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中央红军长征后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还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在福建省的福州至厦门之间，始终有一块著名的“闽中游击区”。“闽中游击队”正是当年陶铸同志担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期间创建的，原中共地下福建省委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今年五月上旬的一天，福州尚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笔者拜访了阔别三十年的高中语文老师、闽中游击队老战士郑汀先生。
右：郑汀先生 左：笔者 摄影：郑凤英(郑汀先生的夫人)
在福州西湖侧畔的福建省教育出版社的干部宿舍楼内，笔者拜见了郑汀先生。他是福建省教育厅副厅级离休干部。先生年届九旬，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嘘谈之始，郑汀先生就忆及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某群众组织毒打，并被迫在学校操场上挂牌、下跪在海蛎壳上的往事，感慨万千地说：“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斗私批修，我理解毛主席反修防修的良苦用心”。其真知灼见与王光美先生如出一徹，我不禁赞叹郑汀先生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初识郑汀老师，是我就读高中二年级时。我清楚记得，第一堂语文课，来了一位个子中等、鹳骨略显、身材稍瘦的中年男子。后来慢慢知道，他是一位“摘帽右派”。他也直言，自己曾经是新华社记者。郑汀先生讲授的语文课，语汇丰富，动人诚切，感染力极强，引起了我的喜欢和专注。郑汀先生也清楚记得，当年坐在班上第一排的我，每一堂课都听得十分入神。而我的作文，常被郑汀先生评上高分，有的还发表在他负责的学校墙报上。
郑汀先生的一生充满传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称作“老右派”的他，我对他的过去充满好奇。于是到他居住的北坛庙(原乞丐落脚处)宿舍，索取他在反右运动中所写的自传和给新华社吴冷西社长的申诉。而当时我们几位同学正同前福建省委书记程序(陈振芳)的母亲夏淑琼(夏妈妈)经常来往，十分崇敬“二十年红旗不倒”的闽中游击区的中共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当我看到郑汀先生保存的“闽中游击队”臂章，和他在厦门大学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履历时，大吃一惊，自此深深敬重这位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
郑汀先生是1946年自当年中央苏区--福建省长汀县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很快地，他被厦门大学中文系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感召，毅然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1947年他开始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被党组织疏散到“闽中游击队”晋(江)南(安)同(安)根据地，后来参加解放厦门战斗。
郑汀先生于解放前夕与爱妻幼女的诀别，最令人感怀。在厦门大学就读期间，他与女同学胡希明小姐结为伉俪，生下两个女儿。解放前夕，胡希明女士携带两个幼女，跟随父母撤到台湾。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郑汀先生，拒绝了妻子行前苦苦哀求，狠心抛妻别女，在大陆坚持战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后，郑汀先生在厦门日报社当记者，1953年调任新华社。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生性率直的郑汀先生提了关心干部生活等意见，引用了“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俗语，结果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公职，下放闽北建瓯县劳动改造。上世纪60年代初，郑汀先生的“右派”帽子摘掉后，才在教育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心力。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松访华。美国代表团中居然有郑汀先生的前妻胡希明女士，她随团万里寻夫。原来，胡希明女士和家人到达台湾后不久，就带着两个女儿到美国留学并定居，并且终身不再嫁。据传，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福建省查找郑汀先生的下落。可是，在六十年代初，郑汀先生又与当地医院女职工郑凤英女士再婚，生育两子，结果无法破镜重圆。当时社会上正流传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郑汀先生和胡希明女士的悲欢离合，引发了当地社会的震惊与同情。
郑汀先生送我一册其祖父郑克明先生的遗作《扪襟集》。郑汀先生告诉我，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光绪十五年三甲八十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奉直大夫;民国初年任福建省立第七中学(现长汀第一中学)校长及县议会议长，从事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抗战期间，其父曾任“长汀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在中央苏区长汀，郑汀先生的祖屋田地经过“打土豪分田地”，家道已经破落。但是，深明大义的他，却认清历史发展方向，毅然决然地参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民主义革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步郑汀先生后尘，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学习，所以郑汀先生也是我的学长。他坎坷的一生，他的家庭和身世，竟然与满清末年、与中央苏区、与闽中游击区、与台海两岸、与中美关系，都有着种种联系。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现实与历史之中，但很少有人象郑汀先生这样传奇。
落笔之余，笔者百度郑汀：男，汉族，1926年5月出生，福建省长汀县人。194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福建省教育厅调研员等职，其事迹被收入2007年8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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