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土木堡在德国”说起

　　“科学的标准不是‘可证实’，而是‘可证伪’。”

　　作 者 |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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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一些足以令人“惊掉下巴”的说法，以短视频和网文的方式，到处流传。

　　这些说法包括：

　　——明朝的“土木之变”发生在德国，土木堡即德国图尔姆堡Turmberg，居庸关即德国的Jungingen，瓦剌即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也先是欧洲联军首领；

　　——明成祖朱棣的驾崩之地榆木川也在欧洲，是德国的Eimershausen；

　　——路易十四关押的铁面人，实际是明朱三太子；

　　——耶稣原型就是崇祯；

　　——欧洲的莱茵河叫“来英河”，意思就是“（明）英宗来过的河”；

　　此外还有：

　　楼兰即英格兰（或苏格兰），所以，“不破楼兰终不还”说的是英国，不是西域楼兰；

　　阴山即乌拉尔山，古诗里的阴山不在内蒙古，而是欧亚交界处；

　　剑门关在挪威；

　　赤壁在霍尔木兹海峡，赤壁之战发生在中东，不在湖北；

　　澳大利亚是秦汉时期的日南郡；

　　梵蒂冈是古北京，所以罗马梵蒂冈是华夏旧都；

　　郑和的船队不是下西洋，而是给驻扎在欧洲的明军运送粮草。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所以这些惊世骇俗的说辞，都只是为了证明一个结论：明朝是一个世界帝国，领土遍及全球。

　　这种说法的荒谬性，当然不值一驳。

　　比如，土木堡就在河北怀来县，距离北京只有100多公里，从北京开车向北出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就因为好奇去过一次，发现那里还有明代城墙遗址。

　　几百年来，从未有人怀疑土木堡在土木堡。

　　如果一定要找证据的话，不仅有史书的明确记载，还有明代墓葬，以及大量明代的一手史料，如袁彬《北征事迹》、李贤《天顺日录》等。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包括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相信这些这些说法，哪怕不是深信不疑，也将信将疑，他们的脑子像是被“土木之变”中明军溃兵踩过的泥沼，变得更糊里糊涂了。

　　那么，这些“地名搬家派”又是如何建构这样的“宏大叙事”呢？

　　第一，靠现代读音谐音强行配对，无视古汉语读音、考古遗址、出土文物、原始史料、地理沿革、空间距离等，另建一套完全独立的历史叙事，自洽闭环，自圆其说；

　　第二，为了规避质疑，预设一个核心阴谋：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多说是清朝）系统性篡改史书，抹去“华夏曾统治欧洲”的真相；凡是和自己结论冲突的史料，直接归为“被篡改”。

　　质言之，这是用主观建构的语义关联，替代客观证据；靠预设的阴谋论公理封闭认知系统，拒绝经验证伪，属于建构主义的独断论，混杂了语言的误用与怀疑论的滥用。

　　02‍

　　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思维方式，既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也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形而上学的错误，主要体现在用孤立、片面、静止的方法看问题。

　　孤立：单独抠一个现代读音，脱离古音、考古、地理、文献上下文，把一个词单独抽出来，根据谐音任意附会，不看整体历史脉络；

　　片面：只挑选有利于自己的零星相似点，无视海量反面证据；

　　静止：认为古今读音不变，机械地认为现代普通话发音等于明代发音，语言是静止不变的。

　　本来，对任何史料，都必须将其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去解读。

　　而“地名搬家派”则只抽取单个词汇的现代读音，自由配对，把文本当成可以随意拼接的积木，而不是带有固定历史语境的记载。

　　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的话：“哲学混乱发生在语言休假的时候。当词语脱离它原本的使用场景，我们就容易产生虚假的图像、虚假推论。”

　　他说的很对，这的确是一种哲学病。

　　而唯心史观的错误，则表现在于研究历史时，不是从客观史实——遗址、出土文物、原始文献——出发，而是从自己头脑里预设的宏大图景——明朝曾统治欧洲，史书被篡改——出发；客观材料只要不符合主观构想，就臆断为假。

　　就是说，不是让观念符合事实，而是要求事实符合观念。

　　正常的史学研究，强调证据决定结论；

　　而“地名搬家派”则是结论在先，证据在后；结论是预设好的，证据只挑选符合结论的，反面证据直接被屏蔽——这就是倒果为因的先验论。

　　“地名搬家派”也强调怀疑，但属于选择性怀疑：只怀疑主流史料与考古，却无条件相信自己找到的谐音证据；怀疑一切不利于自己假说的材料，不怀疑自己偏好的证据。

　　总体上，“地名搬家派”深信存在一个隐藏的、被掩盖的“真正历史真相”，这个真相藏在表层史书之下，普通人看不见，只有自己能看破。

　　科学的标准不是“可证实”，而是“可证伪”。

　　就是说，一个理论是科学，就必须预先承认：存在某种观察事实，一旦出现，就能推翻它。

　　而“地名搬家派”的学说，其绝妙之处正在于不可证伪性——无论出现什么证据，都能临时加假设、重新解释，永远不会被驳倒。

　　这不是科学研究，而是一种病态的、带有邪教色彩的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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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种思维方式会带来哪些危害？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一旦习惯了“找相似就等于证明有关系”的逻辑，就会自动过滤反面证据。别人拿出文献、考古、地理证据，他也不会修正观点，反而会解释成史料被篡改、被掩盖，形成不可证伪的认知茧房。

　　久而久之，这个人区分“猜想”和“史实”的能力就会退化，就容易相信各类谣言、阴谋论，就会成为一株生长茂盛但极易被收割的“韭菜”；

　　从历史与学术层面看，这种思维方式会消解历史学的基本规范。

　　历史学有一套基础规则：年代、史料、考古、文字训诂、地理沿革互证。这类伪史直接抛弃这套规范，相当于否定“历史需要证据链”。

　　如果这种逻辑被广泛接受，那么任何历史都可以被随意改写，就会变成谁想象力强谁说了算。这样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变成了一种如梦幻般的不可捉摸的东西。

　　从政治与社会层面看，这种思维方式通过构建“颠覆性”的极端化叙事，夸大古文明向外扩张，不仅不利于理性看待中外文明交流，甚至有可能从文化自大走向文化种族主义、政治种族主义，导致毁灭性灾难。

　　要始终保持清醒与主体性，避免被“土木堡在德国”这类附会式伪史思维误导，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形式逻辑，并多参加社会实践——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