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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精英集团要超越“理性经济人”

2018-11-05 15:52:46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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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借口是容易的,最后的审判却无人能够逃遁!更何况,国家民族如皮,精英如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1

  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人是追求快乐的机器!”

  我深以为然。

  我确信人们无论是追求财富、追求权力、追求真理,还是追求别的什么,其最根本的动力,都是为了追求快乐。

  基于这样的判断,当看到有报道说,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中很多人都活得非常郁闷、恐惧和焦虑时,就感到十分同情。

  显然,他们种瓜得豆,没有收获到自己所想要的。

  

 

  02

  哪些人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呢?

  就是这四十年来出现的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其主要特点是“不落空”,即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被落下。

  从1970年代末开始,他们几乎抓住了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每一个热点。

  从“上大学热”、“出国热”、“下海热”、“文凭热”、“进体制升官热”,直到“网络热”、“股市热”、“国退民进热”……都充分利用了时代给予的便利,获得了当代社会中差不多所有方面的物质果实。

 

  03

  既然得到了这么多,为什么还不快乐呢?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

  在经济学中,所谓边际,就是增加1个单位;效用,就是消费某种物品给人带来的主观满足程度;

  对于既得利益阶层来说,假如说在40年前,他们通过某种手段获得10万元,就可以得到极大满足的话,那么在今天,他们要获得同样的“效用”,这个数字就可能会上升到1个亿,难度无疑是大大增加了。

  这构成了他们集体性郁闷的“底色”。

  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既得利益阶层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排斥了其他阶层,使自己陷于孤立。

  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就在于应被他们享用的资源,却被既得利益阶层垄断去了。

  而没有了中产阶级的缓冲,既得利益阶层就必须直接面对一个人数众多的,被贫困和不公正所激怒的底层大众,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比如网络上大部分人认为“为富不仁……”,几乎没有同情富人的,被既得利益阶层称为“仇富”;无疑,在这样一个社会心理氛围中,既得利益阶层感到集体郁闷才是正常的,如果他们感到心情舒畅,那反而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04

  郁闷、焦虑和恐惧既然无法回避,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对自己的救赎呢?我的建议是:精英集团要超越理性经济人!

  所谓“理性经济人”原本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他就好象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但在中国,实际情况恰恰不是这样的。

  由于转型期的无序,中国的精英集团所获得的利益主要是利用制度漏洞通过“分配性努力”而不是“生产性努力”获得的,或者更直白一点地说,是靠掠夺得来的。

  他们“为求私利”不仅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反而造成了损害。

  如果他们继续满足于做一个理性经济人,通过变本加厉地增加“边际”来获得满足的话,则不仅郁闷无法排解,被清算的梦魇也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05

  那么,怎样才算是超越了理性经济人呢?

  我认为就是精英集团要主动分担改革的成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的联系在一起:

  对财富精英而言,要以“产业报国”为职志,把个人发财放在第二位。善用财富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贡献,不要用残酷的剥削来激化社会矛盾;

  对政治精英而言,则要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方向,立志为万世开太平,不要只想着怎样升官和用权力寻租;

  对知识精英而言,则是要坚持以学术为志业,坚持做社会的良心,不要把灵魂廉价出卖给魔鬼。

  精英们习惯的做法是借口制度不完善来推卸责任,回避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但制度不完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肆意作恶!

  找借口是容易的,最后的审判却无人能够逃遁!更何况,国家民族如皮,精英如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劝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算大帐。

  更进一步,从生命终极意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超越了理性经济人,不再执著于个人的得失,也就超越了个人的渺小和有限,也才能够不再挣扎于心灵的责问和纠缠,也才能够穿越此岸到达彼岸——那里有大的幸福和快乐在等着。

  精英能作到吗?我们大家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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