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9月24日北京青年報发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理论文章。
该文以“新阶段老百姓关心的重点不在于国有资本的利润增长了多少，而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模糊说法——非严谨的理论前提作为出发点，推导出了“国有资本从房地产、酒店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推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调整;国有资本从自然垄断行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可竞争环节退出”和“将部分国有资本划归社保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的理论结论。
简而言之就是主张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并用把部分国有资本划归社保基金、上缴财政和配合淡化利润的手段从根基上削弱国有资本的实力。其目的显然不是在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的改革目标。而是着意要让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倒逼“国有资本”(应当正名为全民资本)退出和弱化，并在专心搞社会福利之中消费殆尽，而最终归于消灭;让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轻松主导中国经济。这就是迟氏国有资本配置论的猫腻。其中显然包含着彻底消灭全民资本之祸心。
同时，迟福林教授的理论推导在逻辑上还是错误的。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并享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的理论家，迟福林教授这样做不可能归咎于理论功底薄弱，而只能被怀疑是别用用心。
具体说，迟福林教授的逻辑错误有二，一是前提模糊并错误;二是推理错误。
首先，一个概念或判断有日常概念或判断和科学概念或判断的区别。在理论推导中不能任意以日常概念或判断来替代科学概念或判断。
迟福林教授的理论前提是：“新阶段老百姓关心的重点不在于国有资本的利润增长了多少，而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计民生。”这显然是日常概念与判断，并没有上升为科学概念与判断，通俗讲也就是说法很模糊，并不严密，不能直接用来作为理论前提。故意这样用是刻意浑水摸鱼，得出错误结论来误导他人。这本身是不可容许的逻辑错误。前提含混，结论不可能可靠。
进一步说，这个前提不只是含糊，而且还是错误的。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2014年08月30日在《全民资本简论》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从雇佣劳动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另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于购买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则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资本的积累来源于众人劳动的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天生就具有社会属性，社会积累的绝大部分的资本显然也就应当属于众人，而不可能正当地只属于私人所有。至少私人只能是控制资本的使用，而不能正当地把资本据为私人财富，甚至用于个人的奢侈消费，以至于用于坑害众人。”
显然，资本——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全民资本的属性有二，一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二是“属于众人”的资本。资本要能够持续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那么就必须不断积累，也就是获得利润来实现资本增值;于是“重点不在于国有资本的利润增长”就是违背资本基本属性的，淡化国有资本增值，让国有资本萎缩那还能继续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吗?它将退化为资金，而不再是资本。于是在“老百姓关心”的挡箭牌下抽掉了全民资本的资本属性，使其退化为资金。这些资金又被指定用来消费——福利、公益、上缴等名义下的消费而消耗殆尽。那么全民资本的第二个属性“属于众人”的资本也就子虚乌有，它被抽掉了脊梁骨，不再是资本，全民资本，而至多是一部分人的消费基金。
人们会说，迟福林教授主张“让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计民生”难道有错吗?当然有错。全民资本应是服务社会生产，而不是创造福利;资本增值(红利)首先应当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是余下一部分红利来用于支持福利、公益，而不是“分享国有资本增值”把它吃光。
对此，笔者在《全民资本简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全民资本集团的红利属于全民共有，或由盈利的集团公司直接用于该集团的扩大再生产，或直接用于社会服务、福利和资助基础研究。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占有。(按：政府无权收缴)”“全民资本的集团公司就是要为人民自己造福。因而它必须从三个方面造福人民：其一，模范地以其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为顾客服务，并保持合理的利润率，在扩大再生产和物美价廉两个方面维持合理的均衡，直接造福全体国民;其二，主要依靠技术和模式创新，而不是依靠强迫超负荷劳动来不断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与优秀私企合作，或者互相投资，以中国人自己的企业群体之实力努力控制中国的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击溃国际垄断寡头对各行各业的垄断企图，维护国民的经济利益，以经济手段保护国家资源不被国际垄断寡头任意掠夺和肆意破坏，以经济竞争的武器击败那些无良媒体和演艺等公司，维护社会的良好风尚;其三，经营效益，即红利应当留取合理的比例用于再投资，扩大再生产，壮大企业。余下的部分红利分别用于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如自建福利性的医院、职业教育等直接服务社会;或直接用于救灾或支持见义勇为等;或赠款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学术性出版、养老基金、失业救助基金等。”
其次，迟福林教授的逻辑推理也是错误的。
迟福林教授这样推理：
“落实《决定》中‘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做出更大贡献’，首先要加大公益性国有资本的比重。国有资本从房地产、酒店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推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调整;国有资本从自然垄断行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可竞争环节退出。”加大公益性和提供公共服务就能推出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吗?譬如城市公用事业之一的公交，干嘛要退出而让给私有资本牟取暴利为难百姓?前提与结论毫无逻辑关系，甚至自相矛盾，胡乱推演。实在不敢相信这是学者干的活。
还有更离奇的推理：“将部分国有资本划归社保基金。建议尽快出台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具体方案，并从上市的国有企业入手，提高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的比例，规定国有资产在首次发行股票时，将划拨给社保基金的比例由目前的10%提高到2020年的30%左右。同时，将部分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直接划归社保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资本是用来组织大生产的，凭什么逻辑可以将部分国有资本划归社保基金和上缴给财政用来当政府的豪华消费?“有利于国计民生”和“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根本不可能逻辑地导出“将部分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直接划归社保基金”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的结论。把资本直接用来当生活消费或政府豪华消费，那就不是资本，而是消费基金。这和刘XX的无偿划拨一样，都是故意搞乱国民经济的乱弹琴。无非是借“老百姓关心”的挡箭牌来胡作非为，毁灭全民资本，营造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一统天下，坑害老百姓。
还有，迟福林理论文章的标题是“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并主张“要重点增加三类公益性国有资本投资”。这不是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而是与《决定》提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的方针直接对立。更要命的是，迟福林一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2014-09-25和讯网《迟福林：政府替代市场带来恶果 需破行政性垄断》)仅仅一天之差，迟福林就强烈要求“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 你能强烈要求“市场”进行调整配置吗?不可能，那是“看不见的手”，不听你的指挥。迟福林强烈要求的是政府进行配置，也就是由政府替代市场来进行配置。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迟福林根本不怕违背逻辑学的“不矛盾律”，在理论活动中横行霸道。
迟福林如痴如醉的表演之目的，他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混合所有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关键在于持股比例。对于一些民营资本来说，希望进入原来由国企主导的领域，但同时又担心进入后就出不去，被吃掉。所以我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确定哪些具体行业、公司可以由非公资本控股，这样这些资本才能放心大胆地进入。”(2014年07月29日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迟福林：明确非公资本可控股领域是国企改革的关键》)让哪些资本放心大胆地进入呢?日本官僚资本?美国垄断资本?还是中国的神秘私人资本——背后当然是官僚资本“放心大胆地进入”，吃掉全民资本?而那些没有官场背景的私人资本能进入吗?这你懂得。这些就是猫腻的真相，不可告人的最终目的。
于是，事态非常清楚，如今巨贪们想再一次明目张胆地搞私有化，让国企员工再一次下岗，趁机吃掉巨额的央企资产，坐享“改革红利”那比登天还难。老百姓吃了大亏不会这么快就忘记的。既然派几个强盗直接去抢国有资产是下策，那么变个法子派一些文痞子去骗取那就是上策。可惜，如今的老百姓，吃一堑长一智，还能傻乎乎地相信那些砖家文痞子吗?还能眼睁睁地看着巨贪们打着“为了百姓福利”的旗号抢掠央企肥己而无动于衷吗?
作者单位：厦门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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