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人习惯于把1840年至1949之间的那段历史视为最悲惨最痛苦的历史，更有不少人把这种屈辱史归咎于满族统治者的无能和腐败，尽显过激之悖理。究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满族人真正的统治时间还不到三百年，顶多只能把1840年看作满族人统治中华帝国后开始走向溃败的起点，溃败的始因决非满人汉人的问题。列强的入侵和枪炮威逼下的非主动门户开放，让本就感情脆弱不堪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家庭分崩离析，可怕的战争以一种中国人极不情愿和超乎想象的进程主导了中国将近一百年的血泪史。
如果按照一个王朝的更替史来讲，传统的归纳总结方法并无不妥之处，仍而，如果审视一下世界发展的古今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00年的战争与动乱也是极为寻常的事情之一，弱者被人欺凌乃规律使然，中国有之，世界各民族均有之。正如梁启超所言：“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也道焉，惟当自求强者而已”。梁启超的这种感思也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适者生存为自然之道。
中国最为庆幸的一个现象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均人丁兴旺（特别是汉人）。据说在隋朝的时候，中国人口曾经就高达6000多万，这是与欧洲大陆的各种力量比较中占有相当优势的一个因素，到了19世纪末，中国是四亿多人的人口大国了。绝不能小看中国的人口优势，中国被动地卷入竞争以后，即便遭受超越任何历史时期的伤亡代价也不至于种族灭亡，总能够在历经曲折之后重新来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人不要老是抱怨人口太多，当我们不拥有野蛮心态和科技优势的时候，人力资源也就成了唯一可以依重的战略支点，离开了这一点，恐怕现时的中国什么都算不上，存不存在也未可知。
一般来说，人类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乱世以后，战争精神会得到极大提升和深化，并可以延续相当长的时间，通过战争精神的延续，以保持一个受难民族的历史记忆，从而促使国民居安思危和自强自立。然而，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是，100多年的屈辱史并没真正触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几十年的时间就冲淡了中国人对所有痛苦的灾难性认识，相反，他们不由自主接受了曾经让自己无比痛恨的强权者灌输的“和平演变纲领”，这是一个非常搞笑、荒唐、捉弄人的意外结果，狭隘的开放思想制造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国度：一边被强权挤压得透不过气来，另一边却有很多人媚笑着要与强权共管世界；一方面连自己的领地还无法保持完整，另一方面却还有无数国内精英为觊觎其领地的霸权者带路圈钱；一方面基督徒们在世界范围内侵吞其既有的国际利益，另一方面却还有相当数量的政经主流为殖民者的枪炮声鼓掌欢迎；一方面自身问题如一团乱麻，另一方面却偏要满世界充当如来佛。不管从哪方面考虑，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新中国”大不应当在精神境界垮塌得如此之快，这些现实让我深感到中国人可能永远都学不会西方基督徒“一手高举圣经、一手高举枪炮”的统治意识。
1949年以后，中国还是打过几次大仗的，并且都是最后的胜利方，相比之下，日本在“二战”以后并没有再经历过战争，从逻辑上讲，日本对战争的遗忘应当远高于中国，战争意识和强权心态应当弱于中国，然而，实际并非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其它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对日本保持漠视的态度，日本人始终用战争精神逼迫世人绷紧神经。面对中国，多数国家则持某种挤压敲诈的伎俩。为什么会这样？表面上看，是中国人的宽容和大度所致，实际并非如此，丢掉了战争精神才是根本原因所在，外交归根到底是人性的较量，懦弱的国家和国民意识很难赢得他人的尊重，估计新中国的谛造者们压根没有料到江山守卫者的意志如此脆弱不堪。
日本诗人在写到战争题材时，总是会谈到战争的快乐，而中国诗人或作家在提到战争时，往往描写的都是战争的痛苦。按理讲，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承受的痛苦一点也不比中国更少，但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非常乐观，现时的中国人则在用一种懦弱的心态审视一切战争行为，国民主体竟热衷于欣赏懦弱性格的厌战文学，并由此构成了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任何带有战争精神的少部分人只能选择退居无知者和无能者的地位。在日本，极右势力无论多么不仁道、多极端，都能以合法的身份和地位长期存在，在中国，根本就不会允许任何鼓吹战争的组织存在，言论上的激进都风险巨大，即便你是真心爱国，也时刻要有因爱国坐牢的思想准备，有一个新提法叫“卖国英雄爱国贼”，恐怕古今中外都绝无二例。新中国前几十年拍摄的很有教育意义的乐观主义战争影片被现在的精英均打上了“无知、虚伪、简单、可笑”的烙印，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影院中公开上影，有些影片甚至都成了禁片，真要是想重拍战争影片，一定得按西方人指导的视角和思想拍摄，否则，一定不会有票房中的利润。单单抹去一些故事性的资料倒不是致命问题，最为要命的是，有些人为了回避过去的耻辱战争，甚至准备把把过去的战争史模糊记述或者统统抹掉，以求获得一个完完全全能够接受西方教诲的理由和环境。
只要中国始终一味地沿着现在的思想发展经济和维系后代，虔诚地以规避风险为乐趣的话，那世界对中国还能有什么期待呢？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血与铁”的政策，无论它拥有多么伟大而又远久的文明历史，无论它有多么令世界敬佩的民族智慧，无论它有多么宽广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都会在这个竞争性的世界中沦为被统治者甚至是被灭亡。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弱者才会去喂养强者，弱者才会去讨好强者，当小鸡面对的是虎和鹰的时候，最无效的态度恐怕就是“恭顺”。中国放弃或者说不敢重拾叫板西方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国家的战争精神缺失的缘故，养活230万军人不必天天用来打仗，当然也更不是为了侵略战争，但是，如果这个庞大的组织中已经失去了某种精神，那它存的价值又何在？统领这个队伍的各个层次的指挥官都抛弃了“武学精神”，他们的兵卒又能让谁敬畏？它所护卫的那个国家又能让谁敬畏？中国历史上并非缺乏类似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伟大的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武士的精神非常兴旺，武士们视自己的尊严、勇敢和名誉如同生命，各朝各代的“农民起义”也是某种战争精神的表征，可以这样说，正是战争文化推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达到了个顶峰阶段，在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几乎没有一个时期超越了那个时期的思想成就。
战争是需要有理由的，但战争精神是不需要理由的，如果一定要找到其中的合理性，其实也很简单：丛林法则。孔丘和康有为都曾经梦想过“大同世界”，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太平世界，这样的世界如果存在，那肯定不需要战争精神，军队也无存在的必要，但是，梦想终究是梦想，在人类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军队的世界是看不到的，通过战争来竞争世界主导权的程序不会有任何改变，强者生存是不二法则。“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一种战斗进步之法，甚至可以把它上升为“进步之母”的高度，战争是战斗的最后形式，没有一股诉诸战争的精神，各类形式战斗的过程注定表现为胆怯和犹豫不决，注定表现为优柔寡断和懦弱无能，结果注定是可悲的。欧洲几百年的进步，整体上讲就是着眼于竞争基础上的战争推动法则，直至现在还没有根本性改变，大家不妨放眼世界，哪一个角落的枪炮声不是由西方大国扣响的扳机？哪一个区域的动乱和暴力不是由西方主导的事件所起？哪一次战争的利益不是由西方国家瓜分？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战争能够带来利润，资本主义国家会选择战争。如果你不是参与者，哪怕你用一种战争的精神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可能也会分得一点残羹冷汁，如果你只是做一个懦弱的观望者，你就什么也得不到，还有可能会被咬上一口。
战争精神是一种民族性格，而不仅仅只止于统治者的性格，不管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无论是 明 君还是昏君，所有的当权者无一例外的都会成为国民性格的代表者，中国在进入中世史以后，虽然多次出现非汉人朝代，但少数族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整个大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和性格发展趋向，无一例外地都在若干年以后被完全同化掉，这是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过程中一条不变的铁律。但是，有了这条铁律，并不表明，战争精神总是随汉人永存的，当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时候，就会极力给其子民灌输“太平盛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消极文化，这种文化总体上表现为儒家为甚的特征，与基督文化大相径庭，基督徒在掌握了世界以后，还忘不了叮嘱他的信徒们继续驯服那些低级的异教徒，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让他去见上帝吧！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过：“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去崇拜这崇拜偶象的中国”。清朝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更是赤裸裸地说：“要让上帝的荣光在中国上空显现，龙要被废止”。战争精神始终是与自称“自由平等”的基督徒相生相伴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儒教徒则完全没有这种征服世界的精神，除了传授东方文化理念，你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多余的奢望，儒教世界是不能寄予太大希望的世界，能苟延残喘的活着已属不易。
文化和精神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是有相当大区别的，物质的多寡和得失乃转眼之间，而文化与精神的形成则是百年甚至是千年之功，就算在瞬息万变的高科技时代，要树立一种精神也并非如同电子技术一般快速，越是远离战争精神，物质就越容易成为腐蚀精神的最有效毒品，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一种完全沦落的物质观所影响时，他们的精神将会自然而然地成物质的附属品，那些试图用精神力量进行反求的所谓进步人士最终恐将会陷入极度痛苦的逻辑矛盾之中，因为他们的反求有可能会埋葬自己。
无须以寻求战争而快乐，但不要忘记寻找失去的战争精神，没有战争精神的民族，战争就是她身边挥之不去的幽灵，一百年的战争尚且无法让一个伟大的民族精神永存，不知道什么样的特殊历史能让她重新找到彻底醒来的起点，是由异族无情的刺激幡醒还是突陷地球自然灭亡的大归一之路？
——孙锡良（转载须署名） 原发：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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