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派政治，官场团伙帮派化之谓也。也历来官场之所谓裙带风是也。俗称派系政治。此风在中国官场长盛不衰，每当官僚家族兴盛之期，男人或巴结或使钱或入赘入伙，女人干脆上床当小三拜干爹认亲，入族抱团而求发达，至今声势依然。但综观历史，团派政治任用非人，挤兑人才而结党营私，败坏吏治，直至皇权无以节制，草民不得不群起造反，改朝换代而暂告一段落。然后新朝换一批人马继续折腾，没完没了。
对此，皇权利用多于抑制。玩弄平衡权术以利用，稍加抑制而防范，如履薄冰，如过独木桥而胆颤心惊，然而终究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
这是官僚制的致命顽疾，虽知而无解。《左传·庄公十一年》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黄炎培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解唯有毛泽东所指出华山一条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们来监督制度，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利益熏心的高官宁可坚持反毛，死也不敢正视历史之规律，自然与历代帝王将相一个样——无解，人亡政息势不可挡。而世界的反华势力则拼命鼓励这种官僚政治弊端来削弱中国，尤其是同为华人的新加坡政治家与文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它们更愿意充当人家的鹰犬，不断煽动挑唆国内的派系争斗，为其主子灭华效力。由于这些叛卖者深知中国的历史积弊，它们甚至可以及培训中国的高官，散布毒素，危害甚烈。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早就指出：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之支撑物的官僚资本，它当做一种客观存在所展开的运动，就已经含有否定那种政治形态的内在作用。我曾在其他场合讲过，官僚资本有三个显著的倾向：其一是独占资本化，因为官僚资本原本就是利用政治职权，由垄断或独占创造出来的。官僚经营的无效率，非有独占利益，非获得依政治权势所享有的差别优遇就无法维持。所以，官僚资本要维持和扩大，就必须设法增大其独占权，增大其政治权力。在这场合，就必然要发生官僚资本之政治资本化的倾向，即原来以官求财，现在反过来以财求官了。官僚将其所占有或控制的经济事业，作为政治赌本。他们以此安插同派政治因缘的人物，以此为各种政治活动费的来源，以此为一党一派或一系从事政治斗争的经济据点。结果，一切官僚事业的衙门化、无效率化就成为极自然的现象，而一旦由政治风波掀起宦海升沉，就会马上影响一切为官僚势力所左右的经济部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十六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王亚南还指出：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资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职权而制造出来的，那末，那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无法遮盖其贪污不法的伎俩。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又其次，笼罩或浸沉在这种政治空气中的要人们，不但在国家的百年大计上，没有好好冷静思考过，就是对于自家政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似亦不曾作过很合理的打算。
由于官僚家族私利的需要，建立一个为自己服务的官僚团伙帮派，并依附美国或者日本来强化它们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控制就成为它们的基本行为特征。由此，当前的中国官场也就更难以摆脱团派政治的困扰。除非依靠民众彻底消除官僚豪族，消灭官僚资本，加以釜底抽薪。
可见，官僚团派官场之灾之所以难以扑灭，关键在于官僚家族独占经济利益的强烈需要。如此利用团派把持官场大量实权的官僚家族，利用超经济的手段吞噬了巨额的国民财富，也就必然会垄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并败坏之，从而导致政权的衰亡。然而这一切并未引起警惕，人们依然是一目了然地看到，有经济才能屡屡建立经济奇迹的官员受排挤，不被重用;而那些在哪里掌权就搞砸那里的经济的无良无能官员却能坐直升机升官，占据要职而败坏国民经济。然而，经济被败坏了还被推给了客观环境，而无能官吏继续牢固地把持权力，继续败坏国民经济。因为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团派势力支撑着，国家的政治体系拿他没办法。
中国历史上以裙带关系用人而排斥人才，以至加速灭亡的教训比比皆是。
譬如南宋的贾似道，他籍同父异母姐姐贾氏被册封为贵妃之裙带关系，被相继提拔为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大宗正丞等京官。一身流氓习气的贾似道，在京城临安有恃无恐，行为放荡不羁。他常常白天在妓女家里鬼混，夜间又通宵在西湖上泛舟游玩。
宝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路大军全面侵宋，忽必烈亲率大军直指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慌张，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屯兵汉阳(今湖北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本不学无术，他看到蒙古铁骑骁勇善战，鄂州岌岌可危。万分惊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原本不想议和，这时突然得到蒙哥前线病逝的消息，为了赶回蒙古去争夺汗位，他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议和条件，率军撤回北方去了。
贾似道见蒙古军主力已经撤走，就出动大军拦杀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临安，以做邀赏之功。他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到处吹嘘自己取得大胜。宋理宗听信了贾似道的谎话，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夸耀一番之后，又晋升他为少师，封卫国公，视之为“股肱之臣”。为了标榜所谓的丰功伟绩，贾似道甚至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撰写文章，名曰《福华编》，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颂德，肉麻至极。蒙古政权上层因忙于内部事务的处理，放缓了打击南宋的脚步，南宋得以暂时的苟延残喘。然而，南宋朝廷并没有抓紧这难得的时机缓解矛盾、增强国力。相反，却由于贾似道的横行霸道进一步加快了灭亡的进程。
另外，人们熟知南宋奸相秦桧排挤坑害良才和爱国将领的史例。而很少人知道南宋那些官僚团派的庸官排斥坑害主张数理治国造福民生的大数学家秦九韶的史例。史例表明官僚团派为了一己私利，一再排挤坑害良才，对吏治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蔡天新《秦九韶、道古桥、数书九章》说： 美国科学史家萨顿认为，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但他也是备受时代忽视的天才，其传世著作传抄了六百年才印刷出版。……1244年，秦九韶任建康府(南京)通判期间，因母丧离任，回浙江湖州守孝三年。正是在湖州守孝期间，秦九韶专心研究数学，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巨著《数书九章》(1247)，名声大振。加上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丰富知识和成就，曾受皇帝(宋理宗赵昀)召见。他在皇帝面前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呈奏书稿“数学大略”(即《数书九章》)。可以说，秦九韶是第一个受皇帝接见的中国数学家。……由于秦九韶的学术成就未被同代人认识，加上一些不好的传闻，称其贪赃枉法、生活无度，甚至犯有人命，他在后世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所有宋史和地方志都未为秦九韶列传，他的名字和桥名时隐时现，后裔也下落不明。笔者多方求证和讨教，得知有关秦九韶的传闻主要有两个出处，其内容大有互通。福建词人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的《缴秦九韶知临江军奏状》(1260)在前，湖州文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中的《秦九韶》(共两页，癸辛是杭州的街名)在后，后者曾被《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之类”流传。但到了清代，也有学者相继批驳周密，指其造谣诽谤，始有人为秦九韶列传。而刘克庄，生前即被认为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各种事实说明，秦九韶很可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一位有思想、有品位的人，与传言中的秦九韶似乎难以相符。(按：应是被官僚团派的庸官所刻意诬陷)
西昌学院徐品方《试论秦九韶系文中的治国纲领》说：秦九韶的系文是在仕途很顺，又经过基层为官的工作实践(包括抗蒙战争)，耳闻目睹南宋朝廷对外议和投降、对内剥削压迫人民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巧妙地采用系文，有感而发地表达了他的治国主张。可惜，《数书九章》在当时没有刊印，知道的人极少。重要的是他写完该书后，仕途开始不顺，又遭到追随南宋奸相贾似道的刘克庄向皇帝奏状的诬告，攻击他是“填词小说之才”。致使秦九韶名不见史传，他的生卒年代和《数书九章》的书名也成了悬案，更不用说他的治国主张，当朝皇帝、高官和科学界人士都没有读到。到了清代，始有数学家站出来为他鸣不平，替他翻案。特别是当代，我国召开了三次“秦九韶学术研讨会”，肯定了他的数学成就，包括闪光的数学思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科学家李倍始(U.Libbreeht)撰写的英文版《十三世纪中国数学》一书中，专设几卷(章)全面介绍了秦九韶著作的价值。
而团派势力的兴盛，裙带关系的横行，其根基全在于官僚家族掌握了大量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势力不断扩大。
2014年11月10日学习时报《唐代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的危害》指出：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骤然爆发。这场叛乱为患长达八年，贻害无穷，唐王朝中央集权遭受重创，权威和震慑力大为削弱，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更加恣肆。在京城长安，贵族官僚们纷纷在“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进行商业买卖和贩运贸易。在地方州郡，一些节度使、刺史大事经营工商业，“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如德宗建中年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又如德宗贞元年间，岭南节度使王锷以劫夺海商致富后，“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德宗朝之后，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继续恶性膨胀。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宪宗在所颁赦文中指责京城内的部分贵族官僚大放高利贷，“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激化了社会矛盾。武宗会昌年间，“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贵族官僚们依然纷纷私营工商业，毫不收敛。贵族官僚们目无国法禁令，持续进行工商业经营并日益恣肆，致使王朝国家禁令不断流为具文，不断陷入废弛和失效，最后迫使唐王朝做出政策调整。大中五年(851年)八月，唐宣宗颁布敕令，说只要贵族官僚们“依百姓例差役征课”，其私营工商业即为合法。至此，唐王朝坚持了二百余年的禁止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的法令实际上被废止。
唐王朝虽然被迫做了政策调整，对贵族官僚们做了妥协退让，但贵族官僚们得寸进尺，恶习不改，更加疯狂地进行工商业经营，却并不依百姓例负担国家的差役征课，而是“托其权势”“恣其苞囊”，变着花样地逃税避役，悭吝自私，对唐王朝后期的国步维艰和广大民众民生危厄袖手旁观。大中十三年(871年)十月九日，懿宗在《即位赦文》中愤然指责京城内的贵族官僚们“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饥贫……致贫乏之人，日受其弊”。既祸国，又殃民，严重威胁到了国计民生和王朝存续。
总之，有唐一代，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屡禁不止，持续恶性膨胀发展，贪婪攫夺社会财富和民生资源，对王朝国家、对民众、对社会均造成了极大危害，表现出突出的恶性特征，是推动唐末社会动荡飘摇和唐王朝统治最后覆亡的一项重要因素。唐王朝不仅始终没有真正解决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问题，反而在宣宗时对贵族官僚们做了妥协退让，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历史有的是教训，然而也需要有清醒的当权者愿意借鉴。否者，有教训也枉然。譬如官僚经商问题的教训，无良官僚及其御用文人也可以闭上眼睛无视，不顾党纪国法继续鼓吹公有资本私有化以充实官僚资本，继续扩大官僚团派势力，继续膨胀官僚经商的私有资本，藉以不断地炒作房地产、金融股市，放高利贷，甚至力图把持医药而进行超经济掠夺，一条道走到黑，而不顾国家的败亡。如今“追求私利”已经被他们尊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注：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正式教导高级官员：“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又说：“改革释放市场的能量，然后人们自然要去追求利益。追求利益之后，就会产生物质之外各方面的诉求，包括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良好的环境、受人尊重、价值体现等。”)上升为绝对真理。人家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的啊!
然而，对付官僚团派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依靠民众的监督，只选用有品德有实际才能的良才担任干部，而禁止由官僚团派推荐他们帮派的成员当官。难的倒是执政者“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的誓言是真真实实的。否者就没有勇气拒绝官僚团派的推荐，更没有胆量重用良才，而明知危难将至而束手无策，唯有向官僚帮派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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