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生物国防刻不容缓
——北京“2013转基因与食品安全国际研讨会”交流论文
吕永岩
内容摘要：中国生物防控令人惊诧地备受冷漠，生物领域外国势力渗透明显，建立生物国防形势十分紧迫。推进生物科研必须坚持防范在先，生物防控至少有十大课题，任务繁重。构建生物国防一要提高认识，二要建立机构，三要军地联手，彻底结束转基因运动员兼裁判员的极其危险的现状。
2013年上半年，在转基因问题上接二连三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其中尤以5月25日世界52个国家436座城市爆发“终结孟山都转基因”大游行以及紧接着美国农田发现转基因小麦引起全球恐慌，日本、韩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纷纷作出停止进口美国小麦的决定;还有就是美国孟山都撤出计划投入欧洲的转基因宣传资金，专门“攻关”中国，而中国随即宣布批准三种转基因作物进口，从而引发公众恐慌和愤慨，农业部官员则指责公众“无知”，被网友和媒体称之为逆中央群众路线教育的“人民无知论”。
一时间，转基因争议波涛汹涌，大浪衔天，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生物防控自然顺理成章地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生物防控令人惊诧地备受冷漠
转基因作物遭到世界各国和人民的空前抵制，尤其是美国公众提出：“人类必须在孟山都终结人类之前，终结孟山都!”中国农业部选择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宣布批准进口三种转基因作物，这个残酷的事实再次令中国人对中国生物国防的现状感到担忧，也进一步证明，中国的生物国防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生物国防，历届党中央总书记都高度关注。譬如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期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多次讲话，尤其是2012年的讲话，特别提出要“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有效防控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
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在组织政治局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既是生态文明理念，也是构建生物国防的指导思想。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总书记反复强调了生态文明，谈到了防控“生物威胁”，但政府权力部门给人的印象却是置若罔闻，不到看不到落实的举动，甚至连提都不提，相反还理直气壮“一本经”地为孟山都等外国转基因势力开道、站台、辩护。人们议论说，中国在转基因问题上，不知道究竟是农官服从总书记，还是总书记要服从农官及美国孟山都。这是很令人震惊的。
推进生物科研必须防范在先
人类基因总共只有不到3万个，而比人低等得多的杂草却有26000个基因。人和杂草的区别绝非简单的基因数目的区别，而在于基因调控系统的巨大神秘空间至今还未能被破译。大自然的基因秩序按照大自然特有的规律不断进化，人类距离全面而又准确地复制大自然的基因秩序还差十万八千里，因此，转基因技术只能是“技术”，远没有成为“科学”。相当一部分转基因技术不是尊重自然，而是强奸自然;不是顺应自然，而是破坏自然;不是保护自然，而是戕害自然。
推广转基因作物的人故意把“转基因商品”和“转基因技术”混为一谈，把抵制转基因商品说成是抵制转基因技术研究，这样做的目的给人的感觉很阴险，使人怀疑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只是披着科学外衣，受命他国在中国布局转基因产业化的代理人，是外国转基因生物入侵中国的执行者。
其实，转基因研究不仅包含“转”的“技术”，不仅与产业化有关，其中更重要、更迫切的是针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应对技术，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有效防控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
研究和发展转基因技术有一个顺序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贯彻“防控在先的原则”，把国家安全、环境安全、物种安全、人种健康安全摆在前面，最低、最差也要做到转基因生物安全防范与转基因产业化同步。绝不能在没有任何转基因安全防范的前提下，强制推行转基因产业化。
据报道，国家为转基因科研重大专项下拔了二百多亿元的经费，主要都是围绕转基因产业化搞的，很少听说有谁在搞“生物安全应对技术”。这显然不符合党中央尤其是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是错误的，也是极端危险的。
生物领域外国势力渗透明显
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生物领域外国势力渗透明显。尤其是近期被“官研媒”热捧的转基因大米试吃闹剧，毫无掩饰地暴露出利益集团的集体推动。他们绝口不提欧盟已经184次销毁中国含转基因成分米粉的铁的事实;绝口不提美国仅仅在麦田里意外发现若干转基因小麦，便引起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全世界的恐慌;绝口不提孟山都的战略就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控制全世界的粮食;绝口不提美国加州转基因立法失败是孟山都4500万美元干预的结果;绝口不提美国从欧洲撤出转基因攻关资金，专门攻关中国;绝口不提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这个项目其实不是中国项目，而是美国项目。中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他们的职责是控制疾病，但却明知违法，还采用“暗度陈仓”手法去包裹外国项目，心甘情愿为外国实验精心谋划，铤而走险。事后认错没有一点诚意，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整个实验过程，处处造假。总计造假有十多个环节。这让人民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不是放弃了阵地，而是有预谋的里应外合。用军人的话说，属于在战场上对自己的人打黑枪。这是最为可怕的堡垒从内部攻陷战法。
媒体报道，俄罗斯将西方各类所谓民间组织统统扫地出门，原因是他们在俄罗斯从事颠覆活动。而中国，各类国际组织五花八门，活动遍布每一个角落。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孟山都、杜邦、美国大豆协会，谷物饲料协会，如此等等，孟山都不但公开宣示有公关宣传经费，而且在中国很多大学设立奖学金、论文奖，设立所谓示范基地。这些都是明面的。暗地里还有哪些美元拉拢?从一些专家、媒体人十分热心为孟山都站台的事实看，估计少不了。
许多不顾一切推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人，都有国外生物集团或国外生物组织的背景。譬如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是美国杜邦的顾问，号称转基因水稻之父的张启发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合作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黄大昉是国际转基因推销组织ISAAA的监事等等，这些人在国外生物集团或组织中都有职务，有的还是高级职务，有的有自己的转基因生物公司，与国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与美国孟山都等生物公司一唱一和，迫不及待地在中国推动转基因产业化，唯恐中国在主粮转基因产业化方面不赶到美国前面去，其立场和动机不能不让中国人怀疑。
建立生物国防形势十分紧迫
生物国防对今日中国十分紧迫，仅仅保持警惕还不够，更要做到“有效”防范。但是中国的生物科研领域鲜见防蚊纱窗，只见百出漏洞，不堪一击。
2003年10月非典过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童增撰写了一本名为《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的书。书中向中国发出一个警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童增称他在1998年参加过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发现美国、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研究。从那时起，童增开始关注人类基因问题，他请教了许多遗传学专家、查阅了大量基因资料。得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就已经开始为21世纪的基因战争作准备，确定大量收集华人的遗传基因DNA，然后进行中国人种的基因研究，研制基因武器。从1992年开始，美国通过民间渠道在中国20多个省市，采集了中国人大量血样，提取中国人的DNA。1995年，美国一个机构在中国北京、成都和杭州3个城市一共采集了300个老人的血样，然后送到美国。美国某机构大为惊喜，随后，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通过美国健康研究院进行资助，由美国杜克大学具体实施，策划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在中国22个省市进行1万个中国高龄老人的血样采集，进行中国老人的遗传基因研究。日本的在华企业也在中国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以体检为名，采集中国打工者血样。震惊世界的中国湖南转基因黄金米人体试验，也采集了大量中国儿童的血样，这些血样也被通过非法手段偷运到了美国。中国人的血样究竟有多少通过合法和非法渠道，流向了美国?以美国在流行病学、遗传基因学、分子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制造等方面的领先地位，分工很细的众多大型实验室在获得垂涎已久的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人的基因后，可以说，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命信息在美国各大实验室里已经暴露无遗。
英国牛津显微学终身院士陈慰中曾披露“非典来自转基因工程”，在网上引起轰动。从非典来无影去无踪，96%以上死亡的是华人看，有理由怀疑非典是专门针对华人量身定做的基因武器。中国用中医超乎美国想象地迅速阻止了非典蔓延，紧接着，中国就出现了国际势力支持的方舟子，一方面推销转基因，一方面对中医药提出“废医验药”的诋毁，很难说这仅仅是一种巧合。
美国为啥如此热衷向中国推销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技术?为孟山都站台的中国转基因专家为啥从来不提生物防御和生物国防?中国对生物战争的疏于防御，早就引起了国内许多具有民族良心和国防理性人的警觉。2011年全国“两会”曾有一个重要提案报告，指出：“我国转基因农产品扩散的速度与广度，令人触目惊心，表现出如下特点：(1)我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被以美国为首的科研成果重创;(2)他们以隐蔽手段迅速扩大种植面积推广，形似闪击战，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3)他们以非法扩散为主要途径。我国农业部再三宣布从来没有批准过转基因粮食的种植，但我国出口到欧洲的食品屡屡被查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国内多个超市的大米均被查出是转基因品种(截止2013年6月14日，欧盟总计通报了56批来自中国的含转基因成分的米制品)。”
“尤其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转基因利益集团进行信息封锁，严重误导决策层和公众……他们绝口不提转基因作物本身具有药物属性”。
事实上，转基因植物早就可以直接用作生物作战制剂。据美国军方披露信息，新型生物战制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这种生物作战制剂是隐蔽的，其效果是慢性或隐性的，新型生物作战制剂的打击后果将直接损害目标国家的种族安全，严重削弱其国防实力。转基因作物是充当这种战略性生物战剂的理想载体，具有隐蔽性、长期性、人口覆盖性。把转基因作物作为针对我国的战略武器进行大规模投送，美国有动机，有能力，有条件，有可能。”
美国高度关注“布萨特”，即特定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布萨特”一方面被美国当作生物国防的“防御目标”;另一方面，又是美国进攻他国的生物技术国家战略。2010年7月2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优化控制布萨特行动部署”。这也是美国第二次启动的生物国防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布萨特”系指用生物工程制造出来的生物制剂和毒素，也就是经过人工修饰而造成的转基因生物物质。它既是美国生物国防要“防”的目标，同时又是美国手中的“矛”。对“布萨特”的“防”和利用“布萨特”的“攻”，构成了美国完整的“生物国防”。
就是说，美国高度重视生物国防，美国的生物国防既包含括防御，又包括进攻。中国转基因专家只讲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绝口不谈美国“矛”“盾”兼备的生物国防，而且对强调建设生物国防的爱国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舆论围剿。中国近年已经出现了癌症、不孕不育、儿童畸形等突出增长，各种怪病频出，年轻学生运动猝死，部队官兵体力下降，难以适应高强度训练等情形，这些都很难排除与转基因无序扩散的关联性。没有生物国防，转基因争议难解，中国频频出现的生物异常现象也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科学结论。
生物国防任务繁重，课题很多
“布萨特”包括转基因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它们能导致死亡，疾病，或使特定人种、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物的生物性失能，使食物、水和设备等发生物质性损坏，使环境发生有害变化。
就目前人类掌握的技术看，转基因作物及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制作容易，防御很难。防御的课题很多，任务十分繁重。
首先是人类对基因的认识远没有到位。尤其是对转基因的长期负面影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敢打“安全”保票。转基因技术跨越常规育种的自然界限，将不同种类的基因进行交流重组，其危害不仅包括目标基因，还包括一个有启动子在内的“工具箱”，它们的作用相当于“钥匙”。这些大自然永远不会、只能靠人为转入的外来基因以及启动子等“钥匙”，究竟能打开多少潘多拉魔盒，人类既不知晓，更缺乏足够的评估。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基础课题。
其次转基因作物导致除草剂草甘膦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已知的科学研究表明，草甘膦会导致DNA的损坏，造成神经系统疾病，甚至会导致细胞癌变，从而引发癌症;还会对环境和健康造成损害，会减少农作物微量元素的摄取，甘草磷毒素会导致鸟类数量减少，一些水生动物寿命缩短，繁殖率降低，死亡率增加。而转Bt杀虫基因的玉米、大豆、水稻、马铃薯等，危害就更大。如何抑制这些危害，恢复被破坏的人体健康和生态链条，这其中的课题也有很多。
三是转基因技术的特殊性会导致一些病毒在转基因产物中频繁重组。如DNA病毒，RNA病毒，当有其他病毒感染时，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转基因植物表达的外壳蛋白质包装，进而会扩大病毒的寄主范围，使病毒的防治更加困难，自然增加了这方面的防御课题。
四是转基因作物可导致新型病原体产生，这一点美国方面已有报道。导入转基因生物的外源基因与感染转基因生物的某些细菌或病毒杂交，从而重组出新型病原体。另外，转基因生物中可能会出现抗药性高的有害生物，尤其是基因重组所导致的新型病毒，加大了防治的难度，也加大了这方面科研的难度。
五是科学研究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这些突变可能会直接产生毒素，或者含有潜在毒素的蛋白质，引起人类急、慢性中毒或产生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转基因农作物所表达的某些蛋白质，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免疫系统，从而对人体健康造成隐性伤害。发现这种生物突变并找出应对办法，不经过一番科研努力显然是不行的。
六是转基因食品会引发特定人群一系列的过敏反应。自然界中存在很多过敏原，在转基因过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原形成的基因导入新的生物体内，从而使新的品种会对过敏人群产生过敏反应。另外，在基因转变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植物蛋白，这也会引发新物种过敏。如何应对这种过敏，也是一个课题。
七是如何对付已经出现的“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有大量报道证实，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中国在买入的美国转基因大豆、玉米中，也发现了“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连转基因巨头孟山都感到头痛。孟山都都头痛的，中国要预防在先，拿出应对办法，课题也不轻松。
八是消除转基因作物对土壤的破坏。有报道和相关研究论文揭示，种植过转基因的土地，不能再种植其它作物，这其中的原因不仅需要通过科研准确找出来，而且需要研究出解决办法。中国与美国的地多人少正相反，是人多地少。美国有足够的土地保证其有回旋余地，中国没有这样的回旋余地，必须预先找出恢复被转基因作物破坏的土地的办法，这样才不致于出现大面积被动。
九是恢复被转基因作物破坏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破坏容易，恢复难。随着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转基因植物具有的某些野生植物所不具备的抗病，抗虫，耐寒、耐旱等特性，必然使其成为新的优势种群，那些不具备抗虫抗病特性的野生植物将被转基因植物污染和取代，从而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破坏。能否找出恢复被转基因破坏的生态平衡的办法，这又是一个大课题和难课题。
十是针对转基因生物打击造成的各种特定疾病、死亡，动植物、生物的生物性失能，环境破坏等等的处置、防御、治疗、恢复，凡此种种。都有许多紧迫课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总之，生物国防，生物防范，课题只能比转基因更多、更难，科技含量更高，而绝不会比转基因更少，更容易，更浅显。转基因专家所以从来不提生物国防，生物防范，一是他们的立场、动机值得怀疑;二是生物国防、生物防御缺少转基因产业化那样惊人的利益驱动。生物国防、生物防御远没有针对产业化的转基因赚钱。这又从反面证明了生物国防、生物防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尽快构建生物国防的要点
构建生物国防，有效防范转基因作物作为武器对中国实施战略打击，应该采纳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罗援少将2012年在“两会”上提出的建议。
首先，决策实施层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提高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生物不安全既可能来自国内不规范研发和商业活动，也可能来自国外事故或恶意输入;既可以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手段，也可以作为新型战略打击手段，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超出核打击的巨大威胁;
其次，要加强对全民的国防生物安全意识教育，改变转基因作物不容许讨论，不容许质疑的现状，以习近平总书记和胡锦涛同志关于生物防控的重要指示为指导，夺回维护国防生物安全的舆论阵地;
第三，指定或建立专门的领导部门和工作机构，负责领导、协调统一的国家生物安全工作，指导对中国生物安全现状的调查，制定中国生物安全防线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法规;
第四，成立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暨鉴定中心，在军队和地方设立平行机构，从事科研和鉴定工作，凡进口或生产转基因生物，必须同时获得这两个鉴定中心的许可证。该机构应适应生物安全威胁跨军民、跨学科、跨政府部门、跨领导任期的特点，有效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盾牌。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不能由转基因专家说了算，而只能由这个机构说了算。彻底结束转基因专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不合理、很危险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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