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就一般国人而言，有关“7.7事变”，所看所学多为国内视角，而本文引述则是日本当时的驻华武官所记，取自于《今井武夫回忆录》(1964年)节选为准。日本开始称那次事变为“华北事变”，后因事态扩大，又定性为“中国事变”。(红字为本人评析)
一、事变前夕的华北形势
1935年6月，日本的天津军司令部向中国国民政府驻华北军队提强硬要求，在《梅津-何应钦协定》之下，中国只得忍气吞声，把自己领土内军队撤退南下，此后，又委屈地签下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两“协定”均是在蒋授意下签订)
11月25日，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这个政权以满州关东军和日本天津军为后台。
1936年9月18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行军途中相遇，双方冲突引起争端，发展到两军开火和骚乱，后经双方交涉，终于以中国军撤出丰台了事。
1936年底，察哈尔、绥远和宁夏三省被称为内蒙古地区，由于受到满州国独立的影响，蒙古人发表建立蒙古国的决心，德王侵入绥远省，被傅作义军队彻底击败，这就是“绥远事件”。(后期有关满蒙问题的妥协，蒋汪均难推罪责，蒋口头应允，汪书面承诺，今井都有记述)
由于正在攻击延安共产军的张学良受到朱德和毛泽东方面的宣传停止内战的影响而陷于中止攻击的状态，他为了北上督战，来到陕西西安，接获绥远傅作义全胜捷报之后，张学良和杨武城斗志昂扬，于12月12日将蒋介石监禁在华清池，强迫他表示与中共军队共同抗日。在这之前，中共党早就于满州事变发生后第二年就发表了如下宣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族战线之一翼，与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不管怎么说，血流成河的国共两党，以此政变为转机，逐渐合作，蒋介石在共产党的逼迫下不得不屈从，加强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决心。
二、芦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北京气候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寒暑表从早晨就一个劲地往上升，到了晚上，水银柱还是停留在原来已经到达的度数上。
我住的武官室是清朝肃亲王的旧邸，有着华丽的朱红色柱子和古式的屋顶结构，上面盖着表示王族色彩的瓦片……………
联队副官突然挂来电话，是芦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最初报告，我听后大吃一惊，匆忙穿好军装，直接到邻近的联队本部，联队在不断地听取汇报，到半夜一点左右，收到的情报，经整理后大致如下：
七日夜晚，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牟田口联队八支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太尉的指挥下进行夜间演习，演习结束将要归队时，从芦沟桥北边约一千米永定河左岸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发来了实弹射击，最初是几发，接着又有十几发。
部队立即停止演习，查点人员，发现缺少士兵一名，为此一边搜索，一边向大队汇报情况。
木清直少佐立即将情况报告给牟田口队长，并亲自指挥一个中队赶往增援，对非法射击的中国军队提出抗议。
但是，最初传下落不明的士兵一名，已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平安归队。（大家注意！武官承认士兵已经归队）
冀察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在得知事件后，立即以电话与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联系。
冯治安表明：我属下的部队不会派到芦沟桥城外去，如果城外有部队，那一定是土匪。
担任该地守卫的中国军队吉星文和金振中都称自己的部下没有在龙王庙配置兵力，不管怎么说中国军的指挥官似乎还不了解情况。。。。。。
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如果日本军先开火，事情是非曲直暂作别论，其结果必然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发展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不禁为当前的严重感到不寒而栗。
一木少佐也深感事情的严重性，接着又郑重其事地说：既然这样，由于事关重大，请把时间核对一下，早晨四时二十三分。后来，一木少佐在和我谈起他当时的心情时说：“那时候联队长向我发出射击的命令，真使我大吃一惊。”........
[日本国内当时的政治情势]。当时，日本正处于“满洲事变”以来的政局不稳期，内阁短命，青年宰相近卫登上了舞台，入阁的米内、广田、大谷、马赖宁、安井都是超出一般预料的富有特色的新人。
大谷曾讲过：“日华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我希望早日打开险恶局面，幸好成立了近卫内阁，近卫家自上一代以来，一直更关心大陆，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他的手下网罗了新旧中国通智囊团。”
………………………………………….
大谷此次又说：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有不幸事件发生，日本现在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阻止，制止爆发战争，需要把此次看到的回国向内阁总理及阁员讲一讲。
与大谷几乎差不多的时间，陆军省军事课的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也来到北平，似乎也是担心华北发生事变，我跟他讲了和大谷讲过的同样的意见，并把处于危险状态中的华北情况向他详细地谈了一遍。冈本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也回到了东京，但是，他在东京发表了和我意见相反的且极为乐观的报告。
到了后来，了解到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早盛传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7月7日当晚，双方连夜进行调查，尽力克制，争取就地解决，不料，8日拂晓，日本的迫击炮竟自开火。当天又下雨，北平的中国警备越发森严，尽量避免与日方见面，日本方面想作善后处理，也不能与中国方面接触。
当天下午7时左右，我闯进北平市长秦德纯私宅，被警卫拦住，本想返回，碰到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又让他代为疏通，赵师长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帮我引见了秦德纯，当时还有张允荣在场。
通过协商，日华之间达成临时协议，为使两军退回原地，决定发布停战命令。
约在早晨五时，两军同时撤退，可中国方面可能有什么错觉，突然向我军开火。日军对此极为震怒，即刻予以还击，后经调查，原来开枪的在于指挥权不严格的中国军方面，因其撤退命令还没有彻底传达到战场上，于是，双方又重新撤退，中国军队主力全撤到了永定河右岸。
10日，接到东京训令，方针是不扩大事件，与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协商结果，决定对冀察军提出我方下列条件：
1、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军表示歉意，对肇事负责人给予处分，并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2、芦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3、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蓝衣社和共产党所为，今后要对上述团体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经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
中国方面选派第38师师长张自忠负责办理交涉，双方因条件不一致，交涉未能顺利进行。
当晚七时半左右，中国军队集中以迫击炮向芦沟桥射击，日本军队也以一部分兵力于晚九时十五分向龙王庙发动夜袭，虽然占领了该地和东辛庄，但伤亡很重。
半夜，我又冒雨来到张自忠住宅，但是，交涉依然无进展，张非但不肯惩处负责人，对于撤退芦沟桥附近军队也只不过主张调换其他部队，未取得任何成果而终。
到了11日，秦德纯亲自打电话给松井说：其它条件都可以让步，惟有对芦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不能同意。双方完全陷入僵局。
桥本参谋长得知此项答复，断定日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这时，我挺身而出，愿意负责打开局面，上午十一时，我要求会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齐燮元，我首先发言，反复谈了日军的要求。对此，齐回答说：“如果中国军队撤退后芦沟桥为日本占领，那冀察政权岂不丧失了立场？”
于是我提出建议：万一中国方面能依日本军条件，在签字的同时，日本军也可以自动从芦沟桥周围撤军。
齐燮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我相信武官的人格，日本所提条件，全部承认。”
仅仅花了三十分钟，就圆满达成协议。齐燮元亲笔所签的草案至今还保存在我手里。
本以为这样就能使态度缓和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在这关键时刻，军司令部情报参谋寺田盛寿打来电话：“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解决多年来的中国问题，现在正是大好时机，当地交涉已经没有必要，如果达成了协议，也予以撕毁。”（日本战争决心已定）
这种意外高姿态的话使我完全吓呆了，插一句话也受到语气严厉的拒绝，就挂断了电话。机关内部充满了作战气氛，强硬意见突然抬头。
中央的内阁会议一旦作出出兵的决定，天津军内部的强硬主张也出来了，他们要求把道歉人由最初预定的师长级提升为军长宋哲元，把受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级升为师长冯治安。这样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不顾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想方设法迫使事件陷入困难状态。
陆军省16日决定了下列强硬方案：
一、以七月十九日为限期，履行协定。最低条件为：
（一）宋哲元正式道歉。
（二）师长冯治安免职，作为对负责人的惩罚。
（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队。
（四）改订十一日决定的解决条件，要求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在上述期限内不履行日本要求，停止当地交涉，以武力征伐第二十九军。为此，限期结束时，动员本国部队派往华北。
在中国方面，宋哲元纵然内心也希望稳妥解决，但由于下级青年军官燃起了抗日怒火，表面上也无法容忍日本军的要求。他于18日来天津军司令部拜访，对外声称是祝贺香月新军司令官就任，实际是来向日本军道歉。
宋哲元19日返回北平，毅然决定撤除市内防御设施，向城内市民发布所谓和平解决方针的布告：事属局部地区问题，望同胞安心，勿轻信谣言!
本来，南京政府答应派五个师北上增援，也被宋哲元婉然谢绝。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开会，恰巧芦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消息传到了会场，蒋本因西安事变受中共压力，此时已经迫不得已，宣扬要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冯玉祥也发表了与中共同样的主张，反对稳健论，主张宣战论。偏在这时又来了日本出兵的情报，会议变得更加激昂，决定派兵北上，并发表了《中国的生死关头》演说。
二十四日以后，宋哲元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不再按协议执行，二十五日，日本军第二十五师团受到中国军队攻击，于是，彼我双方进入交战，不得不放弃一切和平努力。第二十八日后，事件最终走入战争状态。
后面的战事细节描述省略..............
附小节：驻扎在通州的保安队有两个总队，第一总队指挥张庆余，第二总队指挥张砚田，他们早已经被诱惑秘密加入人民统一战线（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共在主导反日），偏巧28日关东军误将其兵营炸毁，愤怒之下表明了抗日决心，在黑夜里突然袭击长官公署，绑架了殷汝耕，袭击日本人，当地侨民380名当中惨遭杀害的约有260名，留有余恨。
当地日本军主力已经调去攻击南苑，无力顾及侨民，直到三十日，天津派来的援兵到达才扫荡市内，使之逐步恢复治安。同时救出了殷汝耕迎往六国饭店。
...............
关于芦沟桥事变的回忆录，在社会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其中有单谈局部观察的，也不乏另有其他意图而存偏见的，事实上，甚至连天皇报告都是这种情况，至于对一切事情的种种资料，究竟应该怎样取舍才能正确无讹，恐怕是留给历史学家的任务了。
三、本人对“事变”的感想
1、从历史背景看，日本对华蓄谋已久，芦沟桥不出事，其它地方也会出事，日本的大陆政策既定，战争就不可避免。
2、从正义性来看，日本在主权国中国驻军本身就非法，不管细节如何记录，日本都处在非正义一方。
3、中华民国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华北，汉奸决定冀察事务，蒋介石缺少长期战略规划能力，事发后，蒋介石也宋哲元都缺乏对局势的准确判断，意志不坚定，将帅不协调，吃败仗无疑。
4、日本军人在华北渗透极深，华北地区的部分汉奸携同日军清共非常残酷，汉奸在清共过程中甚至比日军还狠毒。
5、根据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天皇的战争责任》记述，当时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并未达到全面侵华的条件，蒋介石若争取更准确掌握情报做殊死一搏，结果决不会出现日本自己未曾料到的“百战百胜论”，也不会激励天皇及日本政府狂妄到想速战速决的地步。
6、在中国国内，某些精英也把事变发起的责任推向中共，纯粹是汉奸心态，不要说没有证据是中共挑起，即算有，那也得为中共叫好，日本军队凭什么占据华北?凭什么驻扎在中国?假若是中国军队驻扎在日本，日本军队会打中国军队吗?面对侵略军，谁率先反抗，谁都是英雄，何来挑事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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