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创新”乎，“浪费”乎？——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三）

　　“创新”乎，“浪费”乎？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三)

　　赵 磊

　　为什么萨伊拒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为什么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对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永远只有俩字：“反对”。我就多次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动不动就拿左右划线，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不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否不共戴天，我已经有专文讨论(注1)，这里就不展开了。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来演绎，萨伊之所以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也依然是“立场使然”。如果说“立场”这个类似于物理学的空间概念仍然“不实证”的话，那我就按照现代经济学自诩的“实证”来展开讨论吧。

　　在我看来，供给学派之所以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其实是把“扩大有效供给”等同于“创新”了。

　　人类历史的每次创新，不仅是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引导了需求、提升了需求、扩展了需求。但是，不要把“创新引导需求”等同于“供给创造需求”，二者不是一回事。创新的确会引领并扩展新的需求，比如就科技层面的创新而言：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卡尔.本茨发明汽车，威利斯.凯利发明空调，马丁.库帕发明民用手机，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1990年蒂姆.博纳斯-李发明互联网，等等。这些创新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人类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各种不同的“发明”，展现了创新丰富多彩的形式。问题是，创新的本质何在?创新的动力何在?说到这两个“何在”，我不得不又提到马克思。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生产力的革命是创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创新。然而与生产关系的创新相比较，生产力却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生产力的创新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的创新是第二性的。正是因为“最活跃”、“最革命”，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内在地具有“创新”的冲动和趋势。工业文明以来，这种冲动和趋势呈现出自我强化的加速倾向。

　　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为什么生产力具有不安本分的内在冲动?为什么科学技术会如此地不安于现状?很多人都归结为某种神秘的“精英思想”、“超人力量”。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马克思从来都是不以为然的。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革命或科技的创新，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它既是人类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创新的本质，在于人类对自然力的把握和驾驭，是人类自由程度的不断增加(注2)。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活动，不仅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规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时空范围。实践提供了一个从人的自身活动去理解创新的现实根基，离开了实践，生产力革命和科技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那种把生产力革命视为脱离实践的神秘的天赐之物，或者把科技创新视为少数精英“心想事成”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历来就是唯心主义对创新本质和创新动力的严重曲解。

　　有意思的是，在创新的问题上，崇尚自由主义的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孟德维尔，却具有相当的历史唯物主义境界。在1728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维尔说：人们常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成就(如劳动分工)看成是人类才智的产儿，而实际上这应归功于在时间延续中许多人的经验积累。

　　言归正传。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革命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而且，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内生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马克思指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驱使每个企业总是不断采用新技术并生产新产品。这种狂热地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既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动力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所在。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形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而且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也必然形成创新的“相对过剩”：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的很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庸俗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说成是“节俭的结果”，是“禁欲的产物”(比如马克思批判过的西尼尔，就是这个理论的代表)。资本当然不是什么“禁欲的产物”，但是资本家确实有“节俭”和“吝啬”的嗜好。马克思说：

　　“如果说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越增加，他也就越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最有消费能力，但他们的生活消费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增长速度;资本家最具有消费能力，但却最为吝啬。而最有消费欲望(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雇佣劳动者，却最缺乏消费能力。问题在于，资本要做强做大，要积累集聚，没有消费的不断扩大，何以可能?这是一个悖论：资本家很吝啬，但资本统治的世界却必须拒绝吝啬;单个资本总是吝啬的，而总体资本却必须是奢侈浪费的。没有奢侈浪费，如何扩大消费?

　　于是，吝啬的资本必须用“消费主义”的奢侈浪费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当下资本主义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一方面，“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是浪费经济，没有奢侈浪费，资本就没有利润。按大卫.哈维的说法：“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经济大约有30%是来自于消费主义，在美国这个比例是70%”。

　　瞧瞧，资本的存在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深刻矛盾之中：“节约”是资本的本性，“奢侈浪费”也是资本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奢侈和浪费”不仅上演了“把牛奶倒入大海”的荒诞剧，还进一步演化为一轮又一轮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具有一次性使用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多，需要频繁更换的零部件越来越普遍。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创新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和运用，也催生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浪费”。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过去的圆珠笔芯能使用几个月，现在的圆珠笔芯只能使用几天。随着圆珠笔品牌的不断“升级换代”，圆珠笔芯的使用寿命也越来越短。

　　换个包装就是“升级”(比如食品)，改个名字就是“换代”(比如药品)，这就是“创新过剩”的真实情景。社会当然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但并不是要认可浪费资源的“创新过剩”泛滥成灾。科技创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并非某些劳心者“心想事成”就可以涌现出来的“天赐之物”。在没有新科技的支撑下，为了不断提高利润率，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所谓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句名言，被现代经济学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创造性破坏”。在我看来，这种“创新过剩”的浪费，或许就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真谛所在。

　　“扩大有效供给”并不等价于创新。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外部压力的驱使下，科技创新的确具有强烈且自发的内在冲动，而且客观上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拒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语境下，供给学派把“扩大有效供给”等价于“创新”，我认为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商品供给的数量增加，即使是“有效”的，也未必就是创新;(2)不考虑“有效需求”的供给，是没有意义的供给;(3)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所谓“有效供给”往往是无效的——比如大量商品房的积压;(4)不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科技创新也难以转化、变现为“有效供给”。

　　尤其需要澄清的是：不要把“奢侈浪费”等同于创新，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支配下，很多“创新”并非真正的创新，而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本质上是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

　　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会只是“供给侧”的事情。一个只关注“供给侧”而蔑视“需求侧”的创新，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

　　创新要鼓励，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

　　注1：赵磊：《为政治经济学一辩》，《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1期。

　　注2：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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