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已经做到第十二个五年，全运会也开到了第十二届，前者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后者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其历史贡献均不可否定。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常的生命力，到了该退出的时候，应当选准时机光荣退出。
先谈一下“五年规划”。
市场经济要不要搞规划呢?当然可以搞。但是，传统的规划模式已经微效或失效，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弱化，现有模式必须退出的理由至少有三条：
一是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必须是逐步减少的。近几十年来，中央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企业的工作由企业去规划，政府规划经济指标和经济项目完全背离政府的改革进程，越管越不对路。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科技、环境和公益保障事业的规划上面去，经济规划最多只能限于方向和结构管控上面，绝不能介入经济活动的微观领域，凡属有经济指标数量化的政府规划都不符合现实要求。
二是地方规划与中央规划冲突不可避免。地方政府的自由度越来越高，中央规划到了地方无法落实，地方规划到了中央也可能被漠视。比如说，省市规划是基于省市的发展战略，如果国家突然来一个“十大城市群”或“亚洲最大城市群”之类的新规划，需要变动原有规划的地区就相当庞大，这些地区前期所谓的五年规划都得重新调整，不调整就会吃亏。中央对于产能的规划很详细，但如果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地方基本也置于不理。眼下，中央给地方的自主权变得越来越大，约束力越来越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搞“五年规划”完全失去意义，远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盘棋政策。另外，中国各地区间严重失衡，中央政府想强制约束某些地方也已经是有心无力，绝大部分规划都只能流于纸上，根本得不到落实。
三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升级快速化也要求五年期规划必须退出。中国以五年期做规划，但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越来越快，区域性经济竞争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互动性越来越强，很多产业，两年的变局就超越了五年的原规划设计，越是现代化新兴产业，越是瞬息万变，把经济调整和经济规划交给企业去做是最合适的办法，政府为其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配套服务最为重要。
再谈一个“全运会”。
按实际情况看，全运会在十年前就应当退出，但迟迟未退出，我看主要原因还是涉及到利益问题，并非体育运动和所谓全民健身的问题，退出的理由如下：
一是中国竞技体育已经不需要全运会的竞争效应。中国的竞技体育已经达到了世界上很高的位置水平，再进一步提升其高度也已经很难了，今天的竞技体育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职业化水平也越来越高，全运会仅仅只是所有专业化运动员的一次简单活动，对提高中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地位无任何正面影响，很有可能还会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的优秀运动员早已无须通过全运会模式选材，专业选材渠道更加科学合理。
二是全运会对全民健身运动也无正面推动作用。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绝大部分均为职业运动员，与普通国民的健身状况毫不相关，他们平时的训练过程也与普通百姓完全隔离，全运会是运动员和运动机构的利益盛会，并不会对全民健身产生正面效应。相反，如此庞大的开支实际上是占用了全民健身的资源，如果能把更多财力从全运会抽出来投入到社区健身项目上面来，则更能体现政府对国民身体素质的重视。
三是全运会已经沦为丑陋事件的表演场，而不是体育精神的弘扬地。故意比输，制造矛盾，打架斗殴，争抢队员，联合做局，保差抑好等等丑恶现象在全运会赛场无处不在，已经到了令国人不耻的地步，并且近几届一届比一届严重，拿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讲，这不是在传递正能量，是在传递败坏的道德。“全运会”不但传递不了体育精神，连创造佳绩的功能也基本没有了。
我不否认“五年规划”和“全运会”都还存积极意义的一面，但是，无论它们身上还有多少所谓的积极意义，在我看来已经是鸡肋式的事情，是该退出的时候了，尤其是“全运会”必须退出了，“五年规划”实在不愿意退出，也应当只规划非经济指标类的宏观事项，把民生规划和公益事业规划放在主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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