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最大的弱点是组织涣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众众基础。(80)1914以后，孙中山深深认清这一弱点，乃急谋补救: 1914成立中华革命党，民1924年更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强化国民党的组织和创建黄埔军校，(81)作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势力，并藉此将革命派的主义传布于中国社会。同时，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1919年以后产生不断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使更多的群众加入革命运动中，加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民国1927年中国社会再统一的基础。
——内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进内圣(53)。同样地，根据上下思维，可以得出：下专而后上红，上红再促进下专(54)。于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补的。李大钊通过唯物辩证法间接地对孔家唯心辩证思维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一样，将它颠倒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维持辩证的形式，但将内在的道德世界换成下层的经济基础，将外在的事物世界换成上层的意识形态。
简言之，同内外思维一样，上下思维也包括三个基本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和时中发展，但后者已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建立在更高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钊对孔家的内外思维的传统，有扬弃，也有继承。当然，他在这个改造整合的过程中，只是开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去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在当时所起的先驱启蒙作用，却是厥功至伟。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当中国古老的文明已经获得新生，日益壮大之际，应当站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比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审视反思己未革命以来有时被过分否定到了荒谬程度的但内容却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 包括孔丘主义，而不是来对它再进行一次否定，转而去拥抱基本上正在开始丧失活力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简言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 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因为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想，不论在理想上或理论上多么自圆其说，如果同主体思想体系在性质上相异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学之输入中国，绝对无法反客为主，取代原来的主体思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够起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伟大启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钊的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仍然适用，特别是在欧风美雨又有回潮的迹象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
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之际，特与国人和同道共勉!。
【按：龚忠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师从费正清，获得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生在中国大陆，后来随父母到台湾，后来去美国留学工作定居。他在美国治学期间，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了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从而转向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认同了祖国大陆。他曾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学院讲授中国与东亚历史，后来与纽约侨社爱国华侨合作共同创办了《侨报》华文报纸，并担任周报总主笔、日报主笔、特约撰述。他曾经两次来乌有之乡做过演讲，学识反响很大。这次乌有之乡向龚忠武先生约稿“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龚忠武先生非常认真地积极回应，将持续给我们发来系列文章。】
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1905—1921)
——试论中华幽燕大陆仁性文明同欧美海洋理性文明在中国海疆的猛烈碰撞
——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
(初稿)
下
目录
章次
五、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奋起自救
节次
1、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2、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结论
注释
参考资料
六、 革了素王的命--前门送走了孔孟，后门迎来了马列
节次
引言
1、 李大钊——一位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2、李大钊与三家争鸣
3、三家关系的两组参考系
4、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5、标志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三根纲维
6、三家的消长及李大钊对帝王之学的改造
结论
注释
参考资料
第五章、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奋起自救
目录
节次
1、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2、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正文
由前面五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极度缺乏可变性的封闭社会而言，为甚么能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动?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原因：一是具有压倒性的西洋帝国主义和东洋军国主义的压力，如商业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外交性的和军事性的等压力。另一个是同样强大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奋起自救的压力——这里特指社会运动，人民起来自救问政的运动。
相对于内在压力而言，外力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力是间接的。本章不打算详细论述外力的来龙去脉，惟注重外力与人民自救的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本文中，清末民初之交的社会运动具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社会过渡的推动力，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基础移置于新基础之上;另方面是社会运动的特性、机制、目标、与地域分布的特性。
以下三节将依次分别论述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社会运动的特性、社会运动的方式。
第一节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清末民初之交，中国社会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所进行的调整，融合了源自西方社会的实业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等而成;最耐人寻味的是传统形式的基层群众运动，只是偶而呈现;而且相应于当时历史的潮流而言，只占着极不重要的地位。由于参与以上运动的人，在人口比例上只限于少数的个人与羣体，在地域上只限于少数的点——沿海的通商口岸和内陆的都市、城镇，因此姑且将当时群众参与的运动统称之为「社会运动」，而且是中层或中间的社会运动。下面将论述这种社会运动有关的各个方面。
一、成分与作用
如果仅从社会层级的纵剖面观察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运动的成分——也即忽视社会层级的横切面在量上的意义，我们将发现当时参与民间运动的人几乎包括了构成全中国社会各种性质的羣体：在性别上兼含男女;在年龄上不分老幼妇孺，而且老人在一般民间运动中颇具影响力;在职业上，包括了士人——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儒生、绅士、农、工——劳动者与实业家、商人和「贱民」(1)。在种族上不分满汉，部份旗人也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2)但最具意义的是他们参与实业活动。此外，还包括海外华侨与下层秘密会社。
相应于本文的目的而言，这些参与社会运动的分子主要可分为两个明显的核心羣体：缓进立宪派的改革派和激烈变革的革命派。这两派的成份，有重叠的部份，也有不同的部份。在基层方面，两派的来源大致相同，同以农工羣众和会党为主要的人力来源;(3)利用这些人以完成两派政治改革的目标。与农民相较，工人因为居于都市、或海外，极易感受变动情境的刺激，故参与社会运动较农民远为踊跃和积极。革命党对工人的利用最具成效，即以黄花岗一役为例，劳动工人扮演极重要的角色：担任伪装、后勤运输和实际战斗。
在此役中，殉难的烈士共85人，而工人即占了17人，适为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居各阶层之冠。(4)此外，劳工曾刺杀清廷官吏，打击清廷士气。清末，劳工所发动的像这类激烈的行动不胜枚举。总之，劳工在民间运动中扮演活跃的行动者的角色。在中层方面，两派成份的差别则甚为显著。立宪派的干部虽然掺杂有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但以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儒生、商人和缙绅为主干。这批人构成中国社会极重要的通上接下的中层社会，他们对现政府的向背几可决定现政权的命运。(5)
清末之际，立宪派的绅商与学生，主要为行动家，但兼具宣传家的角色;他们在国内鼓煽种种风潮，反抗政府，终致与革命派结合，促使中国社会由专制进向共和。至于革命派的干部，则以年青的学生(6)——尤以留学生中的留日学生——为核心。(7)他们人数虽少，且在国内又不像绅商藉声望以资号召，但他们却成为当时社会运动的另一个主流——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先导。革命派的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与留学生——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扮演着行动者与宣传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不断藉西法、西政唤醒农工羣众与中层社会，并发动风潮，扬波助澜;同时更以殉道的精神不断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手段对现政府加施压力，为古老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力量。(8) 他们在中国社会实行立宪的过程中，承担了媒婆与产妇的双重作用。
至于绅士，革命派基本上不相信绅士的革命性，因此一般而言，极大部份绅士的活动对革命派只发生间接的关系。在领导人方面，两派的差别截然分明，立宪派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正统的儒生，出身科举，而孙文、黄兴则为留学生，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他们是当时社会运动的先知先觉，不断对社会运动给予理论和技术上的指导。他们完全决定了当时，甚至1914年以后社会运动的性质、社会运动的强度;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演变的方向。
在这些成分中，由于所处的特殊情境，华侨所扮的作用最为奇特。海外华侨除了培养民间运动思想和供应人力资源外，更重要的是供应推行民间运动不可缺少的财源。不论立宪派、革命派——尤其是革命派，在社会运动最激烈的宣统年间，均由华侨供应饷源、活动经费和人源。即以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为例，饷源完全来自海外华侨筹募，且华侨在此役中殉难的高达28人。此外，华侨还参与其他性质的社会运动，如请愿立宪，和实业活动。
总结而论，清末民初之交，海外侨社不仅是社会运动思想的温床，而且也是社会运动主要的力源——人力和财力。故华侨常有「革命之母」之称，(9)这句话最足以说明华侨在民间运动中所扮演的活跃 角色。
二、运动的目标
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运动的目标包罗至广，有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外交性的，商业性的和种族性的等，然实以政治性的目标为经，而其他性质的目标为纬;当时的社会运动，主要实以政治问题为中心，旁及其他改革。
光绪末年(31年—34年)，革命与保皇两派的思想体系已渐成形。光绪31年(1905)这一年是革命派的关键时期：革命派在同盟会誓词中揭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该会宗旨，明确揭示革命派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这四条纲领已清晰地描绘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与民生——的轮廓。不久——是年11月26日，同盟会总理孙文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将三民主义公诸于世，并阐释鼓倡三民主义的精义。(10)《民报》报头复标明胡汉民、汪精卫草拟的「六大主义」，(11)进一步说明革命派奋闘的鹄的：一、推翻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第一、二两项为民权主义，第三项为民生主义，第四、五、六三项为民族主义。相当于革命党的天命，取代了旧的天命—正德、利用、厚生;也就是说，在近代世界的条件下，赋予这六字真言以新的内容，的现代版。
至此，革命派建造中国社会的蓝图，虽然简略但已具体化。这些原则不仅顾及民族舆民权的潮流，而且更高瞻远瞩地顾及民生潮流;不仅注意国内问题，更着重于国际关系。此后，革命派的言论与行动大致遵循这些最高指导原则，很少作原则上的重大修正。(12)由是，传统中国社会在一批东西洋留学生的引导下，按照规定的方向，激烈地破坏在封闭格局下所发展的社会结构，并努力尝试建立适应当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情的新社会结构。
至于立宪派的言论与行动指导原则，与革命派相较要简单得多。最足以代表他们奋闘目标的是政闻社的政纲，相当于温和派的天命：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第一、二、三这三项近似民权主义，第四顼近似民族主义。从这四条纲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重要的特征：立宪派大致主张维持现状，在安定中寻求和缓改革并且其对民生方面的主张竟付阙如。由于目标的不同，革命与立宪两派——社会运动的两个主要势力——除分别与满清政府闘争外，还须彼此相互展开更激烈的组织与思想的闘争。(13)下面再进一步藉两派重要言论以阐释社会运动的目标。清末民初之交，两派言论大致不外下列诸要点：
1、民权：革命派以君主专制政体不合时代潮流，且为国内推行政革的障碍，故主张民权立宪，建立共和政体，由国民掌握最梭政治权力。而温和派则以国民程度不足，革命反足以招瓜分生内乱，故主张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维持现政府。大致而言，自兴中会时代以至民初，革命派的这一主张一直未尝稍变。而温和派的这一目标则随时势而转移。光绪末年致力保皇与立宪，宣统年间无「皇」(指光绪皇帝皇帝)可保乃致力于虚君立宪：维持君主国体，鼓倡责任内阁政体。武昌新军之役前后康梁坚持既定宗旨，伹温和派中以张謇为首的咨议局系则转而倾向共和。1914年以后，梁启超更转而反对专制国体，这时只剩下一个康有为仍为恢复满清皇室而孤军奋斗。直至1917年宣统复辟失败以后，帝制的幻梦才永远破灭。
为什么革命派逐渐接近目标，而立宪派却日益远离目标? 或假定立宪派的目缥逐步实现了，现代的中国社会将会变成甚么情况? 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的谜，也是一个极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故从略。
2、民族：民族的目标远较民权的目标复杂而多变。清末民初之交，民族的目标衍为对内排除满族和对外反抗列强两种。兹分述如后：
(1)排除满族：革命与立宪两派在国内种族问题上的争论(14)，集中于「汉人是否排除满人」这个问题之上。光宣之际，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尖锐的对立。(革命派极力主张排除满人，丝毫没有妥协余地。(15)革命派的立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强固的理论基础之上：
满清异族政府与专制君主政体同一命运，无法分开处理，要么并存，要么并亡，没有妥协余地。
依此理论，革命派从而论断：种族革命成功之日，也即政治革命成功之日;政治革命涵容于种族革命之内，若只行政治改革而保留满人政权，则一切政治改革，均无成效。清末，革命派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与行动均奉此理论为指导原则;依此原则鼓煽汉人仇满和排满意识，并暗杀满洲官吏。革命派将种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巧妙地揉而为一，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否定了任何和缓改革的可能性。
而立宪派的理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满洲异族政府与专制政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以分开处理;也即可以在维持满洲政权之下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反对种族革命最有力的理由是内争足以引起瓜分。所以到了宣统年间，即令被他们奉为神明的今上——光绪帝——故世以后，他们仍极力主张维持满洲皇室，实行君主立宪 。
及至建立共和时期的初期，革命派将排满解释为排除满洲政府，于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立场为之一变，由排满进而为容满，主张五族共和，厉行种族同化。这一立场上的激烈改变，使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革命派是在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对革命的策略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两派在种族问题上互作重大让步，故造成两派在民初短暂的合流。
(2)抵抗帝国主义：清末民初之交，革命与立宪两派肆应列强的政策基本上完全一致，即绝对避免与列强直接军事对抗，而以和平手段挽回和维护国权。社会运动对外的目标是有限度的，若单就其本身而言，无足称述，但由于它和国内政治问题密切结合，相互激荡，因而始具意义。当时，革命派巨子由于习居国外故明察国际形势，非常重视外交对革命的影响。(16)
最饶人兴味的当时革命派的言论几乎一致将外交上的挫败诿过于满清政府的无能，对外人则采忍让与妥协的态度，散布中国革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理论，革命派的这一政策希望得到这样的效果：藉外交上的挫败，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仰，使人民相信如要避免外交挫败，舍推翻满清外别无他途;同样重要的是，清除列强对中国革命的疑惧，以免列强对中国革命横生干涉，破坏共和之缔造。革命派极力对外表示友善，即为这种政策的延长。
至于立宪派的巨子，他们鉴于庚子创痛的记忆尤新，惧供列强瓜分中国借口，故在对外态度上远较革命派温和妥协。立宪派也利用对外的挫败，但其最终的目的则与革命派截然不同：立宪派派希望藉对外的挫败压迫清廷实行立宪改革，而非鼓励人民从根本上将之推翻。此外，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中层分子，在收权与保权运动的过程中，双方的立场完全一致——这可以视为两派短暂结合的基础之一，协力鼓煽风潮，发动收权与保权运动：如抵制美货、日货、维护西江捕权、力保边界等，其中影响当时历史发展最大的是收回路权与矿权运动。
这两种收权运动，掀起波及东南半壁的路矿风潮，终于促使革命派的理论——满清异族政府与专制政体同一命运——完全实现; 历史的潮流乃偏向革命派的目标演变。革命与立宪两派对外的消极政策与忍让态度，一直延续至1937年; 是年，中国始复以武力奋力直接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3、民生：清末民初之交，民生的目标，可从两方面观察，即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的建立和实业运动。兹分别扼要论述如后;
(1)理论的建立：民生主义的理论完全是革命派领袖孙文一人的构想。完整的民生主义思想体系，源自于高度工业化的欧美社会。所以当孙中山将民生主义引入于农村经济仍为主要经济形式的中国社会时，甚至连同盟会的核心干部对其理论亦均黯然无知，遑论其他。故清末民初之交，革命派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发达国家资本为主要内容——仅限于理论的鼓吹阶段。
此外，革命派中的《新世纪》 ，极力介绍和鼓倡社会主义，它的主张较《民报》尤为激烈。(17)还有，接近革命派的社会党和工党也提倡社会主义，这些与实际的客观情境脱节的言论，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微不足道。至于立宪派，除将西方社会主义介绍至中国社会外，本身几无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可言;要么至多亦不过是导源于中国经典的乌托邦社会思想，(18)与实际社会毫无关联。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会产生实际而深刻的影响，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但清末民初之交其思想已开其端。
(2)实业运动：当时，实业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必须认清的是，热烈开展的实业运动与前述民生主义理论的鼓吹较少关连，极大部分为列强强大的经济与商业的压力(19)和国内经济的穷困状态所澈成。(20)由于革命派集中于实现民族和民权两项目标，故在国内实业建设方面几全为立宪派的绅商所推动。他们投资于矿山、铁路、建立工厂，于是民营工业急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民族轻工业的基础。民初孙中山先生曾有建造全国铁路的计划，但未能付诸实施。1914年以后，欧战爆发，民族工业加速发展，(21)于是社会运动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化条件，乃逐步具备。
三、地域
假定根据上述社会运动的目标和成份的内涵而论，则清末民初之交的社会运动在地理上的分布，不仅包括了全中国社会，也包括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由此观之，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整个中国似乎均在社会运动的漩涡之内。实际上，这只是从社会运动分布的点状特性而观之，若就面而观之，则广大的中国社会仍停滞于传统状态之中。(22)由于中国人民知识的落后，和中国会地域的辽润，幼稚的社会运动甚难渗透入中国的基层;甚至即令某些人被卷入社会运动的漩埚中仍不自觉。所以到了民国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还大声疾呼：「唤醒民众!」以将革命派的目标变成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鹄的。
社会运动在地理分布上另一个特性是：革命派的势力主要分布于三南特别是东南各省和海外，而温和派的势力除三南各省和海外以外还伸及北方各省。但北方各省主要是保守派强固的根据地。所以清末民初之交，甚至1914年以后，社会运动常由南方发动，然后再向北方和内陆延伸。(23)这种地域分布上的特徽，规定了1914年以后中国社会运动、中国革命的方向。
四、外力与民间运动关系
当一切构成傅统中国社会的纲维基础逐渐崩解析离时，则该社会的机体、构成部分，亦将无可避免地随之解离。
无疑地，这些因素的消失，甚本上完全源自外力的作用;否则傅统社会仍将无误地遵循朝代衰变规律演变。(24)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最饶趣味的不是外力对中国社会结构如何作用，而是中国的社会本身如何适应外力。当道、咸、同、光之际甚至民国成立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肆应外力的挑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回应模式：
1、以夷制夷：中国人应付外力挑战的方式，严格地遵循「以夷制夷」的原则;而且，随着时间，中国人对「夷」的性质也有更深入的认识：道、咸和光绪之际，谈社会所认识的外力只是表面的「坚甲利兵」，故也应之「坚甲利兵」;建设军事工业，加速国防近代化。日俄战争以后，该社会进一步发现外力是隐藏在坚甲利兵背后的一套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乃应之以社会绪构的改革。(25)于此可见，诱发中国社会发生基本改变的因素不是该社会内在的压力，不是该社会内在发展的自发性要求，而是外力压迫所致。
2、政府成为代罪羔羊：日俄战争以后——严格地说，是辛丑以后——中国举国上下均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压为之下。这一心理状态的转变至为重要，从此外力在中国社会任意流布，人民不敢直接以武力对抗入侵的外力，乃将继续不断注入中国社会的外力在该社会所造成的一切苦难和外交挫败，均归因于现政权的无能。光宣之交，注入的外力愈强——最饶趣味的是，当时的外力以银行、路矿、商品的形式出现，它们较之坚甲利兵更易使身居社会底层的人民感受外力的压迫，因为它们已直接侵入广大的基础结构之中——则人民这种心理也愈牢固，攻击政府和压迫政府变革的活动也愈烈;从当时的史料可见，清廷已变成各阶层人民发泄怨愤的对象。一当外力大到足以使人民彻底丧失对现政权的信心时，或使人民认为现政权已完全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时，背离了「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承诺，则现政权则被认为失掉天命，失掉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从而必将被人民反政府的浪潮所卷走。(26)
3、变革的主动权操诸人民：同、光之际，维新的主动权操于统治阶层中的开明官僚，但光、宣之际则转而人民自救，操之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开明儒生、留学生和国内学堂学生。造成这种情势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社会体制的改革，彻底损害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官僚集团不会诚意支持或领导这种性质的改革运动;即使从旁赞助也只是由于无法阻止社会运动的压力(或者外力的压力)，转而暂时附和潮琉，权宜观望，以待时变。
综观当时中国社会每一次有关社会体制的改革，差不多都是社会的压力推动的，而外力实间接为之操纵。每当外力对中国社会冲击一次，则社会对政府施压一次，而政府乃被迫向前走一步;外力的强度愈强，则社会对政府的压力也愈大，因此使外力和清廷的命运形成奇妙而不易为人觉察的间接连锁互动关系。当愈来愈逼近民权立宪的目标时，专制政体及附着于此政体的政权亦将随之倾覆。一言以蔽之，最后分析起来，归因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他们所控制的机器宰制了清廷的命运。
4、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即社会压迫政府的主要致命手段不是武斗，不是暴力，而是西方社会新近发展的一些文斗的手段，如结社、舆论、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利用这些文斗手段所形成的社会运动，遍及南北各省，其累积的效果，终致瘫痪满清政府庞大统治机器的正常运作。
总结而论，当时民间的社会运动彻底改变了著名的「中国朝代衰变规律」，(27)转而使中国社会的演变，逐渐遵循近代西方社会新近发展的规律。外力是产生这种改变的诱因，(28)而社会运动即是它的强大推动力。据此意羲，我们可将社会运动界定为：一批主要由留学生所组成的羣体和另一批主要由吸收西方思想的开明儒生所组成的羣体——不再是草莽英雄结合饥民的集团，在外力压迫之下，结合各阶层的人民，利用西式文斗手段和暴力武斗手段在全国各地，致力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作基本上的解构、重构，破坏、再造，以化解强大的外力和内力以及两者的合力，在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动荡不安的大乱局势;不再是为了一己或一姓的私利而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国家的救亡图存的大局公利。(29)
第二节 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除本章第一节所述各点外，清末民初的社会运动与传统的民乱另一最大的不同点是两者所采的手段截然不同;后者纯赖农民革命的暴力武斗，而前者则以结社、大众传播及和平手段为主的和平文斗，(30)复辅以军事行动。这是由于近代军事武力的昂贵费用，和其压制性的破坏力使传统「揭竿而起」式的暴力斗争方式无从发展，故人民在内外力交相激迫之下被迫利用西式手段和统治体及帝国主义进行比较和平的斗争;同时，并以此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在经济、商业、社会等方面的近代化。
一般而论，立宪派几完全依赖这些从欧美社会新近发展的新的文斗方式，而革命派则两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这些西式手段对破坏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特别有效。宣统年间，由于基础结构遭受严重的破坏，因而间接地促使建立在基础结构上面的满清专制政权也随之倾覆。下面将分别论述结社和公共媒体对基础结构破坏的情形。
一、结 社
结社在这里含有广泛的意义，理论上特指由两人以上，为了特定目的所组成的任何性质的集合体。据此意义，则清末民初之交，中间组合——超家族社会——曾获得特别突出的发展。
专制时代，君主「利民之散而不聚」，和惧朋党之祸，故立士民结社之禁。迨至满洲以异族入主中国，结社之禁更严，士民动辄得咎。此后，人民不再敢自结团体以舆政府为敌。演至光绪中叶，形势一变，结社之禁浙解;各种性质的社团纷纷出现。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近代结社的始创大概循此顺序：政治性的、学术性的、社会性的、外交性的、商业与经济性的。
近代的革命结社，最早始于光绪廿年(1894)10月孙中山所创建的兴中会。舆中会为革命派最早的组合，属秘密革命性质，成立于檀香山。次年7月，温和派的康有为、梁启超才创强学于京师，属学术性质，采和缓渐进的改良立场。其创办人除康梁外，还包开明官僚袁世凯、徐世昌，此外，张之洞也从旁资助。于此可见两派限于各自的特殊客观环境，其最初的旨趣即非常不同。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人在饱受中日战争刺激之后，朝野发奋图强，立会结社之风渐开，各省私立的学术性组合大兴。然戊戌政变后，清廷重申结社之禁。下至立宪运动，结社之风复炽，从此莫可阻遏。
从法律上看，立宪运动对结社最具意义的影响是使结社获得合法地位。光绪卅四年(1908)《钦定宪法大纲》的臣民之权利与义务一章中，明定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有结社之自由，这是结社载在成文法之始。民初，社会中的历次雏形宪法复予结社以更大限度的自由。至此，结社在中国地位已不可撼动;野心家可以利用结社，但不能再像专制时代完全禁止结社。
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府对适应激剧变动的形势显得无能为力，于是人民乃起而自救，自动结社，企圆代替政府应付急迫的挑战。当时，结社的种类甚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数类：政治性、外交性、经济与商业性、社会性的和学术性的等五种，下面将扼要论述各类结社发展的梗概及其对基础结构破坏的情形： .
1政治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的政党演变已于第二章中详论，本节将论述介于政党和私党之间的结社。这种中间形态的结社对推动中圆社会的过渡极具重要性。革命派的政治性结社极为发达，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
(1)秘密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在推翻现政权及新政权所附着的政体，故革命派主要的结社是秘密的。其核心组织为(中圆》同盟会，下设同盟会支部，负责在全国各地策划和推动革命运动。
(2)公开的：同盟会的外围组织采公开形式，利用学术和其他等名目以资掩饰。如在湖北省，革命派的公开结社有科学讲习所、日知会、羣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文学社、武昌安郡公益社等，这些结社罩上学术和其他外衣，实际上都是革命机关。
至于立宪派中康、梁系的结社，由于旨在推动和缓改革而非倾覆现政权，大致采半公开形式。较之革命派，温和派的结社远为单纯。属康、梁系的结社有保皇会、国民宪政会和政闻社等，几无秘密的外围结社。显然地，在组织斗争上温和派不逮革命派远甚，这是后来革命派所以可以压制温和派的原因之一。
此外，非康、粱系的立宪派结社也极为乱达，大多以推行君宪和促进共和为名。如预备立宪公会、国民联合会、共和促进会等，种类庞杂，举不胜举。其中影响当时最大的是各省韶议局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它们不仅将孤立的各省咨议局势力联为一体，动摇了牢固的省界观念，而且由于它们集合了中层社会的势力，故在对政府施加压力方面，也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它们对中国迅速过渡的贡献，较之革命派的结社有过之无不及。
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允许人民有限度的结社自由，但反政府的结社无疑地仍在严禁之列。武昌新军之役却打破了这个在结社上的最后障碍。宣统3年(1911)9月，上谕释放政治犯，开党禁，(31)于是政治立场舆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的结社从此也可以公开的出现于社会。这是对政治结社的重大进步，对一个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社会而论，这是不可或缺的步骤。虽然政治结社之禁已解，但一般社会人心仍力避党派之名，而以俱乐部等为名称，于此可见旧观念之骤难排除，社会过渡无法迅速完成。
2、外交性的：光宣之交，入侵外力的性质大变：(32)列强一方面在其势力范围内谋取经济与商业利益，另方面力图扩充其势力范围。它们侵略的政策大致相同：积极推行路矿政策与银行政策，尤侧重于铁路政策。列强藉此政策，固可以将国内的剩余商品和剩余资本倾注于中国市场，解决了列强国内的经济危机，(33)但却对中国社会结构造成高度复杂的效果。因为商品、路、矿与资本，可以深深渗入社会基层，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石--农村经济和家族制度，(34)因而几乎使人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外力的刺激，利权的丧失和身家性命的威胁;不像早期，坚甲利兵式的侵略，只有沿海沿江的少数居民可以感受外力的刺激。当时，一般人反抗外力的理论是：若主权--路、矿、土地等权利--丧失，则身家性命继之。(35)在列强竭力推行路矿政策之下，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均有危如风中残烛之感，因此激起国人图存的强烈反应，羣体与国家的观念由是大兴。(36)
铁路所经之地，不限于一家、一县、一府或一省，因此抵抗外力也不是一家、一县、一府或一省的事，而是全体的责任;一家之力不足以抗外力则合一县之力，一县之力不足则合一府之力，一府之力不足则合一省之力，一省之力不足则合数省之力。还有，各地区唇齿互依的关系。因一省之存亡，直接影响相邻各省的安危，乃不得不合力以御侮。(37)由此三点，可见外力是中国近代集合体或国家观念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诱因。
至于外力与结社的关系则随外力的性质而异：军事性的，因法国耀兵于越南片马，于是云南有片马保界会，死绝会等结社;政治性的，因日法协约及澳门边界之争，于是有福建求援会，汕头保权会等结社;经济舆商业性的，因列强压迫清廷借贷剩余资本，或偿付外债，于是有拒款会、筹还国债会等组合。或为了挽回利权，如设立两广邮船会社。这些组合既非血缘的，也非地缘或业缘的，而是具有特定目的的超家族的组合，因此对构建近代冲圆社会结构极具意义。
3、经济与商业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立宪派中非康梁系的绅商，或为了救时济贫和挽回利权乃藉结社墩发展实业，或为了维护利益藉结社以抗政府。前者如实业学社、工业建设会、武昌农业品评会、农学商会等;后者如保骆同志会。其中以商会之设颇具意义。光绪33年(1907)农商部颁布商会章程，(38)迨至辛亥年(1911)之设遍于南北各省。兹以汉口为例，光绪33年(1907)设立商务总会，民圆元年(1912)成立汉口会馆公所联合会，自此以后，各商帮间原有的地域观念日趋淡薄。此外，经济与商业结社的学术化，对实业的发展亦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当时其效果难以觉察。
4、学术性的：研究教育的有教育会，研究宪法的有宪法讨论会，研究地方自治的有广东自治研究社。研究医学的有内外城中西医学研究会，研究国学的有中华民国女子国学学会……。科学研究的精神已随着这些会社的出现均被带入各种行业，这是将中国社会由儒家理学基础移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重要努力。
5、社会性的：这种结社，并非新创，但在清末民初之交无论在性质与数量上，均获得突出的发展;戒除缠足有天足会，戒除吸烟的有禁烟会，融合种族的有永合满汉会，破除阶嵌界划的有四民公会，强健国民身体的有女子
尚武会，联络地方感情的有同乡会，联络同学感情的校友会，救灾的有江苏义赈会……等，种类不一而足。
以上所列举的结社，只是抽样性的举例，由于资料的缺乏，和本文目的所限，实际上无法将当时所有的结社逐类论述。本文真正的目的是要从这些民间结社，观察它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及其与清廷倾覆，民国成立的关系。
由上所论，可以看出这些结社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从法律观点看，它们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这种法人社团的存在--而且大量的存在，是构成近代社会的必要条件;个人脱离家族纳入这些法人团体，于是中圆开始由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过渡到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家族制度因之破碎，个人可以任意进入各类社团，因而将社会基层与政治组织紧密衔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组合的功能并不像它们名称那样僵固，而是可以互相变换的;即除政治性的结社进行政治活动外，其余结社也同样地可以进行政治性活动。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治问题最为迫切，故这些组合大部份均从事政治活动，如汉口总商会过问川路，反对政府，即为最好的例证。(39)从此，民情可以藉这些机关--更加上各级的立法机构--尽情倾泻，终致汇为洪流而将清廷倾覆。
自然，结社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群体的极度发展，同时旧的小羣观念依然存在，甚至带入新的社团中，减低新社团的正常运作，其中严重影响当时及以后历史发展的，是省界的观念及南北的观念。由于实行地方自治及地方分权的倾向日重，使省界观念无法彻底铲除;此外，由于外力长期侵蚀南北社会所造成的各方面之差异和裂变现象，也于这时呈现;(40)如武昌新军之役后，形成南北对立状态。这两种观念，严重地阻滞中国近代国家形态的迅速完成，而且更为1914年以后军阀的割据和南北相互讨伐的历史发展，奠下理论的和实质的基础。
二、文斗的和平手段
社会运动的两个对象是清廷和列强。但没有近代武力基础的社会势力如何对付这两个拥有近代武力的对手呢? 简言之，即以消极的和平文斗手段为辟争方式。兹简单论述如下：
1、对清廷：社会运动的两大势力--革命派与立宪派--均采和平手段与清廷闘争，但前者另辅之以暴力手段，而后者则纯赖和平手段。关于此点，革命派中秦力山(41)和章炳麟(42)曾作过极精辟的说明。他们的斗争理论可概括为下列三个步骤，交互进行：
第一阶段：以和平手段--如罢工、示威、罢市、抗粮、抗捐、罢课(学潮》、(43)渗透、(44)散布谣言等方式，尽量制造骚乱。
第二阶段：乘间辅以武力。
第三阶段：独立。
第三个步骤已将和平手段和暴力手段揉而为一，而实以和平手段为主，辅之以军事行动。革命派这一手段的优点是：可以「击其弱而避其强，劳其强而使之弱」，终致使其精疲力竭。但其制胜之机，决于拥有广大势力的中层社会对此理论运用的程度而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在地域上当时两大运动中的立宪请愿风潮遍及北方—顺天、直隶、东三省，(45)而路矿风潮又遍及南方--两广、江苏、浙江、两湖、四川等省， 一南一北的确使清廷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再者，更重要的是，领导这两大风潮的均是立宪派中非康梁系中那些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绅士与实业家，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蒲殿俊、孙洪伊、马良等，他们在旧社会中都是德高望重的公众人物，均有很大的号召力。(46)这批人的活动--加上学生及一般羣众应之于下，严重地削弱了清廷的诫信、民心—所谓的天命，并瘫痪了当时社会功能的正常运作。处此情势下，更加上官僚武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集团，对清廷怀有二心。在这种「既无天命，又失民心」的大势下，清廷纵有精兵百万，但因失掉民心，失掉天命，亦只有徒叹奈何，就是天欲延之，亦不可得!
2、对帝国主义：当时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消极和平手段，以抵制商品为主，拒绝购买美日两国的制造品。这里须说明的是，社会运动在这方面进行的闘争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甚至反遭清廷禁止，但外人对这种方式的社会运动却获有深刻印象。(47)
三、公共媒体舆论
与结社即和平手段相似的，公共媒体舆论--上书、通电、集会、演说、出版(著作、报纸、杂志、传单等)--是社会运动第三种有效的文斗手段。
近代工艺固可利用公共媒体传布收集的信息知识，但同时它们也被用来作政治闘争的利器。
清末民初之交，公共媒体在这两方面都被充份发挥无遗。由于当时雏形宪法明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集会、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这种法律上的保障--正确地说，这种观念上的进步，使公共媒体急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使明、清两代文字狱的惨祸不复见于民初!
大体而言，公共传媒约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会演说，上书和通电。由于这类方式的费用极为低廉和适合温和派的缓进性格，故成为温和派中非康梁系最重要的抗争手段。清末之际，在内政弊端百出、边警频闻之际，绅商学生动辄上书、通电、集会、演说;或为西江捕权电阻英人要索，或为外债集议拒款，或为苏苏杭甬路召集羣众大会，发动街头演说等，不胜枚举。对有众多文盲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类方式中的集会演说，对推动社会运动贡献至巨大。此外，颇饶趣味的是，到了1914年以后，通电竟成了政府与民间的习惯，甚至到了1921年左右竟发展成为著名的「电报战」。(48)
第二类：出版。显然地，报纸、杂志之兴，起源很早，但清末民初，在立宪运动狂潮下，报纸与杂志的出版特别发达。(49)约而言之，报纸与杂志有两种用途：
第一种：传布知识。清末民初，报馆在开通民智，激励民气方面起了垄断性的角色，它们不断将西方社会的政法、实业、教育、社会、哲学、科学等思想输进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使国民了解他们目前所处的地位--认清国内和国际的客观环境。当时报纸与杂志之出版至为庞杂，社会各界几乎均有报纸、杂志刊行问世，(50)使沉睡了干余年的中国学术界重现蓬勃生机;中国人的思想开始从专制君主钳制思想的愚民政策中解放出来。
清末之际，在传播政治知识信息方面，革命派所收的效果不及立宪派。因为立宪派具有革命派所没有优点：如科举出身，旧学造诣精深，及温和缓进的性格等。与革命派的背景相较，立宪派的背景使他们更容易接近大众--尤其是非康梁系的中层社会—也不为清廷所忌而压制。因此，一般大众、绅商、青年士子，尤其是儒生，极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知识信息。(51)因此当时，在国内执言论界牛耳的则推温和派的领袖康有为和粱启超，尤以「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更为当时言论界之骄子。(52)但却为革命派先解除革命的第一重障碍，这是立宪派中康梁系的言论间接对当时革命运动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康梁始料未及的。(53)
但革命派这一缺点，却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革命派在传布种族、国内现状和国际形势的知识信息方面，颇易动人听闻--尤其是那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但须注意的是，光宣之交，两派的刊物均采秘密流行方式，由日本流入内地，故收效颇受限制。纵令如此，到了宣统末年，国人在两派不断鼓吹之下，已在思想上--必须强调只是在思想上--准备好承受未来在国体、政体上的巨变。
第二种;政治斗争。显然地，政治性的出版常和学术性的出版密切关连，一旦刊物的内容带有浓厚的煽动性，则使刊物蒙上政治斗争的色彩。在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立宪社会，理论上与实际上，舆论辅助立法权而构成政治权力正常运作不可少的一环，各政党均设立言论机关，或宣扬政纲，或从旁监督政府使循正轨。民初之际，试行共和政治，当时的大政党大多均有自己的言论机关，例如：
国民党：国民报、民立报。
民社：民声日报。
自由党：民权报。
由此可见，民初之际，国会成立以后，多少实现了这一理论。但在政权动荡的状态中，报纸、杂志却是反政府的最佳工具。清末之际，革命派舆温和派的康梁系均有各自的言论机关、言论阵地：
革命派：民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 . .
康梁温和派：新民丛报、清议报、政论、国风报、总汇报等。
雨派不断藉其机关报攻讦政府，互相论战，宣扬各自的主义主张，以感召羣众，激励人心，背离现政权。由于它们的活动直接威胁政府的生存和官府的威权，(54)故清廷屡下禁止报馆、严孥主笔上谕，并取缔言论激烈之书报。(55)更于宣统元年(1909)9月通饬各报馆实行报律第七条，对舆论极力压抑。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为了压制反对政府言论，几乎封禁所有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报纸。1914年3月，袁更颁行占星《暂行报纸条例》，管制言论界。 至此，民间新闻事业之发展，乃遭受严重顿挫。
由于清廷极力压制反政府言论，故革命派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不得不行秘密出版。对于此点：革命派理论家秦力山对此文斗的认识最为深刻。他认为秘密出版有以下优点：可以避官方掣肘，可以传播革命思想种籽;可以扩大革命;可以利用时机创造或扩大风潮以困政府。所以秦力山特别提醒他的同志注意研究和灵活运用此文斗利器。当时革命派的许多宣传品，即循此方式流传内地--收效最显者的地方就是具有新思想的学堂和新军。(56) 当川路风潮正炽烈时，清廷曾发现匿名传单鼓动罢市、罢课，这也是秘密出版之一法。
由公共传媒的一般发展来看，对当时约产生下列影响：1、激励士气民气，使人民保持高度改革和革命热情，这是社会运动不可少的要件;2、报章使文体大变，破宗派家法之藩篱，同时，由于与群众接触日繁，故亟需通俗白话文体和统一之语言;3、开通民智，间接促成革命共和的迅速完成;4、蓬勃的新闻业，打破「庶人不议」的传统政治古训。总之，公共媒体是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过渡不可少的文斗利器。
总结民间运动的方式而论，革命派的斗争理论在近代政治斗争中极为有效，它不仅使比它远为强大的对手穷于应付，而且更为传统中圆社会的政治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提供了新的有效的近代证明方式。
清末之际，革命派与立宪派利用结社、和平手段舆公共媒体的文斗手段，已经分别而又共同协力有效地颠覆了古老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依附于此结构的统治组织。到了宣统末年，庞大大清帝国的大厦，虽然尚未达到如秦力山所谓的「养之使彼应弦而落」的地步，但由清廷内部矛盾激化的政争，与社会改革的潮流相汇合，因而提前敲响它覆灭命运的丧钟。虽然，由于促使共和国诞生的因素尚未完全形成--如革命派的实力不够强大、中层社会对共和社会的自觉尚不够明确、国民的教育落后、工商业的基础薄弱……等，1912年共和国的诞生是早产的。它的催生婆，便是舆摄政王载澧代表的满洲皇室势不两立、而对共和向怀敌意的第四个政治势力，也即当时的实力派领袖人物，野心勃勃的北洋武夫野心家，袁世凯。
结论：清末民初之交四大政治势力的消长离合
清末民初之交，尽管社会现象复杂而变幻多端，但若从表面上观察，实可视为当时四大政治势力消长离合的互动过程，(57)守旧的顽固势力，力求自保，新生的革命势力，力求壮大;亦新亦旧、不新不旧的温和派，则依违期间，谋取最大利益。
这四股政治势力，革命派、立宪派(康梁派和议会派)、北洋武人与官僚集团和满洲皇室，彼此展开激烈的闘争，不仅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还要企图将各自的信念和理念强加于人。就本文的需要而言，绵延十年之久(1905-1915)的闘争过程约可分为下列三个明显的阶段：君宪运动时期、共和建立时期和帝制运动初期，当时社会过渡的速度与其密切契合，1905至1915年的10年间，中国社会则从政治斗争走向思想文化斗争，寻找中国何去何从的道路，将在下一章中详论。下面将扼要总结政治斗争的过程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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