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应该从整个天道观认识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 - 网友杂谈

　　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一定存在技术的玻璃天花板

　　——再论应该从整个天道观认识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

　　【笔者按：中国和日本甚至整个东亚，在技术上虽曾领先过欧洲两千年，但未来很可能不保，会被反超，在非关键性技术方面可能继续领先，而关键性领域很可能亦步亦趋――这就是技术的玻璃天花板，我看这个天花板非“科学”莫属。而这绝非“科学落后”这么简单，而是没搞清楚“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要搞清楚他俩的关系，又不能直勾勾的从他俩嘴巴里撬出秘密来，而是需要从“实然”与“应然”两个视角去看待。

　　我们中国可能正是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造芯片，可是造芯片的机器却造不出，还得靠进口。不究不知道，一究吓一跳，中国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制造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完整产业链是我们今天最自豪的，一个产品两千个零部件，我们可以一千九百九十九个“闭环满足”，可就那么一个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自己不会――没有关键技术，完整产业链大打折扣】

　　科学哲学史领域始终存在两派极端对立观点，A观点认为技术是科学的附庸，科学有多高，技术就有多高，B观点认为技术与科学是平行关系。

　　A和B观点都有大量的实证证据，谁说服谁都难一剑封喉。我们国人大都持A观点，因此将科学与技术合称“科技”，但也恰恰正是我们华人民族的历史证明B观点最可接受，英国人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中国人在整个古代的技术一直领先于欧洲人，只是近代才被甩下去了，可中国人的科学的确不如欧洲发达，不说不存在吧，至少是不如。

　　技术我超过你，科学你超过我，怎么恰好反着来？！与我们一贯认知颠个倒呀！

　　可见技术与科学似乎没那么大关系，A观点似乎值得商榷。最要命的是这还不是孤例，科学哲学史证明这似乎是个通例，古代技术发达的文明体（比如阿拉伯），大都不存在我们当前意义中的“科学”。

　　因此A和B之争确实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大学本科的《科学哲学史》把两种对立观点都放在一起，让同学们自己去判断，他们未来人生之路可长着呢，更有许多变量要素会左右他们最后的判断。AB之争没法了断，其中存在一个定义问题，比如“科学”与“技术”不同的定义会导致不同的观点，还有个实证问题，也即你的证据怎样证明你的观点，有多少或多大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其实还有一个藏得很深的问题，那就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

　　因为科学与技术并不中立，不仅价值不中立（科学与宗教有共同的论域甚至方法论，但经常水火不容对着干），而且也是工具不中立（筷子就是工具中立的，谁都需要；斧钺就是工具不中立的，只许统治阶级拥有），因此如何看待他们的关系，肯定也是不中立的。既然不中立，那么如何看待他俩的关系就必然存在一个“实然”与“应然”问题，也即整个文明演化过程中，他俩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这是个“实然”问题；以及我们意欲他俩有何种关系――这是个“应然”问题。

　　“应然”作为某种思潮，他究竟存在吗？

　　当然存在，比如“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民主和科学。那么这个时期所说的“科学”究竟与“技术”的关系大呢？还是与其他什么的比如“民主”等社会改造性的关系大呢？我看（或者我们今天回看）似乎是后者，这其中就存在一个“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虽然就“实然”而言技术与科学是平行关系，但我们国人还是希望（应然）通过提高科学来加强技术（比如造枪造炮造军舰，反帝救亡）。

　　昨天写了篇《探讨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应该有“实然”与“应然”两个维度》，纯理论的，今天再写一篇，深入一点。

　　李泽厚身上有许多标签，他是位美学家，又是哲学家，在美学和哲学领域建树颇丰，他弟子不多可影响颇深――我今天看了看，整个中国似乎分成两拨人，一拨人拥护他，另一拨反对他。哇噻！几乎所有中国人被他卷入意识形态，我在左翼论坛安家，我发觉我的同志们既使不严厉呵斥他，但多多少少对他还是批判多于首肯，我看主要在他的“告别革命”论吧？

　　无论“告别革命”论还是“救亡压倒启蒙”说，我的看法呀，整个民族被一个人卷了进去，那么背后的原因可能不止于一两个观念、观点、意识、学说、利益之类的分歧，而是有着更深刻复杂的原因，大家对着同一个形而下的“标签”诉说者不同的形而上的理念。我的看法呀，应该就整个天道观看待这类分歧。这看似是个虚幻空洞的概念，他是关于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伦理、审美、科学等等的综合系统，就是个大杂脍，大部分观念来自经验，很难习得传承。争来争去往往是纸面的东西，纸外的东西只能在天道观上求得，再怎样的大师，哪怕李泽厚先生本人也无能为力的。

　　这是我今天的观点。

　　我是借着A与B之争来说明这个观点的――当然萤火虫的屁股，哪算得上天道观呢，就算举一反三吧。就这么个“萤火虫屁股”还争来争去，在那大厦将倾、国将不国的风起云涌年代，卷入其中又将是何等宏观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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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萤火虫屁股”真的能说明我今天的观点。这个“萤火虫屁股”可大可小呀，小的方面说就是个学术之争，知识之争，纯属“实然”领域，大的方面说，我们今天的国策就是“科学发展观”――都写进党章和宪法的。从“五四”的“科学与民主”到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华人对“科学”是那么的执著；就不大不小中观层面说，我们的芯片短板、工作母机（车床）短板、大飞机短板、计算机软件（主要是操作系统）短板、生物科技短板等等，看似技术问题，可那样不归咎于科学问题。

　　这又回到A与B之争，事实上还是没搞清楚他俩的关系，不将其中的“实然”与“应然”区隔开来，恐怕永远说不清――老婆说晚上别出去逛，有老虎要吃了你，老公说我带猎枪呢，这两口子还能说到一处去吗？事实上今天专业人士并不持A或B极端看法，而是折中，姑且说他C吧，他是分门别类存在不同层次的――有些门类或层次，技术与科学确实是并行关系，而另些门类或层次，技术就是科学的附庸，科学有多高，技术才能有多高。

　　那问题又来了，究竟是哪些门类或层次？我想知道，做个明白人，可以针对性强一点。

　　你以为古人都是傻子？你想的问题不说一千一万年吧，至少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先师们就思考过，至少“科学”与“民主”引入时就思考过（比如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这在《科学哲学史》课程上就是个专业讨论，可A与B之争依然占据主导，C仍然靠边站。这看似关于真假的“实然”之争，实际上仍然存在“应然”思辨。

　　我年轻时梦想做干部，那时做干部都得懂点自然科学，要考试，不及格者就排队等后面，于是买了许多本《自然科学概要》之类教材，还得偷偷的。今天总算明白那真是“概要”！真要读懂那本“概要”并上升到C的认知，至少得读懂二十个示例，以今天的学制安排，没有六年八年苦行僧功夫是不行的，而这可行吗？一片喧嚣声中声音最响者，他的功夫并不在这，他从“概要”中学得不少术语名词，然后就做一大串决策，芯片、工作母机（车床）、大飞机、计算机软件（主要是操作系统）、生物科技等等该短板的依旧短板，一样不缺；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就知道所有秘密，并以此矫正不当、规划未来，可短板依旧是短板，一样不缺，我们还将如法炮制，规划未来。

　　问题出在哪儿？

　　我们国人潜意识中总是把“科学”看作解决实际问题的“抓手”――通过这个“手”去把技术“抓”起来，“五四”启蒙和救亡运动时期的“科学”实际上就是那个“抓手”，然而西方哲学家认为“科学”与“宗教”关系更密切，他们就是对孪生子，哲学是他俩的母亲；将“实证”领域的真假问题用“应然”领域的意志去求证，“应然”领域的意志反而用“实证”领域的真假去判定。

　　构思这篇稿子时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写下这个标题。我们年轻时听得这样一个说法，日本民族只会模仿不会创新。然而事实证明，日本人不仅善于模仿也善于创新创造，并且一点不亚于欧洲人和中国人，然而这个说法依然萦绕，挥之不去――当然一个原因是同种互助：你说日本人坏话相当于在说华人，长着一样的面孔，难道存在种族的生物学障碍？

　　现在看来，C的看法是正确的：技术的发展确实存在玻璃天花板，你看不见，他却存在；古代社会或者说此前技术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离这个天花板还太远，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或限制，但未来世界可能愈益显现他的存在，突破他的唯一途径需要科学的引领。

　　然而要知晓科学究竟怎样引领或决定技术、引领的门类或层次、引领作用的大小和规模等等，你首先得从“实然”和“应然”不同视角去看待他俩的关系，“实然”领域的事由科学家和专家们去研究吧，超出“实然”领域之事那就复杂了，有时需要善于“应然”寻找答案。

　　中国和日本甚至整个东亚，在技术上虽然领先过欧洲两千年，但未来很可能不保，会被反超，在非关键性技术方面可能继续领先，而关键性领域很可能亦步亦趋――这就是技术的玻璃天花板，我看这个天花板非“科学”莫属。而这绝非“科学落后”这么简单，而是没搞清楚“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要搞清楚他俩的关系，又不能直勾勾的从他俩嘴巴里撬出秘密来，而是需要从“实然”与“应然”两个视角去看待。

　　三十多年过去了，干部没当成，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好奇依然萦绕脑际，经常去书市翻翻，可恼的是《自然科学概要》已再版N次，依旧没有一个示例说清楚“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要说有，依然是三十多年前中学“初二”水平的――书商资本家们可能只顾赚钱去了！最近他们终于挨批了。

　　书商资本家们固然该批，我还是那个观点：不将“实然”问题和“应然”问题区隔开来思辨，再过三十年，你还是拿不出一个示例来说清楚“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纵然过去一百年了，可是“科学”与“民主”之梦依然还是个梦。

　　这与李泽厚说过什么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