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从北京机关搬迁话文明的进步

　　北京的机关搬迁到通州去了，这是2019年刚过的北京一重要新闻。政府衙门是一地方的心脏，当地人一般都会骄傲地指给人说，看，这是市政府大楼，那是市委大楼。的确，那些大楼很气派很壮观，门前广场一般都很大，还有威风凛凛把门站岗的，比如某某城市的人夸耀他们的市政府大楼远看象不象一座太师椅?显摆给你看，其实你看到的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媚权心态而已。

　　说到北京机关搬迁，有人爱翻历史，就说到梁思成当年的设想是多么正确，来证明他的预言——“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梁思成设想的核心是全面保留旧城，在旧城城西再建一座新城，新城作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梁思成对旧北京城的这个设想其实与今天北京机关搬迁完全是两回事了。

　　北京的过度城市化制造出了很多压力，人口的，交通的，北京过于庞大，并不是当初不同意梁思成规划的必然发展结果，而是近几十年重城市轻乡村的城市化运动所造成的。

　　北京是古都，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满城文物古迹多，很多需要认真保护，但即使古都，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也不能仅为了古而限制今人生活居住。任何一个城市，都为当代人而存在，不能为了古只当古物的展览馆。如果仅把北京旧城当成古物展览馆，它一定是座死城，一座原封不让动的古城，况且规模非常大、人口几十万的北京旧城，不是小城可比，在城市越来越现代化的时代，是对居住在里面的人不厚道的。

　　当年为何拆除北京城墙和一些牌楼，经历者已经道出了内情，《新京报》曾采访报道了一位亲历者孔庆普讲述《北京城墙是如何被拆掉的》，从采访中看到当年拆除北京城墙是很有必要的，并不能说就是错误，也不能说梁思成的规划完全科学正确。

　　古代留下的城墙和城市格局，说到底都是中国农业文明下的产物，要发展成工业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必然要对旧城改造，是要旧物还是要现代化是没有选择的。

　　有个叫冯骥才的作家，一直为保留旧城旧居等民间文化遗产而奔波呐喊，他的努力让人感动，但社会很现实，他的努力也难阻挡旧物的消失，一是社会现代化的滚滚潮流，不是人为能阻挡的，二是留存的那些旧物民俗，毕竟是旧文明的产物，在现代文明时代，毕竟是落后了，只要作为使用物，它必须与现代人的生活相结合，不能结合的，只能是死物，死物要么进博物馆，要么一定消失。

　　以冯骥才致力于的旧村落为例，他可能体会不到居住在阴暗的、潮湿的、没有上下水的、没有保暖和采暖设施的，易腐朽的，并且门外是泥泞小路的那种古村落里是什么滋味。现在作为旅游景点的一些古镇和古村落，多数都没有人居住了，只作为了景点参观，原住民住进了现代化楼房，或者搬到了城市里居住。

　　仅成为旅游景点的古镇古村落，已没有了正常的生活气息，太商业化了，旅游经济也有尽头的时候，丧失了生活价值的古民居，一定没有太久的生命力。相比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农村，如华西村，南街村，在规划有序卫生整洁的小区里，一排排的现代生活设施齐全的居民楼，一定好于古村落的生活，这是时代的进步。

　　近些年兴起一股股的复古潮流，有国学热，也有一些记载着苦难的已经消失的旧风俗重现，比较典型的，如长江三峡上的“裸纤”，现在三峡上拉纤的虽然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裸纤，是作为了一项旅游项目，但是以旅游的名义和打着“不能让三峡纤夫文化消失”的旗号恢复拉纤，有何进步意义呢?尽管是旅游项目，但不是穷人，有谁真心愿意靠拉纤生活呢?也有声音说，纤夫要必须裸体才能真正体会到这项传统文化。一心想看到真实裸纤的心态，是看不到纤夫生活辛酸的。

　　中华文明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它也是不断历史更新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光明是在前方，我们不能留恋于过去。时代总要前进，任何物质的文化总要成为历史里的旧物，一切都将被新物所代替。过于留恋旧物，只能阻挡更新的脚步，但更新换代是人为无法阻挡的。只有对文明不断创新，文明才有新的活力。

　　后浪总要盖过前浪，所有文明的一个规律是，旧物一定会被新物取代，同时新文化也在新物中诞生了。

　　所以再回到北京机关搬迁到通州的话题上，搬迁是为疏解北京城的压力，与梁思成没有关系，北京旧城改造和城墙拆除已成了历史，用北京机关搬迁来翻当年谁对谁错的旧账，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

　　201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