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精英集团要超越“理性经济人”

　　“找借口是容易的，最后的审判却无人能够逃遁!更何况，国家民族如皮，精英如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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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人是追求快乐的机器!”

　　我深以为然。

　　我确信人们无论是追求财富、追求权力、追求真理，还是追求别的什么，其最根本的动力，都是为了追求快乐。

　　基于这样的判断，当看到有报道说，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中很多人都活得非常郁闷、恐惧和焦虑时，就感到十分同情。

　　显然，他们种瓜得豆，没有收获到自己所想要的。

　　02

　　哪些人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呢?

　　就是这四十年来出现的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其主要特点是“不落空”，即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被落下。

　　从1970年代末开始，他们几乎抓住了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每一个热点。

　　从“上大学热”、“出国热”、“下海热”、“文凭热”、“进体制升官热”，直到“网络热”、“股市热”、“国退民进热”……都充分利用了时代给予的便利，获得了当代社会中差不多所有方面的物质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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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得到了这么多，为什么还不快乐呢?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

　　在经济学中，所谓边际，就是增加1个单位;效用，就是消费某种物品给人带来的主观满足程度;

　　对于既得利益阶层来说，假如说在40年前，他们通过某种手段获得10万元，就可以得到极大满足的话，那么在今天，他们要获得同样的“效用”，这个数字就可能会上升到1个亿，难度无疑是大大增加了。

　　这构成了他们集体性郁闷的“底色”。

　　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既得利益阶层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排斥了其他阶层，使自己陷于孤立。

　　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就在于应被他们享用的资源，却被既得利益阶层垄断去了。

　　而没有了中产阶级的缓冲，既得利益阶层就必须直接面对一个人数众多的，被贫困和不公正所激怒的底层大众，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比如网络上大部分人认为“为富不仁……”，几乎没有同情富人的，被既得利益阶层称为“仇富”;无疑，在这样一个社会心理氛围中，既得利益阶层感到集体郁闷才是正常的，如果他们感到心情舒畅，那反而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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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闷、焦虑和恐惧既然无法回避，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对自己的救赎呢?我的建议是：精英集团要超越理性经济人!

　　所谓“理性经济人”原本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他就好象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但在中国，实际情况恰恰不是这样的。

　　由于转型期的无序，中国的精英集团所获得的利益主要是利用制度漏洞通过“分配性努力”而不是“生产性努力”获得的，或者更直白一点地说，是靠掠夺得来的。

　　他们“为求私利”不仅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反而造成了损害。

　　如果他们继续满足于做一个理性经济人，通过变本加厉地增加“边际”来获得满足的话，则不仅郁闷无法排解，被清算的梦魇也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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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样才算是超越了理性经济人呢?

　　我认为就是精英集团要主动分担改革的成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的联系在一起：

　　对财富精英而言，要以“产业报国”为职志，把个人发财放在第二位。善用财富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做贡献，不要用残酷的剥削来激化社会矛盾;

　　对政治精英而言，则要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方向，立志为万世开太平，不要只想着怎样升官和用权力寻租;

　　对知识精英而言，则是要坚持以学术为志业，坚持做社会的良心，不要把灵魂廉价出卖给魔鬼。

　　精英们习惯的做法是借口制度不完善来推卸责任，回避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但制度不完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肆意作恶!

　　找借口是容易的，最后的审判却无人能够逃遁!更何况，国家民族如皮，精英如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劝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算大帐。

　　更进一步，从生命终极意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超越了理性经济人，不再执著于个人的得失，也就超越了个人的渺小和有限，也才能够不再挣扎于心灵的责问和纠缠，也才能够穿越此岸到达彼岸——那里有大的幸福和快乐在等着。

　　精英能作到吗?我们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