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两大异质文明猛烈碰撞的亮丽火花

　　——遥想清同治初年一闪即逝的中英联合舰队

上篇两大文明板块的碰撞

　　(清稿·订正稿)

　　龚忠武

　　2016年5月1日

　　摘要

　　本文试图从中西或中英两大文明碰撞的高度或侧面，探索150年前的同治初期，中英首次合作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及其对后世造成的深远影响。2015年习近平访英开启中英新一轮的合作，时移世易，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值得人们深思其间的异同。

　　总目录

　　壹、序论

　　一、引言

　　二、前提示性假设(十条)

　　注释

　　贰、论证

　　上篇：两大文明板块的碰撞

　　一、导论

　　1、历史的巧合--今有黄金时代(2015起的年代)、昔有合作时代(1860年代)

　　注释

　　2、体现近现代中国国运的四字真言—坐陆依海

　　3、初步面向海洋的壮举—-近代化海军舰队之梦

　　注释(2、3节合并)

　　二、中英王霸相会于承德避暑山庄—初度礼上文斗

　　注释

　　中篇：亮丽的火花

　　三、挨打后朝野的反思—自强首在师夷强兵

　　1、明于理

　　注释

　　2、迫于势

　　注释

　　3、逼于事

　　注释

　　四、中英联合舰队之组建—同船异梦

　　1、挽救危亡、救时急务

　　注释

　　2、英国毛遂自荐、中国师法乎上

　　注释

　　3、英国掀起中国舰队旋风，举世瞩目

　　注释

　　4、谁的舰队?

　　注释

　　下篇：一闪而逝

　　五、舰队的布防和编制

　　1、布防

　　注释

　　2、编制

　　注释

　　3、李泰国、赫德的同族异类

　　注释

　　六、遣散舰队、美梦破灭--来去匆匆—

　　1、启航来华

　　2、李泰国在华狂态毕露

　　注释(1 、2两节合并)

　　3、李阿合同在华掀起政治风暴

　　注释

　　4、格于情：势难磨合

　　5、时过境迁、兵轮可有可无

　　注释

　　6、阿思本成了舰队送终的刽子手

　　7、窝囊的礼仪之邦—驱逐恶客李泰国、礼送同伙阿思本

　　注释(6 、7两节合并)

　　结论：

　　一、谁的责任

　　1、李泰国的狡辩

　　2、美国的介入

　　3、舰队善后

　　注释

　　二、事件的意义影响：历史解读范式

　　注释

　　后提示性假设(五条)

　　壹、序论

　　分目录

　　一、引言

　　注释：

　　二、前提示性假设(十条)

一、引言

　　历史上往往不乏巧合的事件。2015年9月习近平应邀访英，商谈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揭开两国「黄金时代」的序幕。遥想150多年前(1862-63)同治朝的自强中兴时代，中英两国也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合作时代」，也曾在当时极其敏感的军事高科技领域认真地进行过一次合作，协助中国组建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中英联合舰队」，史学界一般称之为「阿思本舰队」(Osborn Flotilla 或Fleet、Squadron)。(详见上篇导论注4)

　　这支舰队，是近代中国海防海权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雄心勃勃的大胆举措，是一次中国从数千年来传统的江河黄色水师，走向建设近代蓝色海军的一次巨大飞跃。

　　中国组建这支舰队，近期是要平定内乱，远期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平定内乱，恢复帝国秩序，是中英首次合作的基础，而「制夷」则直接触碰英国合作的底线，促使英国不惜遣散舰队，使中国海军近代化之梦破灭。

　　这是中英首次合作的一次腾笑国际、丢尽颜面的沉痛教训。万事开头难，组建一支破天荒的中国近代海军舰队，更是难上加难;现在重温这段令人羞辱痛心的往事，旨在直接回答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从域外引进尖端利器就能避免中国挨打吗?

　　「中英联合舰队」的一抹高科技火花，何以一闪即逝?

　　其次是在间接展望今后中英第二次平等合作的愿景远景。

　　本文基本上认为挨打，固然像各种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解读范式—大约可概括为保守、改良、改革和革命四种—主要归因于人谋不臧或制度落后的因素，但更应进而宏观全面地从中华文明内在的结构、功能、价值、体制等方面，历史地而不是玄想臆测独断地，挖掘其所以致此的深层根源。因此，本文在行文时，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固然是应有之义，但这只是进行论证的手段，不是目的。

　　如果说，中英150年前的首次合作以失败告终，表明近现代中华文明在席卷全球的西方海洋文明的大潮中，像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在劫难逃;但反者道之动，多难兴邦，在引进异质的海洋文明之后，否极泰来，劫处逢生，重新焕发生机。之所以如此，当非出于历史的偶然，而是在强大的历史伟力促动下方能建此不世伟业。

二、前提示性假设

　　清同治初年「中英联合舰队」这幕人类文明史上充满戏剧性张力的宏阔历史场景，含有三个维度：一是中国方面购买船舰;二是英国方面代办购舰，三是中英双方的决策层和承办人，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个人私利的交叉互动。

　　本文旨在使这个三维的宏阔历史场景重现，但重现的方法不是讲故事，不是考据，更不是历史材料的剪接编织;其中有叙事，但不止是叙事，这些都是传统的史学、流俗史学、钻牛角尖的史学;对动态历史学而言，这些都是素材，是真相(facts),不是旨在探索历史运动规律和历史动力(或谓之历史力学)的动态史学的真实(reality)或内核(inner core);本文尝试立足于第一手的历史档案，利用目前现有的历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历史学、社会历史学、经济历史学(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生态历史学等新兴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等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作者正在探索的动态历史学、量态历史学，全面深入探讨「中英联合舰队」的这出历史剧在宏阔历史场景下的揭幕、展开和谢幕的过程，并阐述其深远的后续影响。

　　为了便于深入揭示中西或中英两大文明板块猛烈碰撞迸发的巨大火焰辐射出的这抹火花其诱发、闪现、消失的过程，特拟定下列十条假设：

　　一是咸同之交(1860前后)中英合作组建一支中国近代化海军舰队的努力，表面上是一项两国军事技术的商业交易，但实质上只是中西两大文明板块(1)猛烈碰撞较量中的一丝火花、一个插曲而已;质言之，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以农立国」的农耕文明和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以商立国」的海洋文明这两大天敌性的异质文明板块，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制度，从军事到工商业，从生活方式到礼仪习俗的各个层面的全面彻底猛烈的碰撞对抗;(2)特别是同本文主旨密切相关的军事领域，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越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散布于东亚大陆内部各地区的小文明、唐宋元明时期胡汉两大异质文明和中印两大异质文明的碰撞对抗;质言之，中英联合舰队的这个史例不是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具有宏阔的大历史背景，不仅适处于中国朝代小循环的阶段，还处于东亚和世界文明大循环的历史阶段的节点;从而超越了朝代、国家回应能力的范围，更是远远超越历史人物的个人回应的能力范围，需要漫长时间的磨合适应。

　　二是「中英联合舰队」既是中西两大文明板块猛烈碰撞迸发的巨大火焰散射的一丝火花，则必是驱动文明运动、历史流变的历史伟力运作的必然结果，不是偶发的历史现象。所谓历史伟力即历史力学中指称的力，就是历史动力，马克思主义者谓之是生产力;韦伯学派说谓之理念、思想;宗教家谓之信仰。但就动态历史学或量态历史学而言，所谓历史动力，归结到最后，则是由四个基本的自然力，即重力、电磁力、强力、弱力，和四个基本的社会力，即生力、灭力、心力、物力的八个基本力量中的单一力或数种力交织互动形成的合力，而驱动历史前进的;历史上无一事件例外，当然也适用于本文所论述的主题。

　　历史昭示，人类文明的存续兴衰，最后归结起来，取决于终极的军事或兵事，即兵家所谓的攸关王朝、国家、民族、文明的存亡绝续的战斗力。孙子说，「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春秋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正是此意。

　　一部人类的历史，无一不是用血泪谱写的国家间、文明间、族群间的斗争史，无一不是软的心力和硬的物力这两种驱动力构成的综合战斗力的较量;力大者胜，力小者败;力强者打人，力弱者挨打，从而推动历史前进。历史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胜利，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败亡，其最后的决定因素就是力。(5)通观中国历史，可得出一条点破不破的历史铁律：古代中原是刀把子出政权，塞外胡人则是骑射出政权;到了近代，则是舰炮出政权;到了现代，毛泽东归结为一句通俗的名言：枪杆子出政权。这是人类历史演变的不易铁则，绝无例外。当然，不能绝对化，必须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无坚不摧的人心的软力量，才是对待战争的正确辩证观点。

　　主导中国专制帝制时代的孔孟儒道之失，在于只看到软实力的仁义，将仁义绝对化，不见兵，不知兵，不言兵，以致自唐宋以下，当儒道成为独领风骚的治国理念时，中原华夏民族自废武功，从此丧失了自卫自存的尚武精神，以致在内亚胡人面前不断挨打，成了胡人砧板上鲜美的鱼肉;终至异族蒙元满清先后入主中原，国破家亡，河洛文明从而走入历史。

　　简言之，儒道之失，正在于忘掉了心物的辩证观点，只讲心，讳言物，以致把仁义的心力绝对化。最典型例子莫若两宋时期(960-1279)，(6)胡汉两大文明的长期猛烈碰撞就是一种「力」的较量;(7)具体形象地说，就是草原马背上(8)牧民的「铁骑强弓」的战斗力同中原牛背上(9)农民的「步骑弓矛」的战斗力的较量。

　　这个「铁骑强弓」在辽阔的内亚叱诧风云、呼风唤雨的时代，长达七八个世纪，到了清朝胡人入主中原、一统中国而结束。此后下开(1840-1885)以「铁骑强弓」为特征的华族大陆农耕文明同以「船坚炮利」为特征的欧美海洋工商文明猛烈碰撞的时代，也即本文所论述的近代的大时代背景。1885年之中法战争是个分水岭，此战中，中国马江海战惨败，但陆战却取得胜利;此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陆皆败，中国传统之陆权时代从此走入历史，而成为西方海权时代的奴仆—日本只是个西方海洋文明认为不得认祖归宗的的杂种私生子，直到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依靠深厚的陆权传统，分别在朝鲜和越南击败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权，中华文明始得以在东亚重新崛起。(10)

　　海洋时代突出的特征是机器的动力取代了马的兽力和传统水师的风力、水力，而成为海陆战场上决定胜负的战斗力了;质言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科技的优劣，科技对兵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魏源早在《海国图志》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爰有智士，深思天地间空中运动流转之物，惟风、水、火三者，今风力、水力皆无可恃，惟有火力可借。火药之力能裂金石，震虚空，愈闷之则力愈大，岂不可以火轮代风轮、水轮乎?

　　于是以火蒸水，包之以长铁管，插柄上下张缩其机，借炎热郁蒸之气，递相鼓激，施之以轮，不使自转。既验此理，遂造火轮舟，舟中置釜，以火沸水，蒸入长铁管，系轮速转，一点钟时可行三十余里，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不论风之顺逆，风之有无，潮之长落，溜之上下，借阴阳之鞲鞴，施造化之鹿卢，巧矣! 极矣!

　　弥(美)利坚与欧罗巴隔海数月程。五印度与欧罗巴绕地数万里，而火轮遄驶不过四五旬。大则军旅，小则贸易，往返传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11)

　　这是本文所述的时代的大流，大化流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无法孤芳自赏，置身于此大流之外;否则只有永远沦为挨打、受挨骂、挨饿的悲惨命运;此即本文所谓之「在劫难逃」之真意所在。本文所论述的组建一支近代化的中英联合舰队，就是被迫纳入这个由西方海洋文明主导的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性的小插曲。

　　三是盖任何事物包括朝代、社会和文明，必然经历生老衰亡的过程，然后循环往复，但其间会有一段短暂的中兴时期，此即本文论证的同治朝中兴时期。(12)按照朝代循环论，每到大朝代的中后期，王朝走向全面衰微，内忧外患不断侵蚀王朝的机体甚至内核，但也同时激发了本能性的振衰起敝、奋发图强、挽救危亡的生命力，此即生灭力的辩证运作。同治一朝直到光绪初期长达二十多年的自强中兴运动(1860-1885)，就是这种朝代中兴的典范史例，清廷以慈禧(1835-1908)、慈安(1837-1881)、恭亲王(1832-1898)为核心组成的新的政治集团，年华正茂(都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痛定思痛，锐意图强，兴利除弊，贪污腐化根本没有发生的土壤和机会，俨然一派中兴气象!王朝从而转危为安，出现了短暂的相对稳定内外和平时期。在此大背景下，清廷决定采行魏源「师夷长技」的指导思想，引进西洋舰炮的利器，组建一支近代化舰队，进而大力发展军工业，达到富强目的。「中英联合舰队」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13)

　　四是西方以商立国的近代工商业立足于三大支柱——军事、科技、货币，三位一体，密切结合;其中军事又是其顶梁柱，海军更是顶梁柱的中坚核心。机器批量制造商品，形成源源不断的「物流潮」(包括商品和资源)的时代;蒸汽机推动近代航运业的革命，变海洋为坦途，无远弗届;货币便利全球通商贸易。物流的通畅，需要强大的海军保障安全，大英帝国建立强大的工业和海军，就是为了保证物流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都畅通无阻。英国积极帮助中国组建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其动机就是要为了要利用这支舰队开个头，打下坚实基础，以保证今后英国的物流在中国无孔不入，促进商贸活动。(14)这是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帝国主义之梦的续篇，是应有之义。

　　五是晚清启动的「师夷长技」的中国近代化运动，不是中国文明内在发展的自发要求，而是太平天国的内忧和西方侵略的外患所迫而不得不进行的一次救亡图存的举措。由于缺乏内在自发的驱动力，只能是被动的亦步亦趋，与外力驱动的力度成正比，近代化的快慢和深广度也随驱动力的大小而改变，一旦这种驱动力消失，则中国社会的强大惯性力又起作用，迟滞近代化的进程。「中英联合舰队」的组建过程，从开始到遣散，就是最好的例证。

　　六是中英联合舰队的组建，标志中国传统的国防格局和地缘政治发生数千年来未有之革命性的大变动，从传统抵抗三北胡人铁骑强弓的塞防，转变为抵抗东南沿海洋人船坚炮利的海防;近代中国被迫从习惯于来自黄色沙海的挑战，转向面对来自陌生的蓝色海洋的挑战。太平天国的内忧，虽然对组建近代化海军，起了临门一脚的触媒作用，但就建设近代海防、近代海军的长远目标而言，不是主因，外患才是主因，所谓「海患急则海防急，海患缓则海防弛」，正是此意;一旦太平天国灭亡了，此后来自海上的外患，加上正在崛起的东亚海霸日本的侵略，成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强大驱动力。推本溯源，「中英联合舰队」启动了这个革命性的进程。

　　七是组建「中英联合舰队」的时机发生于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这时在英国主导下对中国改采合作的外交政策cooperative policy，以便落实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新取得的特权利益，不再用武力打压，转而帮助清廷加速平定太平天国内乱，恢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帝国秩序，因而也有助于延长清朝的国祚。(15)

　　然而吊诡的是，「中英联合舰队」最终功败垂成的主因，就本文所述的特定的历史时段而言，却又应当归之于英国妄图借此机会，控制中国的兵权，加上英方当事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 Lay、阿思本Sherad Osborne个人妄图借此机会建功立业的野心，致使清廷不得不忍痛终止这次中英在组建中国近代海军上的合作。

　　八是两次鸦片战争在军事上的惨败，标志满蒙共有大清帝国赖以存立的武力，满人的八旗和蒙古马队，早已从时代的宠儿变成为时代的弃儿，取而代之的湘淮汉人的乡练团勇只不过起了一时的过渡作用，迅即让位于装备洋枪洋炮的新式军队。于此足见，决定国家命运的兵与戎，必须尽快进行近代化的革命性变革。「中英联合舰队」的组建，就是朝着这种变革的方向迈出了革命性的第一步，虽然是短命的第一小步。

　　九是由于中华帝国体量太大，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所以国小民寡的岛国英国和各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国家，纵令有近代科技之助，也自知无力鲸吞，只有蚕食分食。所以纵令海霸英国帮助中国组建「中英联合舰队」的目的之一，是要控制中国，但还须顾及其他在华国家，法、美、俄的利益，因此不能像在印度一样，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为清廷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创造了可能性和斡旋的空间，在组建「中英联合舰队」时也凸显了这一特征。(16)

　　十是中国近一两百年的历史证明落后固然要挨打挨骂挨饿，但中国数千年历史还证明一个农耕文明，除了挨打之外，还要挨抢被掠;这是缘于农耕文明「靠土吃土」，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安于现状，加上幅员辽阔，物产相对丰饶，无需对外掠夺，所以先天养成没有侵略性的基因，与人为善，和平共处;但反而让早期周边靠山吃山、靠草吃草、相对贫困、基本上无法自给自足、必须靠侵略掠夺、对外扩张才能生存发展的游牧胡人、后来加上靠水吃水的东洋海寇，害了急性眼红病，成为他们侵夺蹂躏的对象，砧板上鲜美的鱼肉;所以纵然文明发达也老是遭受侵略，古代长城的构筑就是出于本能性的防御自卫，避免挨打、抵御侵略。

　　但历史证明，长城只能防御于一时，不能防御于永久，宋代文明先进，但备受胡人欺凌侵扰，就是典型的富弱例证。推本溯源，问题出在手上没有自卫的利器，甚至在人文主义当道的氛围下自废武功，文弱不堪;近现代靠水吃水、既有先进的科技文明，又有船炮利器的西方商业民族国家，取代古代边塞的胡人和近邻的东洋日本人，成为中国新的海疆外患，使近现代中国人不但挨打、挨骂、还挨饿，三罪俱受。

　　必须强调，时移世易，当今之世，地狭民寡的岛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英、日岛国称霸的风光早已不再。今后将是洲际大国--中、俄、美、欧—四大称雄的时代，但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文明的势头仍盛，对中国广阔海疆的主权和利益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

　　自今以往，当效法古人构筑陆上万里长城，全力构筑固若金汤的海上万里长城，保卫中国辽阔海疆，进而整个东亚的海疆，捍卫中国主导的东亚文明新秩序。这将是未来世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本文的论证即立足于上述的十条假设之上。

　　注释

　　1、板块的概念借自地质学最新的板块构造理论(Plate Tectonics)，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文化、文明、文学、史学等人文领域的探讨研究，例如文明板块、文化板块、甚至文学中之辞赋板块说等。「中英联合舰队」属于历史问题，板块构造理论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概念和构成的子板块之间互动的动态概念(参见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1期 )，特别有助于深入说明「中英联合舰队」主要涉及的中英两大帝国板块和两大文明板块在中国碰撞的动态现象。

　　同时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历史力学中的涡旋论，十五世纪哥伦布揭开的西方海洋文明的涡旋运动，迅速聚集能量，形成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海洋文明涡旋运动，其辐射力和向心力强大到遍及全球的每一角落，远处地球东方的中国，也被遥远西方的英国辐射出的强大的涡旋运动的涡流卷入，而无力逸脱。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在劫难逃」的真意，中国挨打的历史力学所起的客观作用。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从文明的层面探索中国文明的前途，例如最新的一篇是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写的《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未来》，（《环球时报》（2016年4月15日），但该文只限于思想层面，而且论点还有可商榷之处。

　　2、魏源清楚认识到中西两大文明的异质性，并在其《海国图志》中随处作了比较，例如在《海国图志·贸易通志》，页449：「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其国所立规制以利上下者，一曰银票、二曰银馆、三曰挽银票、四曰担保会。……此四者皆西国恤商之政;而尤要者，则曰以兵船保护商船之法。」;

　　在《海防余论》，页345中又谓：「广东有通洋之利，恐有通洋之患，诸国熙熙，皆为利来。而英夷尤专为奇技淫巧，以易取中国之财。……即如商船，……散处海外，皆有大小兵船，时常巡徼，往来游弈，头目多有携眷，三五富人，群居咨议，欲占据其国之某地，告知国主许往，凑合钱粮，即抽拨各处之兵船，令往攻取。若战胜得地，其地利益国主与出资之人均分。」(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梁廷楠在其《海国四说》的自序中也对西洋商业文明持同样看法：夫西国之风气，惟利是图，君民每聚赀合财，计较锱铢之末，跋涉数万里，累月经年，曾不惮其险远。(道光丙午年(1846年)正月)

　　于此可见，中西两大异质文明板块的碰撞是其本质所决定的，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了，此即本文所谓的「天敌」之真意。传统中国一贯施行重农抑商政策，以国家的力量压制农业的天敌工(手工业)商业，但到了近现代，中国农耕文明却完全没有做好迎接这种武装了坚船利炮的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天敌的猛烈碰撞的准备。

　　本文将在以下各章节中就中西文明的异质性，作进一步阐述。

　　3、《孙子兵法》开篇。

　　4、《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

　　5、国家的目的在于设法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决不能不具备某种保证长治久安的的自卫武力、战斗力，特别是确保适存于战国时代的自卫利器。同治年间，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靠军功崛起的儒臣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敌我之间的较量，往往表现为武器和实力也即力的较量。近代的兵学大家毛泽东或《毛泽东兵学》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什么叫政权? 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并归结为颠扑不破的「枪杆子出政权」六字真言。当然，毛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讲的六字真言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枪杆子;质言之，马克思的哲学配上列宁枪杆子的革命实践，就成了无产阶级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法宝(参见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乌有之乡，红色文化网)所以，毛泽东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在军事领域，就是将「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儒家安邦定国的智慧，给予近代马列主义的诠释。

　　6、中国史学界对宋代在中国历史地位的评价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来看，主张宋代是个积弱屈辱的汉族王朝，从未统一整个中国，版图远较汉唐狭小，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宋代既弱又贫(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页1、15);另一种是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方面来看，高度赞扬宋代为中国的另一个伟大的盛世。例如史学大家陈寅恪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文集》，上海，1980)。邓广铭、漆侠等学者也持相同看法。美国中国学大师费正清甚至高度赞扬宋代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时代，使中国在工艺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精英文化方面，均领先世界各国」(《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2。原文页88)。另请参看龚忠武，《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增订版)》，载于各大网站，谷歌、百度、乌有之乡、红色文化网等。

　　7、所谓「力」的较量，其实质就是「速度」和「破坏力」或「杀伤力」的较量。拿中国中世纪胡人的铁骑强弓为例，其骑兵的速度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例如南宋人徐霆形容蒙古铁骑「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达林太，《蒙古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页108);十五世纪的史学家克拉维戈说：「这该死的民族骑在马上跑得那么快，要不是亲眼目击，任何人也不会相信。」(杨契维茨基，《成吉思汗》，页227)其强弓的杀伤力也远非汉人的弓矛可比。李鸿章清晰地认识到配备西方近代科技的炮舰其速度和杀伤力具有可怕的战斗力：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险不足限制。(参见下文中篇「明于理、迫于势」一节)这就是西方坚船利炮，释放出令人战栗的战斗力!

　　8、马的出现与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马使游牧经济成为可能，脱离畜牧，进入游牧，是草原文化的一次巨大的飞跃。所以，马的发明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大事，相当于机械发明是近代文明的革命性大事一样。

　　马的快速、机动、灵便、驯顺、草食，使草原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使古代的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农耕文明发起了致命性的严峻挑战。公元前800年，马具的发明，进一步发挥马的乘骑效用，提高了马的战斗力。

　　马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应该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戎狄，总结遭到华夏族驱离的教训，引进西方的骑马、游牧技术。到了战国末期的胡人，已经擅长骑射，不再是从前的戎狄了，以致迫使北方赵国的君主赵武灵王(前340年-前295年，战国中后期)于西元前302年发起华夏民族第一次之「师夷长技」，推动「胡服骑射」的重大军事改革。从此兵强马壮，而于西元前296年消灭中山，成为北方草原之霸主。(姚大中，《古代西北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页14-21)，

　　到了南北朝时期，马鞍、马镫、马缰、马蹄铁等马具的发明和改良，使骑士在作战时发挥惊人可怕的威力，由此而得「铁骑强弓」之名。到了西夏辽金元(1032-1404)长达四个世纪铁骑成为制胜利器的时代，马术更加精良(陶晋生，〈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于《中国通史集论》，香港学风出版社，页192)，加上游牧民族的马背习性，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铁的纪律，和不断进步的骑兵战略、战术(本文作者注：《成吉思汗兵法》就是以骑兵为主的一套战略战术的典范，与华夏以步兵为主的《孙子兵法》有本质的差异，《毛泽东兵法》兼取两家之长，辅之以马列主义之指导思想，加上他独创的人民战争思想而成近代兵学之绝学)，中原农业文明的牛背民族此后直到满洲的崛起，只有挨打的份儿了，虽然自秦朝数千年以来，为了防堵迟滞胡人金戈铁马的侵略，历代(主要是汉、金、明三个朝代)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精力修建了被1972年以来世界各国来访的贵宾叹为观止的「太不可思议、太奇观了」的万里长城(据一位长城专家说，现存的长城主体为明代修筑的，从鸭绿江的虎山到甘肃的嘉峪关，长达8851.8公里，但实际上算上无数纵横起伏、左右盘旋的支线，则长达10万多公里)，也未能阻挡更未能根本消除胡人南下牧马的势头，终至一亡于蒙元，再亡于满清。

　　于此可见，马，作为一种战争的利器，对中原王朝构成致命的威胁。虽然长城最终没有消除蒙满的金戈铁马对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实现她的战略任务，例如康熙皇帝，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内亚胡人皇帝，不无自豪地贬低长城对防御作用说，尽管长城固若金汤，还是阻挡不了满蒙的金戈铁马;他认为，治理天下无需依仗长城的险阻，应当施仁政、得民心。所以，此后不但长城停止修建，甚至还拆掉一段长达7.5公里的长城，从而标志长城从此完成了其防卫御敌的历史任务，走进人类文明的博物馆，成为后人观赏凭吊的一件无与伦比的亮丽展品。

　　纵令如此，但在她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是为汉族充分发挥了防御的作用;诚如一位长城脚下的汉族后裔对长城有感而发地颂赞道：长城就像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向世人展示他健壮的体魄和肌肉;也像一位伟大的父亲和母亲，以他博大的胸怀和强壮的身躯，为华夏民族挡风遮雨，顶天立地。

　　这段话，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一个汉族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长城情结和对长城的无限依恋和敬意;也反映了长城文化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机体和灵魂，塑造了中国人自守自卫的和平性格，同内亚游牧胡人和西方海洋商业民族剥削掠夺的侵略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9、牛最初被用作运输工具，牛耕始自春秋战国，汉代以后，得到推广和进一步发展。(曾雄生，〈宋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生物史与农业新探》)牛在中国古代，也曾被用作战争工具，早在皇帝时就曾驱逐牛群冲锋陷阵，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火牛阵之说。但终因其形体笨重，不适于战场的快速机动之战斗，以致被马取代，退出战场。

　　10、可以说，毛泽东颠覆了这个靠炮舰支撑的海洋文明呼风唤雨的时代，在毛的领导下，新中国凭借中国深厚的陆权传统，两次挫败了当今海权超强美国，一次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次1966-1975年的抗美援越战争，从而奠定了中国崛起的不可逆转的势头，恢复了世界上理应受人尊重的大国地位;并从此彻底颠覆了近现代世界战争的天平，倒向争取自由独立的人民解放战争，改写了近现代国际战争的规律。这些功业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杰作。

　　现在让我们借用权威的西方军事院校，美国西点军校现职的教官，对1950年代初的那场朝鲜战争的讲解，作为有力的证明。他着重地讲了下列几点，大意是：一是战争本身，美国是当时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而其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败一个方从长期内战和对日战争中脱身的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二是参加朝战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第八军团、陆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的王牌军、常胜军。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尤其是在对美国极其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败，而且输的很惨。三是这场战争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麦帅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是西点军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朝鲜战争。而他的对手竟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完全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革命家毛泽东。毛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四是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毛泽东化、革命化的中国军队，竟将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变成了一群「狮子」，这群「狮子」般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五是作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无论从战争知道思想、战略谋略、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我们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是什么丢脸的事。六是如果有一天，中美两国不得不再打的话，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新华网》，军事频道，2015年02月28日)

　　所以可以说，从军事层面上看，不像时下流行的大国崛起于海洋的看法，新中国却崛起于陆权、大陆战争，不是崛起于海权、海洋战争;朝鲜战争是中美各自在陆权和海权支撑下进行的传统的阵地战;越战则是中国在陆权支撑下进行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同美国海权支撑下的现代化陆海空立体战争的较量，而后者以完败退出战场。这两场彻底改变国运和世运的对外战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常被过分强调其反帝意义而模糊忽视了其军事上深刻的划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参见下文一、导论、2、四字真言，注释2。

　　11、魏源，《海国图志·贸易通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447。

　　12、参看 Mary Clabaugh Wright ,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 1874，第四章The Idea of a Restoration，英文页43-67;中译本，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刘北成、郭小凌、崔丹等译，芮玛丽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页54-85。为了本文的目的，特将1862至1874年的同治中兴时期延长至光绪朝中业，也即起自同治初年止于中法战争。书中对中兴和维新的意义作了区别，并对中国历史上的历次中兴，作了细致的权威论述。关于师夷长技的部分，参看原文本，页214-221.;译文本，页267-271。

　　13、同上。

　　14、李鸿章至少在1863春就逐渐认识到，西人来华，意在谋取商业利益，并不在于直接占领土地。参见刘广京:《儒家爱国者》 (Liu kuang—ching，The Confucian Patriot and Pagmatist:Li Hong—chang’s Formatic Year。1826～186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1970)，页30。)。左宗棠也多次指出这点。实际上，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早已明确指出西方来华的通商谋利意图。

　　但李鸿章同时亦认为，「若辈贪利狡猾，究其国之君臣未有占我土地之意，仍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34。)「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3)，也即也有侵占土地之可能。

　　15、1864年合作政策正式出台，但英国作为在华列强的领头羊，早在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由于从清朝取得了更多新的特权，决定对中国放弃坚船利炮的武力施压政策，转而推行一种笑脸互利的「不干涉和有克制的(non-intervention and moderate)基本合作政策，以便将这些特权落实。所谓互利，对清朝而言，利在有了一个相对友好和平的国际环境，西方在华列强争相帮助平定内乱，巩固中央政权，从而可以全力推行自强运动，中英联合舰队的组建也是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外交的气氛中才成为可能;对列强而言，利在恢复帝国秩序，以便落实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大力促进其在华的商贸活动。(详情参见芮玛丽对此政策完整权威的论述，Mary Clabaugh Wright ,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 1874，第三章The Cooperative Policy，英文页22-42;中译本，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刘北成、郭小凌、崔丹等译，芮玛丽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页23-53)当然，列强帮助清朝推行自强中兴运动的本意，根本不是要使中国成为同他们平起平坐的强国，而是怕清朝太弱，无力维持帝国内部的稳定。(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78年第6版，页61)

　　16、李泰国在1863年春前往中国途中，路过法国，欲争取法国对「中英联合舰队」的支持和参与，结果一无所获，空手离开巴黎前往中国。另外，由外文军事史，称阿思本舰队为吸血鬼舰队Vampire Fleet，可见他们对这支舰队的不满，对英国人的贪婪的嫉恨。(详见下文中篇、下篇)

上篇

　　分目录

　　一、导论

　　1、历史的巧合—昔有合作时代、今有黄金时代

　　注释

　　2、体现近现代中国国运的四字真言—坐陆依海

　　3、初步面向海洋的壮举—-组建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之梦

　　注释(2、3节合并)

　　二、中英王霸相会于承德避暑山庄—初度礼上文斗

　　注释

　　正文

一、导论

1、历史的巧合--今有黄金时代、昔有合作时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10月20至23日在英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超级国事访问」，受到英国皇家最高规格的隆重接待，(1)开启了英国首相卡梅伦Cameron所谓的中英两国关系史上的「黄金时代」，并正式写入《中英联合声明》(全称《中英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真是不打不相识!诚如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The Tempest)的戏剧中所说的「凡是过去，皆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中英近代两百年的关系史，不就像是一场暴风雨嚒，毕竟时过境迁，都成往事，但愿成为今后两国不打不相识、化敌为友、构建彼此合作的「黄金时代」的华丽史篇!

　　这次国事访问，除了「黄金时代」与「合作时代」的巧合外，还发生了一件更奇妙的历史巧合;即其始作俑者或者是整个事件的操盘人，是Cameron首相的财务大臣(据说是未来首相的接班人)，阿思本(GeorgeOsborne)，是他为这次中英「黄金时代」的序幕做了细致的大量穿针引线的工作。(3)这让人不由联想到150多年(1862-63)前，在中英关系史上，也曾有一个财务大臣的族人、引领风骚的历史人物叫谢拉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e的人，协同李泰国Nelson-Lay、赫德Robert Hart二人，组建了一支「中英联合舰队」，(4)也谱写了中英第一次的「合作时代」的篇章，虽然是悲剧性的短命合作，但却揭开了中英合作建设中国近代海军的序幕!

　　这个阿思本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被任命为中英联合舰队的舰长。可惜舰队最后被遣散了，流产了，是中英合作历史的遗憾!

　　英国今天的国力虽然远不如昔日，岛霸雄风早已不再，无力再呼风唤雨，但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独领近代世界历史风骚一两百年的英国人，其洞见历史先机、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开创历史先河的胆识，迄今仍然为世人所推重。例如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家乡富尔顿发表的反苏、反共演说，首先打造「铁幕」一词，正式拉开了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序幕。(5)所以深受英国此种深厚传统熏陶的卡梅伦首相和阿思本财相，其打造的中英的「黄金时代」一词—甚至扩大而成为中欧的「黄金时代」，当非凭空的虚谈，也应该是很靠谱的，是应该具有很大程度的前瞻性和预见性的。这是促使作者撰写本文的主要原因和愿望。

　　综上所述，上次「中英联合舰队」标志的合作时代已距今一个半世纪了，但却仍然值得我们重温这段旧事，因为它传达了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的三大时代信息或三大问题和鲜活的现实意义：一是中西海陆两大文明的激烈碰撞的后续剧本远远没有结束，甚至从人类文明互融的历史长河来看，可以说仍然处在初期阶段;二是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先河，但仍然任重道远;三是中国此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淫威下日益沦为次殖民地地位，国难日深、民瘼日重，受尽了挨打挨骂挨饿的国耻，至今还没有完全画上句号。所以是一个仍待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课题。

　　需要强调，单就这只舰队组建过程的本身而言，前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而且相对而言，其过程并不复杂，所以只是个小题目。但一石激起千重浪，所以值得小题大做，揭示千重浪所涉的各个层面。迄今两岸史学界对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已做了充分研究，(6)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论述本文引发的上述三大问题的历史进程及其历史意义和文明意义。

　　注释

　　(1)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邀请，于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对英国进行10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英国进行的「超级国事访问」。次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并在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Horse Guards Parade)主持皇家「罕见的」盛大仪式，以昭隆重。此外，白金汉宫的国宴和上下议院演讲，下榻白金汉宫、王室三代出面接待，英相陪同访问曼彻斯特等，都是英国接待国宾的最高规格。以商贸立国的英国，一向精于算计;以主导世界秩序近两百年的老牌帝国的丰富阅历而言，对于世界历史的潮起潮落，有本能性的预感，所谓老马识途，现在如此看好中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不得不令人重视。

　　(2)《联合声明》第二条: 双方一致认为，作为今年高层交往高潮，习近平主席对英国事访问为中英关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英将共同致力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访开启了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这个名词，是卡梅伦首相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明确提出的。他强调说，英国愿成为日渐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的盟友，所以英国愿在中国的货币以及其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今年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宣布申请成为中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并在客观为众多西方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的原因。这就是在为黄金时代的构筑添砖加瓦，充实内容。

　　反观在「黄金时代」的光环下，中国新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按习近平的定位，是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质言之，就是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习近平的英国之行，选择在当年以殖民和制定规则崛起的老牌帝国来彰显中国新国际战略，虽然在中方看来不乏象征性的意义，但也对这个黄金时代寄予厚望，特别是期盼在重构全球治理体制的新「峥嵘岁月」时得到英国的鼎力相助。质言之，中国期盼两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使这次访问成为「中英关系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受到普遍关注的是核电、高铁项目，以及在人民币国际化大背景下的中英金融合作。例如在具体的经贸领域，两家中资企业，中国广核集团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参与投资英国Hinkley Point核电站项目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参与英国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规划。这都是高科技领域。(详情参见2014年李克强访英时公布的《中英联合声明》和这次2015年习近平访英时公布的《中英联合声明》)

　　反观本文论述的150年前中英在合作时代携手组建中英联合舰队时，中国只出钱，而英国则出人、出技术，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真是令人不禁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之叹!

　　(3) 英国财政大臣暨首席内阁大臣(First Secretary of State)乔治·阿思本(George Osborne)素有「铁腕财政大臣」的绰号，2015年9月专程赴华，为习近平访英铺平道路。同年春季，是他排除了英国外交部的反对，促使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他表示英国将与中国站在一起(stick together)，共创两国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所以他是这个名称的始作俑者，是这个中英两国新时代的主要推手。

　　据白厅(White Hall，英国政府办公中枢所在地)消息，英国广播公司(BBC)中国总编辑凯瑞(Carrie Gracie)指出，「阿思本主义」(Osborne Doctrine)这个词的确代表英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战略性转向，由财相阿思本在首相大卫·卡麦隆(David Cameron)首肯下扮演主导角色。

　　据阿思本所言，英国希望中国将在10年内成为英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他表示，中国逐渐成熟的经济结构与英国出口的强项相应合，而英国的基础建设也可让中国投资者稳定获利，因此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比如，9月22日，阿思本在中国上海证交所发表演讲时，共七次提到中英要「在一起」，明确提出「英国希望成为中国在西方的最佳伙伴」，在行程中多次呼吁中英要「再创一个黄金十年」。抑有进者，英国期望自己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朋友，并指出中国亦能由英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获益，将是另一个更广阔的双赢局面。

　　(4)这是从Anglo-Chinese Flotilla or Sino-British Flotilla (Squadron)翻译过来的的，有的中文译为「英中联合舰队」，本文之所以译为「中英联合舰队」，是正本清源，因为舰队的主人本来就是中国，不是英国。

　　一般称之为Osborn Flotilla「阿思本本舰队」、或Lay-Osborn Flotilla「李泰国阿思本舰队」。这样的称谓，易于使人误以为是一支英国人的舰队，同舰队的主人中国毫无关系;因此，从中国人立场出发，译为「中英联合舰队」是合宜的。也有称之为Euro Chinese Navy「欧中海军」，甚至有的外国军事史贬之为Vampire Fleet「吸血鬼舰队」。

　　作为这支舰队主人的中国，当时只是泛称之为轮船或兵轮，还来不及命名就被遣散了。

　　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事出偶然，但居然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又出了个类似的事件，即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要同中国搞个「中苏联合舰队」，当然被中国断然拒绝了。

　　（5）1946年1月，英国前任首相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富尔顿演说后不到10天，斯大林发表谈话，严厉谴责丘吉尔和杜鲁门非常像希特勒，演说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的「冷战」宣言，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前奏曲。

于此可见，这个颇有大英帝国全盛时期首相雄风的丘吉尔首相的演说，是多么富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于此也可见，英国头面的政治人物的前瞻性预言，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6）这是一个小题目，洋务自强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虽然当时颇为轰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注意。迄今已经对之做过详细专题研究的中文论着有吕实强的《阿思本兵轮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世所，1958年）和《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龚忠武的《从中文档案中试探「阿思本兵轮」遣散原委》（作者于1960年在吴相湘教授的指导下，撰写的台大历史系学士论文，纯为年轻时的一篇习作。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大幅改写而成，但毕竟因非个人日后专研的专题，因此仍然有不少有待增订补充之处）；杨智友，《中国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2014年。英文论着有Jack J. Gerson着, 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1854-1864; 李与中英关系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47。至于涉及这个问题的中文论述，散见于下列著作：蒋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呉干兑，《「阿思本舰队」与英国侵华政策》，《上海市历史学会1982年年会论文选》。又刊《历史教学》1984年第8期。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4年第10期。增补文《英国政府与「阿思本舰队」》，载夏良才主编《近代中国对外关系》（《近代史研究》专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雷颐，《历史的裂缝--阿思本舰队事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骏杰，《清廷购买英舰流产记》，《环球时报》，2015年5月11日，等等。英文散见于：Osborne Flotilla 和Lay-Osborne Flotilla；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H.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W.A.P. Martin, A Cycle of Cathy、Fredrich Wells Williams, Anse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Morse and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y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刘北成、郭小凌、崔丹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Osborne Flotlla；Lay-Osborne Flotilla；Our interests in China, By H.N Lay, C.B；Gerson, Jacob J, Horatio Nelson Lay his role i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849-1865,Thesis (doctoral)--University of London, 1966.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6。

本文是旧作古代史，《寻根问祖》和《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和近代史《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的续篇，姐妹作，希望借此能将中国的上古、中世和近代贯穿起来。所以建议阅读本文时，最好能够参照前三篇一起阅读，或可产生意想不到的中国历史的整体感。

2、体现近现代中国国运的四字真言(1)——坐陆依海

　　一部近现代的中国史是用中国人的血泪谱写的屈辱史，往事不堪回首!但一个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民族，必须勇敢、虚心、诚实地面对过去!

　　1840年以来，也是这个英国，一个位处遥远世界另一边的西方小岛国，漂洋过海，不请自来，粗暴地强力撞开这个古老东方大帝国的国门。在这段将近两个世纪噩梦般的漫长岁月里，目睹时艰、感时伤怀的有识之士，无不在焦思苦虑，探索富国强兵、振衰起敝的非常之见、非常之策，非常之法;早自太平军的农民革命，再到洋务、维新立宪的改良运动;中经同盟会、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到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在这一段血

　　泪交融、甘苦备尝的求存图强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黑格尔说，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步显露其内核，人们也随之不断提高其认识。就时下的学界和理论界的共识而言，综合这将近两百年来国人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所作的艰苦理论探索和百折不回的实践努力，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简言之，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海洋，就是向海洋大做文章;就近现代中国而言，其意为轻海则弱，依海则强;(2)但就21世纪以后之中国而言，鉴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和科技的日新月异，特别是高铁的异军突起和「一带一路」的经济大战略将欧亚大陆板块有机地连为一体的迅猛惊人发展，更衍生

　　为四字真言：坐陆依海;意即陆海双栖，富国强民。

　　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百年大计，长治久安、富民强国之道，尽在其中。(3)至于二十二世纪之后的中国命运，那是我们后人的事了。

　　上述两个层次或阶段的真言，总体上诊断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痼疾顽症，并开了疗治的良方。必须强调，这是纯就中华民族(4)赖以存立的、纯按自然力—引力、磁力、强力、弱力—运作的自然地理形势和生态历史学概而言之的;至于同样重要的、按社会力—生力、灭力、心力、物力--运作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非自然因素，各家各说，莫衷一是，难有共识，已超越本文论证范围，姑且

　　从略。

3、初步面向海洋的壮举—-组建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之梦

　　同治初期(1860-1863)，中国首次迎来了走上这条面向海洋的富

　　强之路的一个历史契机，清廷曾经试图借助当时海霸英国的工业和海军力量，组建一支世界水平的近代化海军舰队(5)，即「中英联合舰队」又称「阿思本舰队」以期内平太平军之乱，外拒列强侵略，从而做着初步迈向海洋的美梦。但是由于种种国内外的原因，这支舰队从筹议到组建完成，前后不到两年，迅即如一道彩虹消失于历史浩渺的天际，以致事与愿违，美梦终成画饼。

　　本文的重点，不在论述这支舰队组建的过程，而在论证通过这次壮举，一石激起千重浪，启动了中国面向蓝色的海洋，走向海洋的

　　努力，一次做着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的美梦。

　　成也匆匆，去也匆匆，中国最终丧失了一次难得的走向海洋的历史契机，难得难免令人低徊惋叹不已，为后人留下许多待解的谜团!

　　注释

　　1、借自佛教，蕴含看不见的历史老人魔手操控的自然力和社会力合力体现的历史真相的奥义，历史的内核。

　　2、远的不说，近代深受安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熏陶的海权论之父、美国海军战略学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敏锐地指出海洋与富国强兵的密切联系，「海上强国是建立在贸易大国的基础之上」。(参见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890-92)在中国发此高论的是明初航海事业的先知前驱郑和(1371-1433)，他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徐质斌：《海洋国土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0、64页。)青少年时代受过美国教育的孙中山也说过这样的名言：「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页)(另参见林宏宇，《中国海洋战略困境历史现实与未来》，2012-12-13)当然，这是指近现代的世界历史趋势，(参看Paul Kennedy, The Rsi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y Mastery, New York, 1976; Paul Kennedy，The Rsi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1987;Colin S.Gray, the Leverage of Sea Power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of Navies in War,New York, 1992)中世纪是游牧文明的天下和农耕文明的天下，至于古代，更是以秦汉大帝国为代表的农耕农牧文明的天下。(参看，Owen Latimorre, Inner Asian Frontier)只是时移世易，到了近现代的四五百年，欧洲海洋文明才独领风骚，叱诧风云。(参见上文前提示性假设注释(10))

　　3、至少从2004年以后，也即中国历史的演变日益展现其内核，中国的安全思想逐渐偏向海洋发展。随着经济增长，中国越来越依赖海洋促进经济造福民生。为提高「综合国力」，中国显然需要出入世界各大洋。除了能源，中国也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2008年以后中国一直是粮食净进口国。同能源一样，这基本上依靠海上交通线。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另据海关统计，从2013年开始，每年贸易总量4万亿美元;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4.59万亿元 (人民币，下同)，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进口10.45万亿元。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海上运输实现，而中国进出口货运总量约 90%都是利用海上运输。巨额的进出口贸易催生巨大的海上运输需求，而港口又是海上运输的重要依托。于是中国同时也成为世界第一大海运国，拥有着世界最大的远洋船队和规模最大的远洋造船规模;作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有上百万中资企业和机构人员在海外工作;世界五大港口中，中国占了三个。这一系列数据在在有力地证明，中国现在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海洋大国甚至是在某些方面，还是海洋强国。但中国依然是一个深入内亚的大陆国家，这种陆海兼备的地缘优势，决定中国今后国运的这种坐陆依海的大趋势，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而日益增强，而不是削弱。

　　4、之所以用中华民族而不用华夏民族，盖自两宋以后，中国的历史中心已经从中原的华夏汉人河洛文明，扩大而为中原汉人和内亚胡人融合的幽燕文明也即中华文明。这个进程至到代表内亚胡人的满人入主中国而完成。此后概称中华民族，华夏民族已是历史。

　　5、这里所谓的「近代化」，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船舰的科技和体制理论思想的层面，一个是海战层面。关于第一个层面，就本文题旨所论述的历史时段也即十九世纪中期前后的世界历史时段的海军水平而言;质言之，指当时世界先进海军的科技水平，例如当时先进舰体的材料、动力、配备的武器装备等，以及先进舰队的指挥、理论、操作体制、战法、兵员和操作人员等。按照这样先进的水平组建的中国海军，即本文所谓的近代化。

　　本文所论述的19世纪50—60年代期间前后的一二十年，正当世界海军从木质帆船向钢质蒸汽舰转变的历史转折点，人类历史上主宰海洋数千年的古典风帆正在隐退。卢坤、林则徐所称的「船坚炮利」，还只是制造精良的旧式帆船和前膛炮。最早的蒸汽轮船，是英国人赛明顿1802年研制的，1820年第一艘铁壳蒸汽船问世。1829年奥地利人莱赛尔发明了螺旋桨，后来美国人斯托克顿又设计了第一艘螺旋桨战船。技术的急速发展，使得世界海军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待到装有可旋转炮塔的大口径后膛炮的铁甲舰驶人大海，海战便真正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在军舰向蒸汽动力发展的同时，火炮的研制也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世界上最早的火炮虽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传到阿拉伯和欧洲后，制造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1821年，法国人帕克斯发明了爆破弹。1829年法国军官蒂芸里发明了套筒炮。接着，英国的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和惠斯沃思又分别造出了质量很高的后装线膛火炮，能够击沉铁甲舰。这是当时世界近代海军战舰的水平。

　　关于海战的层面，远的不说，就本文所涉的时代也即19世纪初至中叶而言的四次大海战，奠定了近代海军的发展方向。第一次是在1805年的10月英法大战，在西班牙海域，两支庞大的舰队迎来了决一死战的时刻。经过多天的追踪，英国地中海舰队在李泰国的外族祖Horatio Nelson将军的率领下，终于盯上了死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只见英国海军旗舰的尾楼甲板上，一位双独(独臂独眼)将军悲壮地跃上桅杆，一声令下，英国军舰排列为2路纵队，犹如两把利剑，同时刺向法西联合舰队。最终，英国人取得了这场风帆战舰时代空前规模海战的辉煌胜利，李泰国的外族祖为日不落大英帝国的海霸地位，立下了奠基性的不朽功勋。此战也为风帆战舰的时代画上了句号，从而进入近代铁甲舰的时代。

　　第二次海战是1853年爆发的俄、英、法、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其中的锡诺普海战是欧洲首次使用汽船和爆破弹的一次大海战，标志着近代海战的开始，帆船舰队虽然仍然参战，但已完全不承担主战作用了。

　　一年后也即1854年，英法联合舰队驶入黑海对抗沙俄的黑海舰队，法国第一艘使用螺旋桨推进的蒸汽-风帆旗舰，航速顶风时可达11节(一节等于1海里/小时，也即1.852公里/小时)，平时可达14节，疾驰如风。同盟军400艘战列舰和运输舰组成的编队，将一支62000人的部队送到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以南约30英里的耶夫帕托利亚登陆。其速度和运送兵员的能力，充分显示出蒸汽船发挥了海洋战争划时代的巨大作用。战果清晰证明，木壳军舰的船舷经不起新式炮弹的袭击，由此也促进了铁甲舰的问世。英法联合舰队在战斗中使用了浮动的装甲炮台，虽然屡屡中弹却没有造成重大损失，遂成为近代炮舰的雏形。

　　接着，第三次的标志性海战是1862年也即本文所述时段的美国内战时双方使用铁甲舰进行的海战。虽然展开了激烈的对射，然而炮火对彼此的铁甲似乎都没有造成多大破坏，事实有力地证明钢铁建造的军舰是海战的利器。

　　第四次是1866年爆发的意大利与奥地利的战争。双方海军在利萨岛展开西方铁甲舰队之间第一次的大规模交战。奥地利海军上将特拉特霍夫打破数百年来西方海军战术一直遵循的单纵队原则的教条，改采上述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海军上将在1805年拉拉迭苎加角海战中采用以两个纵队横向机动拦截分割的新战法，以三列楔形队型扑向意大利的单纵队，经过激战，大获全胜。

　　西方海军就是在这一系列血与火的大海战的锤炼下，急速地走向近代化，为当时的世界海军树立了近代化的标杆。而这时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传统水师却仍然懵然不觉，停滞在木质的帆船时代。

　　这时清朝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海軍主要是依靠舊式的水師，清朝舊制水師所使用的戰船種類繁多船型複雜無比，外海戰船就有28種;內河戰船更多達30到40種。清廷最大的戰船規格如下：排水量不到250噸，長11丈餘，寬2丈餘，桅高20至27米;置前膛砲10門，乘員不到100人;船體為松杉木質製造，方型布帆。而無論那一種船型都是行動遲緩，火砲射程近又失準，相对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完全談不上有什麼戰力，只有挨打的份。

　　當時清朝全國水師的外海戰船共約930艘，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敵前的水師兵力共約10萬人，大小戰船約700多艘。各水師營都是由當地的總督巡撫管轄，並無全國性的海軍組織。。重陸輕海的清廷更花費大量的資源建設陸地砲台，裝備了兩三千門的海岸防衛火砲。但這些數字龐大的传统水师軍力在英國16艘近代化蒸汽戰艦的面前，形同虚设，完全不堪一擊。

　　落后就要挨打，接下来的百年屈辱历史，就是最好的注脚。远远落后中国的水师，不论是自愿的或被迫的，只有急起直追，向先进的西方海军学习看齐。

　　必须强调，本文在追述这段追赶过程时，固然认识到当时人的落后无知和政权的腐败贪渎;但更实事求是，体谅同情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和农耕文明基因根性的制约，而不是一味地苛求苛责于古人前人。

二、中英王霸相会于承德避暑山庄(1)——礼上文斗

　　如上所述，本文论证的「中英联合舰队」的命题，除了涉及中英两国之间表面的军火交易之外，还涉及中西两大文明相会或碰撞的深层问题，就是前者发生的历史和时代大背景。

　　首先从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对海国的心态来看，这就涉及到文明层次的问题。从世界历史来看，清朝中叶，也即自乾隆晚年到同治初年这段将近半个世纪的期间，在东亚范围，正是西方的海洋商贸文明同中国的农耕游牧文明这两大异质文明开始接触并日益猛烈碰撞的时期。

　　长期生活在中原农耕文明的汉人和长期养成内亚游牧文明习惯的满人，对于海洋文明自然都是陌生的。由陌生到交往，从敌视到认识、从斗争到良性互动的合作，需要经历漫长时间的磨合，短则数十年，长则上百年、上好几个世纪;磨合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崎岖坎坷，血泪斑斑!

　　在中国历史上，胡汉的斗争融合花了数千年的时间，一部万里长城的史诗就是最好的见证。儒佛两家的共存互容，也花了上千年。中西华洋两大文明的碰撞磨合融合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乾嘉道咸时期，只是两大文明—中国的王道农耕文明和英国的霸道海洋文明--开始实质性的初步接触而已。

　　就拿乾隆晚期的1792年9月-1794年1月英国的乔治·马嘎尔尼伯爵使团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2)，作为大英帝国的代表、更是间接作为西方海洋文明的代表，以庆贺乾隆(1711-1799年)八十大寿的名义，初度来到中国所经历的曲折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首先碰到的双方见面的礼仪，陆上之王的中国，王有王礼，海上之霸的英国，(3)覇有霸礼，王霸很自然地在礼仪的形式问题上很认真地文斗起来。中国一向自视为「礼仪之邦」，等级森严，外邦来朝的见面礼仪十分讲究，丝毫马虎不得。所以强调马嘎尔尼必须按中国朝贡体制中番邦使者前来觐见天朝天子的硬规矩，行「三跪九叩」大礼。而海上的霸主英国，也是一个爱在礼仪上斤斤计较的国家，其倨傲程度绝对不在中国皇帝之下。(4)岂肯入境随俗，低声下气，任凭摆布。

　　但乾隆爷丝毫不肯通融，宁可不见，也不许失礼。经过双方的反复沟通协商，斗而不破，终于想出了一个兼顾王霸礼仪的折中办法：英使见乾隆行免冠、屈单膝、深鞠躬之礼。一场礼仪的文斗，总算和平收场。

　　但马嘎尔尼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来华开拓商机，所以一旦形式性的礼仪问题解决了，便向乾隆爷递交了国书，提出了七点实质性的「通商」要求：1、准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从事贸易；2、允许英商在京师设货栈；3、划定舟山附近一小岛，作为英国商船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4、在广州附近辟出一地，准许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5、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享受减免税特权；6 、粤海关除征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并要求中国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7、英国教士到中国传教。（5）与通商有关的要求可以商量，但一旦有损国家主权、尊严的事，乾隆岂可自损十全老人之美名，当然断然严词拒绝：天朝尺土皆归版籍，国土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划界分疆，各有所属。此事尤不便准行。（6）

但是就本文的题旨而言，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马嘎尔尼使团献上多达600大箱、象征西方文明水平的丰厚寿礼：其中文的有代表工业革命成果的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机器制品，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天体运行仪（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地球儀（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远航的航海路线等）、圖書、绘画等；武的例如礼单中开列有英王特意炫耀大英帝国海上霸业、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具有摧枯拉朽、威力惊人的「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此外，虽然不在礼单之列但更具威慑力的是停靠在天津白河口的马嘎尔尼的座舰「狮子号」炮舰，装有64门大炮，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军舰。

　　远道的贵客们心想，这些力足以屠城灭国的近代化兵器，应该会在中国的皇帝、帝国的决策者和兵学家们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他们的敬意，从而作出有利于开拓英国在华商机的善意回应。

　　覇有霸业，王也有王业;然而英国客人却满脑子都是自己的霸业，完全不了解当时清朝的文治武功，正处于中国历史盛世的巅峰，文则有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四库全书，武则有乾隆的十全武功(7)，疆域辽阔，王业之盛，超迈汉唐，辉耀千古，就是按现在计算国力的GDP而言，当时的中国也可算得上是富甲天下(8);朝野上下，意气风发，志得意满，自我感觉良好，自然不会把万里之外的海霸献上的这些从未见识过的什么「洋玩意」，「奇技淫巧」，放在眼里。马嘎尔尼也驚嘆清朝热河行宫中的物品丝毫不输於他们從英国带來的禮物，才晓得乾隆对他精挑细选而献上的「所稱奇異之物」的寿礼，「只覺視等平常耳」，确非虚言(9)

　　甚至就连在十全武功中战功彪炳的军事行家的大将军、马背英雄福康安，也认为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岂能同称雄内亚、所向无敌的满蒙铁骑强弓的威武雄师，相提并论。所以，当马嘎尔尼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西洋新式火器操法，但被福康安回绝了。福大将军表现出的「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奇之处」(10)的倨傲十足的轻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英使团携带而来展示工业文明实力的国礼如望远镜、火枪、西洋船模型等国礼，和珅、福康安也觉并无奇异之处，视为平常，就当作奇珍异玩，奇技淫巧，收藏在圆明园的仓库里从此不见天日，遑论格物致知的近代科学技术!1860年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在地下仓库里居然发现了这批「贡品」，这批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的国礼!(11)

　　然而，鉴于兵圣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云：「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12)，官至大将军、系天下安危的骑射英雄福康安的慧眼，竟然不识西洋兵器之门道，可见囿于「弯弓射雕」的传统，充其量只是个过时的一介马背武夫，完全不具有战略眼光，算不得帝国之干城良将!只是一个大时代的过客!也可兆示此后清王朝、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农耕文明长达数百年的噩运!

　　而且，历史的吊诡在于反观乾隆那个时代的欧洲学者思想界竟有许多中国迷，认为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其中之佼佼者如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并有幸以肩负西方海霸的英王使者和西方海洋文明的使者的双重身份前来，礼貌性地叩开中华大帝国的大门。（13）

更让人惊奇的一个插曲是，乾隆在当时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当时世界各国的权威地理图志的《大清一统志》上，竟然没有找到「英吉利」这个国家。（14）于此可见，清朝的中国同英国的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认识上的，闭塞视听；这时海洋文明的霸主的英国同农耕文明之王的清朝中国，都自认为自己就是天下，一个在海上称霸，一个在内亚称雄，都沉浸在自己的帝国梦乡里！

　　于此可见，像今天我们后人所唱的「落后挨打，轻海则衰」这样贬责性的高调，叫陶醉于十全老人的乾隆和他身边沉浸在盛世氛围里的文臣武将，如何能够听得进去?如何能够认真对待?乾隆这一代的中国人头一次见到陌生的海洋文明，怎么能够认识到其中的水有多深，蕴藏何种玄机?这需要一段过程，一段漫长的过程。

　　概而言之，乾隆自视为东方大陆的王者，而英国自视为西方的海霸，王霸的这次历史性相会礼尚往来的文斗，造成主客的不欢而散，留下历史性的遗憾;英国在文斗上实现不了打开大清帝国的目的，等待的必将是兵戎相见，海上的武斗一途了。(15)

　　这次短暂的王霸相会，就像冰山一角，揭示中华帝国和中华文明已经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同时标志中国农耕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两大板块碰撞时，前者已经开始由极盛走向衰微，独领东亚风骚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江河日下，从此走到尽头，风光不再，而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文明，朝气蓬勃，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将在东亚取而代之，独领风骚!

　　注释

　　1、有意思的是，清朝决定在热河行宫而不是在北京的紫禁城正式接待英国贺寿团;换句话说，清朝是在朝贡体制下将英国作为一个外藩来接待的。在清朝，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为内属藩部，也有宗藩关系的外属藩部。在这里随围朝觐等活动主要是指和清朝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属藩部。乾隆时期到避暑山庄入觐的藩部属邦，除蒙古诸部外，还包括卫拉特的杜尔伯特、辉特、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台吉;吐鲁番、回部、喀什噶尔郡王、阿奇木伯克;青海扎萨克郡王;哈萨克、布鲁特、朝鲜、缅甸、南掌、英吉利等国使臣。比起康熙朝来，不仅内属藩部的阵容加大，外属藩部的朝觐亦有在热河为之者。乾隆时期，避暑山庄内的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卷阿胜境殿、万树园等处均为皇帝接见各少数民族首领及各邦使臣的主要场所。试想，这时已经纵横海上、不可一世的海霸英国，岂能容忍清朝对她如此的轻轻慢羞辱?但是使团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尽量完成这次来华开拓通商机会的任务。(王佩云，《激荡中国海—自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北京，2010年，页51)

　　2、一般史书都认为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乔治•马嘎尔尼为正使，乔治•斯汤顿（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这里按英文人名词典翻译，档案史料上译为「司当东」）为副使，是以给乾隆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名义出使中国的。但也有人说，实际上并非如此；之所以产生祝寿说，非因英人托祝寿之名，实源于对英方致两广总督信件的误译，误译则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华夷观念。姑存此说，备供参考。

不论是什么名义，这是西欧国家首次向中国派出的正式使节，官方的一次破天荒的大动作。马嘎尔尼、斯汤顿一行80余人和95名卫兵，乘坐一艘「狮子」号配有64门火炮的战舰，由兵船护送，浩浩荡荡地前来中国。随行人员中也都是各种专家，其中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以及有经验的军官。此外，还有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大量军事人员所携「贡品」，以炫耀英国最新的文明成就。

此前1787年，当时的英国国王喬治三世就曾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凯思•卡特为使臣，前往中国交涉通商事务，希望和中方洽談，在廣州之外另選一個港口，作為商業貿易的存貨之地。不料大使途中病逝。

四年后，英国终于如愿以偿。简言之，这是西欧国家首次借此机会向中国传达工商业革命和海洋时代的重大文明信息，特别是战争武器的革命性变化。

　　3、西方的英国，一个位处北大西洋和北海之间地狭民寡的小岛国，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期，花了将近250多年，才走完了漫长的海上长征之路(1560s -1810s)，建立了举世公认的海上霸业(参看Colin S.Gray, the Leverage of Sea Power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of Navies in War,New York, 1992，pp.136-141)。到了1815年，英国海军总吨位大致相当于当时世界其他各国海军吨位的总和。(王佩云，页49)而东方的满洲，一个地处中国东北塞外草原的小农牧部落，大约同时也从16世纪末叶清高祖努尔哈赤(1559-1626) 起兵至18、19世纪世纪之交的乾隆晚年，也花了将近两百年左右才走完了漫长的大陆长征之路，建立了无可争议的东亚大陆大清帝国的王业(详见下面注释(7))。所以本文称当时的中英两国为世界的农耕文明的王者和海洋文明的霸主，正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4、据说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时期(1653-1658)，有艘法国军舰驶过英吉利海峡，一艘英国传递公文的小船很快追上来，要求法国军舰降下国旗，向英国表示致敬。法国人略一迟疑，立刻飞来三发炮弹，吓得法国人赶紧降旗。这时的英国远远尚未成为公认的海霸，尚且如此，待至英国打败荷兰(1780-1784)，「向英国旗帜致敬」，竟然也被列为议和的一个重要条件。(王佩云，页52)其海霸的气焰，由此可想而知。

　　5、同上。

　　6、同上、

　　7、「十全武功」之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乾隆晚年对此常常津津乐道，引以自傲，自号超迈千古的「十全老人」「今大功十成，此皆仰籁昊贶洪庥，十全扬武。自今惟愿内安外靖，与天下臣民共享升平之福」。从此，马放南山，偃武修文，天下太平。不料北方虽无战事，东南沿海却升起了狼烟。

　　8、從清初康雍乾三朝的百年盛世，累積起來的人口、疆域、物力超漢越唐。根据使团的副使喬治•斯當東的推斷，當时中國的GDP是英國的四倍，法國大革命前的三倍。單以1705年間中国一地出版的書籍总量而言，就比整個世界的總量為多。（参见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这些都是抽象的数字，眼见为实，使团在長達五個小時之久的国宴上，亲身体会到满汉全席之豐盛，足令遠涉重洋而來的国宾马嘎尔尼不由感慨地叹道：「置身其間，目之所及，但覺金碧輝煌，五色相錯，娛意之余，不禁念及亞洲人生活程度之高及帝王自奉之奢侈，遠非吾歐洲人所能及也。」（莊秋水，《盛世危言：乾隆和他的「中國夢」》）

于此可见，至少就当时而论，中国在马嘎尔尼勛爵心目中，富可匹敌甚至超过英国，在当时的世界上真可谓王霸东西辉映！国虽富矣，兵则未必一定强！这是中国史上又一富弱的典型史例（另两个典型的史例是两宋时代和唐玄宗时代）。

9、皇帝的尊榮威儀與財富實力的确令慕名远来的賓客大為嘆服。覲見次日，馬戛爾尼在和珅、福康安陪同下游覽了熱河行宮。天下最精良的瓷器、日本漆器，歐洲地球儀、時鐘和音樂自鳴鐘令他大開眼界，慨嘆「直不知中國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在他眼裡，高齡的乾隆像是一位英國老年紳士，他最重要的大臣和珅也儀表不凡。（刘半农译，《一七九三乾隆英使觐见记》；《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贺乾隆八十大寿》，谷歌网）

10、由于福康安大将军的显赫地位，马嘎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毫无兴趣。马嘎尔尼在当天的笔记《纪事》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参见莊秋水，《盛世危言：乾隆和他的「中國夢」》；张晓川，《外交大话的背后：乾隆缘何高冷拒英使》，瀛寰新谭，2015）

后来马嘎尔尼在回程中穿越中国沿海各省前往广州时，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看破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帝国虚弱不堪的真相；在西方人的眼里，大清帝国在陆上或许是条龙，但在海上只是条虫。

当然使团此行对中国的印象是复杂的，好坏参半。好话是馬戛爾尼的隨員安德遜說：「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马戛尔尼和他的随从团员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成为了欧洲研究清朝的珍贵资料。

当然，与此同时，马嘎尔尼也讲了不少贬损藐视大清帝国的坏话但却是洞见几微的真话实话，例如：「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不进则退，最终他将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的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我们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王佩云，页54、56）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穿越历史时间隧道的真话竟然一语成谶，先后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

11、莊秋水，《盛世危言：乾隆和他的「中國夢」》。

　　12、《孙子》把战争与国家命运，人民的生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质言之，《孙子》不仅指出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明确指出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兵者国之大事的最好诠释。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治国者和为将者均知其深意，并付诸实施。不知兵、不言利的儒家，竟然大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实在是欺世盗名、误国误民，莫此为甚!

　　德国哲人尼采说：战争是净化人类历史的洗涤剂。黑格尔说：战争推动历史前进。回教教主穆罕默德说：我带着剑和可兰经而来，就是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回教版。然而我们的孟圣人却说，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其迂腐!13、在憧憬中国文化的启蒙时代氛围中成长的马戛尔尼，也曾经是个中国迷，事实上早在1786年，他就曾以诗吐露对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的向往，因此对自己的使命颇有些浪漫的怀想：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

　　马戛尔尼终于如愿以偿，梦想成为现实;作为「启蒙时代的技术与市场的冒险家」，他视这次出使是一次「风帆革命」，一场西方对东方的敲门行动，叩开东方古老国度的大门。可惜的是，这次礼貌性的破冰之旅，并没有在中英关系之间，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和影响。一直要等到六七十年后的1840、1860年，英国才得以炮舰真正轰开中国的大门，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建立了两国的外交和商业关系。

　　这就是本文下面要展开的论述了。

　　14、《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谷歌网站。

　　15、斯当东在他的《英使诣见乾隆纪事》(.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17.)一书中，是这样向他的国人和西方人，传达使团此行的观感和对乾隆时代的中国的印象：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满洲鞑靼征服整个中国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皇帝不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他之所以破格接待英国使团，无非在自己荣耀的帝王生涯之外，再增添前无古人的一笔。(王佩云，《激荡中国海—自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北京，2010年，页54)这个论断同马嘎尔尼如出一辙，参见上文注释(10)

　　这样「大不敬」的话，对自我感觉出奇良好的、自诩「功盖三皇、德迈五帝」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以及帝国秉政的文臣武将和珅、福康安，如何能受用?自然无法听懂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贵客的刺耳忠言，自然无法听出其中的奥秘，浑然无觉!何况其后他的「不肖子孙」，庸碌的嘉庆、道光、咸丰呢?

　　二百多年之后反思这位海洋文明使者马戛尔尼和他的副使斯当东的这番预言，一语成谶，可以说为乾隆盛世的「中国梦」早早画上了休止符!

　　当然，后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很容易指责前人的失误，难以理解一直处于运行顺利的朝贡体系下的大清帝国，无法融入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体系下的近代国际秩序，从而错失一次主动打开通向世界大门的机遇的深刻原因。

　　清末民初的智者、一代大儒梁启超，倒是多少道出了乾隆盛世心态形成的真相：「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至于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

　　诚哉斯言!大哉斯言!清初的百年盛世，特别是「乾隆十全老人」体现的自信、自大、自画的心态，导致中华文明患了致命的文化贫血症!也为此后各个时代的中国人留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欠下了必须用鲜血偿还的巨额的历史债务!

　　附件：

　　1、英国女王主持盛大仪式欢迎习近平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