钢钢，兆申，等，依然是知名的科学家。
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的便利舒服，凡是看到有利于自己的，便一路吃过去，象野狗一样，留下来的，就只有些粪渣。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是很糟糕的，知识越多的人，啃食能力越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知道能经得起多久的啃？
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嘴巴上都看不起没文化的暴发户，尤其是挖煤的暴发户，讥讽他们喜摆粗俗臭架子，不允许暴发户子弟自鸣风雅。其实，有文化的暴发户又好得了多少呢？贪官不是暴发户么？金融蛀虫不是暴发户么？红顶商人不是暴发户么？他们都爱摆臭架子，摆士人的臭架子。士人暴发户表面看起来脱欲高雅，实际与土暴发户的颜色却是完全一致——黑。
社会的乌烟瘴气一般可由文人总结出来，但文坛本身的乌烟瘴气，却是一般人无法净化，文人的心理如同忽变的天气，又如被污染的空气，非常难以把握。压力小时，他们勇气可嘉，经常以批判权力为己任。压力大时，志气可悲，转身就写起了帮闲大作，压迫别人去看烂文章，使别人也一样的奄无生气，自己站不起的时候，就拖倒别人一起跪。
还有一部分人，做秀才时，时刻想造反，一中了举人，就打起了官腔。这在各个行业、各个单位、各个地方都遍处可寻，别过高估计同学或朋友跟你的关系，人家若中了举人，你个秀才，就少凑过去散发热情了，人家不缺这点，像进士梁启超忠诚地拜举人康有为为师的情况在当代是绝不可能再有的了。等级思维亦是官僚思维，很常见，用笔是说不清楚的，也没有说清楚的必要，国人太复杂。我经常在想，中国好，中国人好，老外为啥总看我们不顺眼？因为我们太复杂？
再据传，经过一时期的洗涤，华厦正准备掀起又一波新思潮，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写到的、用到的，一切均要赋新，并且这次的新潮将超越以往所有，将改变世界走势，将决定人类命运。
在很多事情上面，我跟得慢，还没有真正弄懂这波新思潮的推动力。不过，道理还是略懂一点的，中国的事，既有内力作用，大抵又离不开外铄，世界大变动，中国才会有大变动，中国不见得会单独全局变动，如果能单独改变世界，那也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将要被埋葬了。有点让人担心的是，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落在我们的语境里，便大得吓人，提倡者自己不彻底，言行又不一致，最后很可能只会产生流弊。
有一种“新”是非常确定而又常见的，那便是“骂人文化”。何算骂人？你说正常男人是太监，这肯定是骂人。他若本是太监，喊他太监自然不是骂。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在骂人合理化。全网络，以匿名居多，并且骂得还非常正义，因为到底是谁是太监谁不是太监界限并不那么分明，所以，“造反有理”改成了“骂人有理”，这也可以视为骂娘的民主么？
散乱的、没有谋略的骂人，伤害并不大，伤皮及骨的骂人是可把文章化为匕首投枪的骂，鲁迅的匕首投枪对准的是敌人，而崛起的恨国党们的匕首投枪，从来都不是用来伤敌，几乎全是对准同胞。
我自己有个应对法，别人在文章后面给我送来骂，不辩，不洗，假装无事，偶尔顺势刺一下。太伟大的变动，一般人会无力表现。不过，这也用不着悲观，即使不能表现时代全局，至少可以呈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钉叠起来的，我们就做这一木一钉，干些碎事，铺些小路。
满清的很多治人方法为何与中国几千年的做法那么相似？汉人很骄傲地说：“别看你们统治了我，但我用文化同化了你。”毫无疑问，野蛮人一旦有文化人的辅佐，治谁都不在话下，咱传统文化最擅长这一套，汉人治汉人，在很多时候，于外，硬骨头不多，于内，不怕你骨头硬。
中国将来，如果有盛世、有治世，那一定还是中国式之治，中国式之盛，还是“康乾盛世”，还是“贞观之治“，决不可能是外国的那类盛世。中国将来，如果有乱，也还是传统之乱，决不是美式之乱，亦非俄式之乱。中国人总是说某某东西于中国不宜，国情使然，历史使然。然而，几千年都不见效的东西，未来宜否？实话实说，我还是更倾向于抛弃文化混装的孔庙传统，还是更执着于有点主义信仰的新文明，在孔庙书架上放主义读物实在是不那么协调。
从人权角度看，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平等对待中国人，中国人也要习惯于平视世界。但从实绩贡献角度看，我并不希望中国获得过多的、基于满足某部分人心愿的褒奖，不扎实的名誉来得过多，反足以长中国传统文化里遗传的虚荣心，以为我的国真的很厉害，名不副实久了，裸露的时候会很丑。
国家有灾难时，工农最值依靠，因为他们文化相对少点，逃不远。
中美、中日若有再战，最不可靠的就是塔顶上的人，因为他们太过精明。
附言：
1，如何对有关张文宏医生的争论做结？答：重事实，求真理，不扣帽子。所谓“与病毒共存”，张不说，大家也知道，身边的病毒性疾病还少吗？算不上什么远见卓识。大家反对的不是共存理念，是现实共存的不可取。有些人，口里经常高喊“要允许有不同声音”，一碰到自己喜欢的人被质疑，便不允许有不同声音，这不好。我很想讲的是：既然大家愿意与病毒共存，为何就接受不了不同观点共存呢？
2，如何评判阿富汗局势与未来？答：某些人嘲笑中国政府与恐怖分子为伍，这完全是小人行为，实质上表明了他们仍是媚美。阿富汗，不管谁掌权，中国都会跟它们保持距离，不会很亲密，也不会远离，就是平淡关系，这是长期历史关系决定的，也是两国文化决定的，相信中国政府不会做出错误判断。
写于2021年8月17日星期二
【作者/孙锡良，大学副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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