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24日，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福建省长汀县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在何叔衡59年的人生中却充满了颇多历史谜团。关于何叔衡的研究，最早开始于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发电报、书信给各部队参加长征的同志，为出版《长征记》一书征稿，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撰写了《出发之前》一文，该文章后被收入到《董必武选集》中，这也是研究何叔衡最早的文字资料，可见何叔衡的研究至今已经历了85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何叔衡59年人生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何叔衡被称为“五老”之首之谜。
何叔衡为什么被称为“五老”之首？目前，各种书、报、杂志上，涉及“五老”称谓的有三种提法：延安“五老”、中共中央“五老”、中共“五老”。虽然提法不同，但“五老”专指的是“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这五个人，他们五人是最早入党的一批中共党员，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功勋卓著，由此可见，这里面没有何叔衡。《百年潮》2007年第5期刊发了王荣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共“五老”探源》，经作者考证，中共“五老”源自于肖显社写的《东方魅力——长征与外国人》一书，书中叙述了斯诺到保安时，“中共著名的‘五老’（即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也特来表示欢迎”，可见中共“五老”的称谓早在1936年7月就已经有了。而王荣先考证后认为，“五老”的称谓是1940年1月15日由毛泽东提出，此后一直传颂到今天，毛泽东提出的“五老”依然是指“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
既然如此，为何提到何叔衡时，一些书刊也称他为“五老”呢？我通过查阅资料后，发现了这一说法源自于董必武，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发电报、书信给各部队参加长征的同志，为出版《长征记》一书征稿，董必武撰写了《出发之前》一文，文章中董必武这样写道：“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董必武：《长征纪事》，《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而在董必武所说的“五老”中，依据年龄排序为何叔衡（1876年生）、徐特立（1877年生）、谢觉哉（1884年生）、董必武（1886年生）、林伯渠（1886年生），所以何叔衡被冠以“五老”之首的称谓。
第二、关于何叔衡出席、还是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之谜。
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党史界存在两种说法：一是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出席了中共一大；二是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说何叔衡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一大代表张国焘撰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个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恳和热情的劲儿。”“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第128－129页）二是、一大代表的刘仁静1979年3月14日、3月17日，接受采访时，就张国焘讲的何叔衡提前离会回湖南的事，刘仁静说：“湖南两个人，即毛泽东、何叔衡。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完会议，我记不清了。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不够代表资格，就借故叫他提早回去了。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三是、1929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何叔衡给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的董必武写信询问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参会代表、会议议程及内容、会议地点、大会是否发了宣言等五个问题，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写了回信，就一大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会议内容及会议地点等作了介绍，从信的口气看，完全是向局外人通报情况，而不像是当事人之间核对细节。所以，从以上三点不少学者做文章，认为何叔衡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如果认真仔细推敲以上三点，你会发现说何叔衡没有出席一大根本就站不住脚。其一、张国焘所说的“代表的资格问题”，当时根本就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制度，也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了；其二、关于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在回忆和接受采访中都说何叔衡有没有参加会议记不清楚了，当时刘仁静只有19岁，对于历史的东西，不知道的刘仁静当然不好乱说，同时刘仁静也没有说何叔衡一定没有出席一大；其三、董必武给何叔衡写的回信，从信的口气看，完全是向局外人通报情况，而不像是当事人之间核对细节，我认为体现了何叔衡、董必武这两位曾经考取过“秀才”的旧式知识分子谦虚的态度。
研究历史问题最怕的是捕风捉影，更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进行想当然地猜测，我认为何叔衡不仅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出席了中共一大，并且出席了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即浙江嘉兴的南湖会议。
一是，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一大代表总计有13人，他们写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开始于1936年，因为王尽美在1925年8月19日病逝，李汉俊于1927年12月17日被枪杀，邓恩铭在1931年4月5日被枪杀，何叔衡本人也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牺牲，他们4人没有关于一大的回忆录外，其他9人都有关于一大的回忆录。陈潭秋、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8人，都有文字记录承认何叔衡是一大代表，而陈公博没有讲到何叔衡，但也没有否认何叔衡是一大代表。
二是，关于何叔衡参加一大的经过，何叔衡的好友谢觉哉、早期新民学会成员易礼容都有回忆。1920年，何叔衡在长沙任通俗教育馆馆长，就约请在农村当小学教员的谢觉哉到长沙主编《通俗报》，到了1921年6月，因为参加革命的缘故，何叔衡的通俗馆馆长的职务被罢免，谢觉哉的《通俗报》总编辑的职务也随之完结，“在移交馆务时，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毛泽东乘轮船赴上海出席一大》，载《建党风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毛泽东、何叔衡两位同志是6月29日下午，从长沙动身去上海的，谢觉哉同志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六时，送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0000之招”。（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9页）谢老夫人王定国在回忆文章中对于“赴全国0000之招”解释道：“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王定国《万古之霄春意旋》，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报》）易礼容（1898－1997），湖南湘潭人，1920年毕业于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新民学会会员，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脱党。易礼容针对张国焘的“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的传言，在1979年9月写了《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文中明确指出：“毛润之和何叔衡参加党的‘一大’，有人说何不是代表，中途要他回来了。不对。何和毛是同路去，同路回来的，我晓得。”（易礼容《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载《建党风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何叔衡的两个女儿，何实山、何实嗣在1981年联合撰写了一篇文章：《从“穷秀才”到“一大”代表》，文中说：“一大闭幕以后，父亲和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一道回到湖南，一直是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穷秀才”到“一大”代表》，《新湘评论》1981年第七期，第24页）文章再次证明何叔衡是在开完全部的会议后回到湖南的，而且是与毛泽东一道回到湖南的。
三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工作人员、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用文字证明何叔衡参加了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即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强有力地证明了何叔衡没有像张国焘说的那样“何叔衡先行返湘”。
1921年7月23日，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7月30日晚上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解散。10分钟后，法国十几个巡捕就进来搜查。王回忆说：“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王会悟《“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1959年3月31日），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56页）。
第三、何叔衡被留在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之谜。
1、为何撤销了何叔衡农工检察部部长、内务部组织内务委员会主任、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1932年，何叔衡为中央苏区临时最高法庭主审，即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时，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已在苏区开始逐步贯彻，司法工作在“左”倾肃反扩大化政策的影响下，一些省、县司法机关的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由简单化、死刑化代替司法公正的裁决，“固执”的何叔衡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在工作中下大气予以纠正。
特别是1932年2月26日，临时最高法庭举行第一次公审，审判3个AB团案件，何叔衡担任主审，在公审中，何叔衡以事实为依据，对罪犯给以严惩或宽大的裁决，罪刑得当，使罪犯无言可辩，这也是在“左”倾路线的控制下的第一次有理有据的审判。最终，何叔衡激怒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1933年9月3日，《红色中华》报点名何叔衡是“拿法律观念来代替残酷的阶级斗争”，1933年11月，何叔衡所担任的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被撤消。
2、是谁把何叔衡留在了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长征前，何叔衡再三请求参加长征，但当时的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据董必武回忆，长征前，二人谈话时，何叔衡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
查阅资料后，你会发现，何叔衡被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时，张闻天的笔记中记载了此事：“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对此，李维汉回忆说：“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这样就把年近60的何叔衡推向了命运的深渊。
第四、何叔衡牺牲之谜。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最高机关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5人组成，后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8人，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到1935年初，中央苏区的形势变得异常的险恶，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开始作分散突围的准备工作，项英派出数十人组成的便衣队，由邓子恢任队长，护送已花甲之年的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等去闽西，再绕道赴上海。1935年2月11日他们一行人从雩都县黄龙区井塘村启程，到达瑞金县武阳区政府后，在那里与原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霖会合，然后继续向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区琉璃乡小金村前进。
小金村位于长汀县城西南的群山中，留守中央的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便由长汀县城转移到这一带山中。何叔衡一行人到达小金村后不久，只在那里短暂停留片刻，2月21日又匆匆离开，向东行进，越过汀江到永定县境内与张鼎丞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汇合。长汀到永定有四五百里路程，并且山高路险，沿途国民党布满了层层碉堡进行封锁，同时还派大批部队和保安团日夜进行搜山“清剿”。面对这种险境，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一行化装成贩卖香菇的客商和随行眷属。中共福建省委选调人员沿途负责护送，他们白天藏在山洞里，只在夜晚才行军。本来夜间行军是不能用手电和灯火的，考虑到何叔衡己近花甲，脚力及眼力都不好的缘故，护送队破例点起了一盏“美最时”牌马灯，四周遮上黑布，由两名队员轮流给何叔衡引路。经过几天的艰辛行军，他们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2月24日凌晨到达长汀濯田区露潭附近。
一条大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条河是闽西第一条大河汀江。当时天色已渐渐发亮，他们必须赶在天亮之前越过这条大河，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就这样他们相互之间搀扶着迅速渡过汀江，黎明时分到达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一夜的急行军使大家饥饿难忍，于是便动手做饭，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义勇队”对他们行踪的察觉，一场灾难在悄悄地逼近他们。
“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立刻报告给了驻扎在水口镇的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正巧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率领5个中队也在此地宿营，钟绍葵得到报告后，立即下令围剿这支红军队伍。他们从三面包围过来，当时何叔衡他们刚刚端起饭碗，布置在村头的哨兵就与国民党交火了，他们跑到村头一看，见数百名敌军沿着山路向村子扑过来。此时，红军护送队队长丁头牌见状，撇下这批中央高级干部及护送部队，一个人逃命去了。紧要关头，邓子恢组织大家快速突围，向村子对面的高山转移。他们还没有爬上山顶就发现山已被敌人包围了，他们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双方激战多时。何叔衡当时手提着那盏马灯见很难突围，他更不愿连累大家，就对身边的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当是何叔衡已59岁。
1、关于何叔衡是如何牺牲的？有6种说法：①被俘后拒辱被杀；②被包围手枪自击；③坠崖牺牲；④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⑤拒捕被打死；⑥被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与一个名叫熊辉的传令兵枪杀。
“被俘后拒辱被杀”与“被包围手枪自击”这两种说法源自于何叔衡的生前好友谢觉哉的一篇文章。1942年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谢觉哉发表了题目为《忆叔衡同志》的文章，文中写道：叔衡同志牺牲的地点是福建，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冬或三五年春，怎样牺牲的？有两说：一说“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杀死。”一说“被包围在山上，围者逼近了，特务员拖他走，叔衡同志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枪自击而死’。”“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所以后一说是很可信的。
“坠崖牺牲”的说法也源自于谢觉哉的文章，1952年谢觉哉的《忆叔衡同志》一文被辑入《湖南革命烈士传》一书，谢觉哉又为此写了一个《补记》，文道：关于叔衡同志殉难情况，现已查清楚。邓子恢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我们——叔衡、秋白、子恢……被送出封锁线，护送队长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将晓，入一村庄休息，正在煮饭，被敌人发现，三路包围来，知不能敌，上山逃。秋白及几个女的，坐担架，不能走，藏在树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气走。后来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我要特务员架着他走。走至一大悬崖处，叔衡抓特务员的枪要自杀，特务员护枪，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势向崖下一跃，坠崖牺牲了。我们走下山，不二里，过一小河，凭河把敌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险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许可勉强走到，不至于牺牲。叔衡同志殉难地点，是长汀县水口附近。”
“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的说法源自于邓子恢生前对此事的回忆，邓子恢回忆说，突围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动，举枪自杀，未死；坠崖时又遭敌机枪射击，中弹，壮烈牺牲，即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
“拒捕被打死”的说法源自于萧三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述：“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这又是一种说法，即拒捕被杀。
1962年4月，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对直接参与当年抓捕工作的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进行审讯，李玉供称：据特务连士兵说，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当时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大，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已离开几步要走，但一会回头去，把那个老大加以枪毙杀害。
这个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100元，5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款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起意杀人灭口，然后把搜到的款分掉。李玉还供称，当时该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知道此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霖等有功，“嘉奖”10万元，其中7万元被当时国民党福建军政部门扣了下来，该团只得到了3万元。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3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四万五千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3万元，该团不少军官闲谈中说：“被曾起打掉了一万五千元。”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曾起对杀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说：我们进至水稻田附近，发现死尸一个，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红军，将我足抱住了，随同我的号兵熊辉，看势不佳，打了他一枪，我也打了一枪。……（这个红军）没有枪，仅有刀一把，米袋一个，内有钞票……
就此何叔衡的牺牲之谜最终告破，但何叔衡的尸骨至今依然是下落不明。在何叔衡殉难的山崖处，当地的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敬仰，找到了他的遗物：“美最时”牌马灯骨架。烈士的这件遗物一直由当地群众保留到解放后，在何叔衡遇难处，即福建长汀县城南约60公里处的汀江东岸的小迳村旁，竖立起了一座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用红漆镶嵌的石刻：“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八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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