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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长江大桥曾为核潜艇研制立了一大功

2021-01-29 10:30:49  来源: 淮左徐郎   作者:淮左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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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国,既能造世界上最长的桥,也能造世界上最高的桥,虽然路桥工程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不过提起“大桥”二字,能称为共和国记忆的,还得数南京长江大桥。

  上世纪70年代,周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1927年,美国桥梁专家来南京实地勘察后称:在南京造桥,不可能。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曾希望与苏联共建南京长江大桥,但后来则因中苏关系破裂而未能如愿。此前苏联曾帮助中国建设了武汉长江大桥。虽然南京的工程条件比武汉长江大桥要复杂得多,可谓世界级难题,但中国人还是决定迎难而上,用当时的话,叫建“争气桥”。后来这座桥梁不但建成了,而且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曾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因此,这座桥梁的建成,可以说是当年我国走独立于美国和苏联的道路的一个缩影,将其称之为奇迹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2017年8月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南京长江大桥依然令国人骄傲》为题报道:

  “中国或许拥有世界上最长和最高的大桥,但论创新,它们均不如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建成于中国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双层大桥,1968年通车时就被誉为有开创性的突破。”

  “‘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负责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鲁安东表示,他希望记录历史保存大桥的遗产。”“他说:‘这座桥梁是文革时代公认的成就之一。它既是一座政治纪念碑,也是技术和历史成就的象征。’”(见《参考消息》2017年8月3日第15版)

  关于南京长江大桥,还有一则鲜为人知的史实:它曾为中国的核潜艇研制立下了一个大功。

  “两弹一星”的“两弹”指的是导弹和原子弹、氢弹。导弹是“枪”,原子弹和氢弹是“子弹”。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通过飞机投掷的原子弹,误差不小,而且面对的是基本丧失防空能力的日方。因此,自此以后,通过导弹发射就成了主要方式。至今增强核威慑的能力还是不断研发更先进的导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还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导弹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就是导弹核武器,有了导弹才能使核弹头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用潜艇的水下发射对敌方威胁大得多,因为这种潜艇采用核动力,可以长期在水下航行而不用浮出水面,使潜艇的机动性、隐蔽性和作战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54年1月21日,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在美国柯罗顿市港口下水。继美国之后,苏联也开始制造核潜艇,大约在1958年建成了第一代反潜鱼雷核潜艇,1960年拥有了导弹核潜艇。英国和法国则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成了核潜艇。而美国从1955年起,平均每年建造7艘核潜艇,到1970年已有100余艘核潜艇装备部队。

  面对新的核威胁,中国也决定制造核潜艇。开始,曾希望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帮助我们进行研制,但遭到了拒绝。赫鲁晓夫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1958年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主席曾经向我提出帮助他们制造核动力潜艇的要求,我对他这种异想天开只是一笑置之。我诚恳地告诉他,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据史料记载,毛主席当时就愤怒了,对赫鲁晓夫说:“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要自己搞。”之后,毛主席向国防科技部门发出了震撼天地的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于是,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即中国舰艇研究院,时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的刘华清出任院长,开始了核潜艇的早期研制工作。

  1959年7月,海军党委六次全会在大连举行,会议主要研究海军装备建设问题。会议期间,钱学森应邀为与会者讲授导弹、力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并分析了核动力和导弹武器在海上作战的前景,这就是导弹核潜艇。之后,钱学森还多次为有关科技人员讲授核潜艇方面的知识。经过反复研究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海军和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在取得核动力装置应用的实际经验后,再搞导弹核潜艇。这个研制方针得到了中央批准。核武器、核技术、核潜艇等本不是钱学森的专业,但鉴于它们和导弹的密切关系,钱学森对这方面的科技发展也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

  从1967年到1969年,钱学森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见。1969年,为了加强核潜艇研制的领导力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先是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任组长,后由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接替。钱学森是领导小组成员,后又被任命为领导小组副组长,直接参与了核潜艇研制的领导工作。1970年7月18日,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座潜艇用核反应堆。同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胜利下水。钱学森出席了下水典礼。鱼雷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为正在研制中的导弹核潜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从水下运动的潜艇上发射导弹,不是简单地把陆基导弹搬到潜艇上,而是要针对潜艇有限的空间和活动特点,解决导弹推进系统、导弹小型化和水下发射技术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技术难度非常大。其中最大的一个难点是:导弹是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的,它在弹射时会不会把潜艇砸了?这不是没有先例的。美国在进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时,就出现过导弹弹射后落下来把潜艇砸扁了的情况,损失惨重。后来经过大量的投资,一步一步发展到海下固定和移动发射台试验。最后,才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试验。这对中国来说,投资大,耗时长,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研制团队开始组织科技人员在全国寻找适合进行试验的水池。他们先后去了青海湖、太湖、云南的抚仙湖……。有的湖泊被选中了,然而要在几十米深的水下搞一套检测设备,等于重新建造一个测量基地,耗资巨大,况且水下施工难度很大。“干脆挖个大水池!”有位领导拍板了。于是,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大批工程兵开始建造人工湖。根据试验要求,湖深需要达到100米。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准备研制大功率的“人工造波机”,以模拟海洋环境。这个工程耗资巨大,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不一定可行,造湖过程也困难重重。

  钱学森提出了反对意见:“难道不这样做不行吗?”

  “不这样做,又怎样做?”有人反将了钱学森一军。

  “依我看,进行超越常规的科学试验是可以考虑的。”钱学森回答。

  “超越常规?这是冒险!”钱学森被扣了一顶“帽子”。钱学森没有退让,镇静地说:“用超越常规的方法搞科学试验是要冒险的,但是,不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全照搬外国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我很同意总体设计部同志的意见,我们可以不搞人工湖,我们也搞不起人工湖!我们应该开动脑筋,大胆突破,摸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路子,拿出自己的办法来。”接着,钱学森详细介绍了可以代替人工湖方案的几种设想。最后,钱学森的意见被采纳了。在黄土高原上建造人工湖的工程停了下来。

  这时,研制团队具体负责人黄纬禄提出了一个“超越常规”的试验方案,在刚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潜艇模拟弹落水试验。他把这个设想向钱学森汇报后,得到了钱学森的高度肯定和坚决支持。钱学森当即把总参、海军和七机部的有关人员找来,研究部署这项没有先例的科学试验。后来设计团队的科技人员谈起这件事,一直称赞不绝,认为黄纬禄的设想绝妙,钱学森的拍板果断,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几个亿的经费,而且实现了导弹核潜艇研制的战略性转折。

  当然,反对意见也不少。

  “改在桥上进行弹体落水试验,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美国没有比长江大桥更大的桥吗?”

  “将来要是砸艇了,看你们怎么向100多人的生命交代!”于是,虽然这次试验任务部署下去了,有的单位却按兵不动。钱学森是位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科学家。他排除干扰,坚决实施这项试验。

  这项试验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支持。他下令对南京长江大桥实行3天宵禁,让黄纬禄等科技人员进行导弹溅落模拟试验。

  溅落试验按计划进行了多次,没有出现一次危险的状况。针对试验中暴露出了一些技术问题,使设计更趋完善。试验最终获得成功,落弹不会砸着潜艇。南京长江大桥终于见证: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中国科技人员的智慧也是世界一流的!

  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下水。1982年10月7日至16日,通过导弹核潜艇发射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10月16日的日本《读卖新闻》迅即发表了题为《中国核潜艇在东中国海发射了弹道导弹》的文章。

  这一天,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好是十八年。经过十八年的努力,中国的核威慑终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今天我们能够坦然应对各种战争威胁的时候,请不要忘了钱学森、黄纬禄和黄旭华等“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功臣们,还有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们当年的付出,也不要忘了当年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所有建设者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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