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人民政协报》记者对我的采访：
《罗援谈雷锋精神》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罗援少将回忆起当年学雷锋的热潮时表示，当时没有电脑、手机、网络这些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也没有偶像、追星等这些时髦词汇，大家是发自内心地向雷锋同志学习，可以说，雷锋就是他们这代人的精神道德楷模，雷锋精神就是他们这代人追求的精神境界。
“我们当时有两种英雄，一种是轰轰烈烈的战斗英雄，另一种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像雷锋同志一样，在平凡之中见伟大。当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后，我们的青少年，每个人都怀着对毛主席、周总理深深的热爱，对他们的号召热烈响应，把学习‘雷锋精神’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比如，大家三五成群地拿着抹布、扫帚去公共汽车站、路边街头打扫卫生，或者扶老携幼，拾金不昧等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做好事从不留名，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红领巾”。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好，这种点滴小事既是一种理想信念的积淀，对我们世界观的形成也会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有一次去美国访问，在某海军研究中心的一位著名学者的电脑上看到，他的屏保就是雷锋同志的画像。他说，雷锋精神值得每个人学习，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信仰。我认为，他说得对，雷锋是跨越了年龄、国界的一个正能量代表，无论男女老幼，“雷锋精神”都有其普世意义。”
“父亲当年经常教育我们几个孩子，要响应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号召，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雷锋扎根于平凡人群中，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他是从我们的父辈以来，影响几代人的榜样，这是一种精神支柱、一种道德的符号，一种信仰的力量。”
“虽然现代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但‘雷锋精神’得到了时代传承，比如‘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等，这些提法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对‘雷锋精神’的补充、发展和升华。”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我们那时候的经历，新时期又有了新的特点。我觉得当下宣传雷锋精神一定要有针对性、代表性，树立的典型不必多，贵在精，贵在让人心服口服。结合当下的社会发展实际，我认为学雷锋行动可以有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高级干部学周总理，中层干部学焦裕禄，基层干部学王进喜，老百姓学雷锋。”
“当年，《学习雷锋好榜样》是家喻户晓的歌曲，各级宣传部门还会通过电影、文艺节目、故事会等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雷锋精神。发展到现在的网络媒体时代，就需要思考创新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传媒工具，找到适合年青人特点的形式，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比如微电影、动漫等等，可以让雷锋精神入脑入耳入心。如果只是教科书式的说教，或者是标语口号式的呐喊，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青年朋友的逆反心理，毕竟，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我们的时代，在时空上有一些距离感。”
“社会上有些人在故意诋毁雷锋精神，凭着道听途说就编造出一些谣言。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认识雷锋，更不理解雷锋精神的精髓。他们这样的肆意诋毁，看似是对雷锋形象的抹黑，实则是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竖立起来的英雄模范的一种否定。这种别有用心的恶意炒作自然被社会、被人民群众所鄙视。”
“面对老人倒下该不该扶的问题?”罗援说，每每在报端上看到这样的问题，他会在内心里感到一种刺痛，“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连这样的问题都成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危机?”经常看到孩子扶老人反被讹的新闻，也许确实是有少数老人为了得到不义的补偿而故意讹人，但大多数老人还是意外摔倒或者伤病倒地，应该施救。现在一些人袖手旁观，或者是因为受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利己思想影响，或者是听到一些被讹诈的传闻，“一人被蛇咬，十人怕井绳”，但归根结底反映出来的是这个社会缺失了一种信任感，这将对下一代的心理世界造成不良影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前我们扶老携幼是常事、是乐事，现在面对老人倒地当然也要人道施援，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会需要一些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在行为规范、法治建设上有一些加强，在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上有一些跟进，比如摄像头等。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对诸如扶老携幼、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好青年要大力表彰;对少数行骗讹诈或撞人后逃逸的人要给予谴责和法律处罚。当然，归根结底，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是加强法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大家提供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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