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过多年,至今难忘——
那是1981年,南京军区空军(正兵团级)办公楼。我简短汇报完工作刚起身,肖前政委摆了摆手,目光温和,示意我坐下。
接下来,他问起我在武汉滑翔学校学飞行的经历。肖前彼时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忆起武汉的旧岁,思绪飘回动荡的1967年。他语调平缓,仿佛在叙说旁人的际遇。
“延安时期,我在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当政委。康生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我们警卫大队的保卫业务归社会部指导,算得上是直管我们的上级领导。后来我奉命奔赴东北,这份工作联系就此断了。”
世事翻覆,文革浪起,康生已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书记处书记。肖前政委回忆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康生抵达武汉,专门打来电话,问询个人及夫人(延安时期就认识)近况。肖前据实汇报,并对康生的关心致以谢意。电话那头,示意他赴东湖宾馆当面晤谈。
秘书已经把专车召来,只待他动身出发。肖前走向门口,脚步却骤然停住。
讲到这里,老首长稍稍停顿,好似重温当年内心那番掂量权衡,慢慢道出心中的考量:“康生过去直接领导过我们大队,若论旧情,登门拜望,好像说得过去。但他现在虽是中央领导,却并不分管军队工作。军队事务,不在他的权责范围。我又何必赴这场召见,又怎能把军队的工作,去向非军队序列的领导做私下汇报呢?”
已然备好的车子,就这样被他退回。
1981年,中央尚未对康生作出处理。讲完整件往事,肖政委没有一句褒贬评判,既没有事后看透结局的庆幸,更没有半分自我标榜。他只是把当年发生的这幕,平铺直叙讲给我这个晚辈听。
这次闲谈,我记了一辈子,也思考了一辈子。不过是临出门那短短片刻的转念思量,胜过千言万语的宏论说教,把一位老红军熔铸在骨血里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那份政治上清醒通透的对上观念,尽数展现。
何为共产党员的对上交往观?是服从党的组织,恪守制度权责,绝非攀附于某一个人的权势。老政委面对康生召见这件事,关键不在“见”或“不见”的本身,而在于心里权衡思量的那杆秤。他分得清清楚楚:什么是过往的上下隶属,什么是当下的领导关系;什么是依规而行的正常工作往来,什么是逾越组织规矩的私人通道。
那个年月,康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不少人挖空心思,只求见上一面。肖前政委把备好的车子退掉,并不是他能预判康生日后的下场。站在抉择路口,他守住的是内心的制度标尺,是一种朴素的党性认知:军队的事归军队的指挥链条管。
制度条文可以逐步完善,但制度精神,需要每一代军人靠自己的判断力去承接。军队干部向上负责,忠于的是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管军队的组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警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老红军的党性,从来不是悬在半空的口号。它就藏在两难抉择的细微关口:面对一次可去可推的召见,内心自觉站在制度规矩一边,而不是倒向耀眼的个人权力。
1981年肖前政委说起往事,语气是身经战火的老兵特有的质朴厚重。电话打来,该汇报的个人实情,他一丝不苟如实作答;可不合程序的召见,纵然车马俱已备妥,也毅然取消。
真正的对党忠诚,绝不把上级当成可供算计经营的个人资源;而是把每一项职责,都放到组织制度的标尺之下反复掂量、审慎取舍。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这份忠诚,剔除投机钻营、攀附谋利的心念,丢掉为个人仕途铺路搭桥的算计。
时代变迁,如今领导干部身处的环境,早已迥异于肖前政委的那个年代。但关于对上交往的考题,只是换了表现形式,依旧摆在每一名党员干部面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之间维系彼此的是岗位职责,不是人身依附;下级服从上级,服从的是组织赋予岗位的法定职权,而不是某个人的私恩提携。
肖前政委退回汽车的往事,正是这个道理鲜活生动的注脚。当时,他对康生保持应有的组织层面的尊重;但这份尊重牢牢锁在组织程序划定的边界之内,不让昔日的正常关系渊源,滑向谋求私利的私人依附。
车子备好了,尚可下令退回。人若是向着权力私门迈步走远,再想回头,便万般艰难。
讲到这里,肖前政委不再多言。办公室里静了下来,方才的往事随话音落尽,没有激昂的阐发,没有多余的感慨。许多重量,就藏在这份无言的沉默之中。
1981年办公室里那些朴素的闲谈,力量并非来自故事本身,而是那转瞬之间的抉择。面对权责边界模糊的局面,一名历经烽火的老红军主动向后退一步,退回到制度和党性的框架之中。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份清醒的退守,远比许多冒进的向前,更有千钧分量。
(作者:拂 晓;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