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夹击”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聂锦芳

谢谢主持人!在10分钟之内可能也讲不清楚任何一个学术问题,所以这里我索性只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谈一点个人感受。
我们身处一个愈益错综复杂的时代。无论是资本全球化态势,还是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处于不同以往、也很难预测未来的境地。相应地,旨在探究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变革、“现实的个人”的处境与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站在了交叉路口。在这种情况下,清理历史脉络、省思现实状况显得非常必要。
最近,人民出版社启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百年学术丛书”出版工程,我参加了率先出版的两本书的研讨会:一次是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庄福龄教授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史论丛》研讨会,另一次是11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的汝信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座谈会。通过这些著述,我们得以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长时间段中回顾、重估前辈学者的学术思考、研究方式及其观点,感念他们的筚路蓝缕和视域拓展之功!黄枬森、庄福龄等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范式,从历史梳理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曲折进程、理解其学说的博大精深;贺麟、汝信、叶秀山等则在西方哲学经典翻译和研究的基础上,打开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宽广视野,通过思想史的纵深探究勾连出马克思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复杂关联。可以说,这些前辈在他们的学术工作中做出了与那个时代相匹配的奠基性的贡献。当然,他们的著述也不可避免地刻上时代的印记,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前辈的工作及其成果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前提和基础,但并不会自然提升为如今的思想建构,更不会支撑起属于当代的理论大厦,自然也就不能缓解我们身处现实中的焦虑和创新的压力。要言之,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同于其他思想派别和社会运动,它必须融文本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展开思考,进行深入探究。从这样的要求和高度观照目前的状况,我感到我们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相反,它处于“四面夹击”的困境当中。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撰写的那些卷帙浩繁的著述,特别是在留存下来的那些庞杂的手稿、散乱的叙述中蕴含的丰富、深邃而又处于流动状态乃至充满歧见、矛盾的思想,还没有被我们完全理解、吃透并阐发出来。很多马克思主义教学工作者可以依据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扪心自问,可以说几乎没有透彻地理解任何一部经典著述,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共产党宣言》,更不要说《资本论》及其手稿了。
其二,在传统观念和思路支配下形成的简约而变形的教条式解释的影响依然十分深远。深长思之,苏联70年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实践,其间所出现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误读、曲解以及形成的僵化、教条的观念不无关联。当然,这种情形也不只体现在苏联时期和我们身上,在西方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极端化的理解,比如,在对“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否定者和极力辩护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其立论基础的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狭隘理解惊人地一致。
其三,部分“新潮”论者又开辟出与马克思当年的讨论貌似相关,但实质上并不搭界的新范式、“新天地”。比如,《资本论》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有的学者为了显示“新意”,从文本中抽取某些片段或范畴,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转化为对“形式”“符号”“技术”或“认知”等的跨历史分析,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马克思思路和意旨的偏离。
其四,更为重要的是那些面对盘根错节的现实时所显示出的力不从心、避重就轻和无所作为。我们很多讨论现实的文章,缺乏“现实感”;面对当代资本依靠技术助力、凭借与权力合谋对世界格局、社会系统乃至个体生命的全方位、深层次操控,也总是找不到切近、到位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以上是我内心最真实、最切近的体会。尽管与在座的安老师、郝老师相比,我的资历还是浅了一点,但是屈指算来,我学习、研究马克思也已有40多年了,发表过不少东西。但老实说,那些成果并没有让我产生出些许满足、欣慰之感;相反,近年来越来越陷入深刻的自我检讨、怀疑和困惑之中,格外渴望更宽广的视界拓展、本质性思考、体系性建构和现实穿透力的强化。尽管我现在每天还在不停地思考、勤奋地著述,但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诸如思维能力有限、知识结构偏窄,特别是对现实难以做到客观、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这些局限让我预见到自己未来的学术前景——即便再怎么努力,也难以达致上述理想的境界。假如我的研究不再有新的拓展、深的掘进,便该在学术上谢幕了。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老登一族”,我自信能做到知所进退,绝不恋栈。
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研究和发展的重任便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更为年轻的学者的肩上。学术也遵循代际更替的规律,现在是该让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成规模地涌现的时候了。为此,我恳请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出版社、报纸和期刊的编辑们,各个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善待青年学者,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有利于其成长、成熟的条件、环境和机会。不要嫌弃他们的不成熟,不要用毫无学术意味的形式苛求他们、逼他们就范,否则会消磨他们的勃勃生机和创新意识,扼杀他们“出圈”的思路和无限的可能性。衡量他们是否成熟,应该看其对问题真实性的把握、宽阔视野的拓展、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等实质性内涵,而不是所谓科研项目、期刊级别、荣誉名分、师生关系甚至职称、程序等外在的形式,后者不该成为考核他们的刚性要求和唯一尺度。假如用很多没有必要的条条框框约束、规范、“培育”和“塑造”他们,使其长期处在急于“达标”、疲于应付、匆忙转换和跃迁的状态中,最终将导致很多人丧失对学术的兴趣和追求,或者出于诸事不顺而不得不改行或提前告别学坛,或者走向另一极端,由于拔苗助长、模式化培养造就出很多徒有其“表”、缺乏个性的理论“标兵”,那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极大的隐患和重大的损失。为此,我提醒老师们关注这一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是一个充满情义和温暖的团体,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和典范,他们为扶植、培养后学付出了巨大心力,现在需要我们接过他们传来的接力棒,让青年学者在宽松的学术环境、自由的思考氛围中持续不懈地积累、思考和创新。只有这样,当他们也到了我们这般年岁,才有可能取得超越先贤的、更杰出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发挥至为重要的作用,更能切实参与到世界性的学说、思想的建构当中。到那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

(2026年11月14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事后根据记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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