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的一生中有什么地方是必去的，那无疑就是西藏，道理很简单，西藏是世界屋脊，是地球上离“天”最近的地方。由于距离“天”比较近，云就显得比较低。低云、雪山、草原，这是西藏最引人注目的三大自然景色，当然，也许还应该加上纳木措湛蓝的湖水，雅鲁藏布江湍急的水流，等等。
美国喜欢自称“山巅之城”，因此有资格俯瞰世界，教育其他国家。但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才是真正的山巅之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崛起的时候，鼓吹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臆想雅利安人应该起源于世界屋脊，于是专门派了一支党卫军特遣队到西藏来寻找雅利安人早期的遗迹，但一无所获。
西藏的人文景观，当然就是喇嘛庙的金顶、在蓝天和阳光下飘动的彩色经幡、高耸入云的布达拉宫、以及随处可见的“磕长头”的笃信者了。
这次应第三届“藏博会”的邀请来到西藏，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是西藏当地的文化和内地的文化有“质”的区别，简言之，内地的文化是一种非常入世的文化，而西藏的文化是一种非常出世的文化。
对内地的汉族人来说，现世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现世之前和之后的生活都不值得深究，因为反正也无法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所以，一般来说“敬鬼神而远之”，即便有时去庙里磕头烧香，也是因为现世有问题需要帮忙解决，比如家里有人生病、想发财、或有人要参加科举考试想中个举之类的。
内地的这种文化特质，一方面使中国在物质文明的创造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农业时代中国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平是其他文明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超越现世功利的信仰，这种文化容易导致精英的堕落与腐败。这其中的逻辑也非常简单——既然鬼神不存在，另一个世界不存在，而人生不过百年，那么及时行乐就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克制自己反而是不合理的。
所以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的几个“盛世”最长的也不过百年，腐败加上土地兼并，很快就会激起农民起义，导致王朝崩溃。从军事上来看，汉族王朝则往往败于文明程度低于自己的野蛮民族，比如两宋败于金、元，明败于满清等。朝廷的军队通常对内如虎狼，对外如绵羊，这种状况也和过于注重现世的文化有关：从将军到士兵，都惜命怕死，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现世生活，如何能够拼命打仗？在西湖的岳庙里刻着岳飞的一句话“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不患天下不太平”，这句话正印证了当时的状况是“武官怕死文官腐败”，可以算是饱含血泪的痛彻之言。
有自由派攻击说中国人有“奴性”，其实中国人哪有什么奴性?中国人才是世俗理性高度发达，善于从“成本/收益”的框架下思考问题的理性民族，中国人缺少的是超越个人功利的原则性。相比较而言，日本文化才充满了“奴性”，诚如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言，武士道不过是一种奴道而已。日本最著名的“四十七武士”的故事，主人死了还要为主人复仇、殉葬，中国在战国之后，基本就没有这样的故事了。
扯远了，打住。
和内地的文化不同，西藏的文化则是高度重视来世的，对一个虔诚的格鲁派藏传佛教的信仰者来说，今生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并不值得过于重视，来世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内地经过最近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熏陶以及“猫论”的灌输，原本就极为深厚的世俗理性更是被发展到了极致，其优点和缺点也同时被张扬到了极致，而与之相伴随的现象就是精英阶层的精神空虚，结果一旦遇到西藏这种不重视现世功利的文化，顿时就有如饮甘泉的感觉。“仁波切”在内地大城市的中产、小资当中流行，甚至一些真真假假的“仁波切”能够籍此骗财偏色，就和内地/西藏这种“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文化差异有关。
内地的世俗理性传统如果能够和信仰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将焕发出极为惊人的力量。在近代以来，只有毛泽东主席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注入到了人民的灵魂深处，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强敌，而且艰苦奋斗实现了工业化，跳出了近代陷阱，为今天的一切成就奠定了基础。
遗憾的是，在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理性传统强势复苏，毛泽东时代的信仰文化遭遇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解构，中国主流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已成一片废墟，一路走到今天需要西藏文化寻找治疗药方的境地了——从陆川的《可可西里》，到今天的“仁波切”热，我们都不难从中看到其中的端倪。
这次“藏博会”的口号是“人间圣地，天上西藏”。试问内地除了井冈山、延安等少数几个与革命历史有关的地方外，哪个省敢称“圣地”、“天上”?西藏文化处于这种被内地主流社会精英膜拜的文化地位，这是西藏-内地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本质上反映了内地社会精英精神世界的塌陷，而这种塌陷，又是对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采取了粗暴的全盘否定态度的直接后果。
西藏的宗教文化固然有迷人之处，但我们要明白，这种文化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统治方式——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对这种体制而言，没有什么比被统治者不重视现世生活，而把一切都寄托于来世的文化更合适的了。
这次在西藏，我看了格鲁派兴起的色拉寺、哲蚌寺，历代达赖喇嘛夏宫所在地的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山南的桑耶寺、雍布拉康等，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在内地任何一个地方见到过如此复杂、完整、分工精细的神祗世界，生活在这样一个神祗世界的统治下是令人恐惧、甚至是令人窒息的。
我同时也意识到，各种寺庙的功能本质上也是财务性的，有一点像税务局，也像是一家从信仰者哪里汲取金钱的抽水机。几乎在每一座寺庙里，我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喇嘛坐在一大堆钞票中间数钱。善男信女们以为钱都供佛了，但佛是不需要钱的，不事生产，单纯消费的喇嘛才需要钱。
西藏和内地的文化虽然有互补性，但从西藏-内地交往的历史来看，西藏从内地受惠良多，有两次交往大规模的提升了西藏文明水平。
第一次就是文成公主入藏，跟随文成公主入藏的文士们帮助整理吐蕃的有关文献、教育贵族子弟、记录赞普与大臣们的重要谈话，使吐蕃的政治和文化走出原始性，走向正规化。文成公主的陪嫁除了有佛像、珍宝之外，还有各类文化经典、营造与工技著作、医学论著、医疗器械等，还带了芜菁种子等入藏。这些先进的文化与技术的传入，使吐蕃迅速上升到了其历史巅峰，总人口达到了近千万，甚至一度占领长安，取代了大唐帝国在西域的地位。
吐蕃在公元九世纪时因为内部分裂而衰落，此后一直无法重振雄风，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人口居然只有百万左右。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真正的新生！西藏从农奴社会起步，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人均寿命从民主改革前的35岁增加到今天的67岁，人口总数也飙升至300万以上。西藏不重视现世的文化也得到很大的矫正，1959年的创作歌曲《逛新城》，就反映了西藏翻身农奴对现世幸福生活的热烈向往，而不再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死后升天堂了。
但遗憾是，以我在西藏有限的观感，我发现目前西藏的宣传对西藏历史上这两次至关重要的文明提升强调的都不够。比如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实际上淡化了公主作为文明传播者的形象，而只是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追求爱情的女人;而更加重要的西藏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居然基本没有被提到。更有甚者，我们在布达拉宫参观时，导游竟向我们强调，内地关于农奴制的种种说辞，比如用人皮做唐卡、用剁手、剁脚做惩罚等，都是虚构的，噶厦政府只会仁慈的把罪犯流放到林芝去。
总的来说，在西藏旅游参观，各个旅游设施展示给外来游客的印象是：这里历来都是“圣地”、“天堂”。但对不了解历史的国内外游客来说，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既然如此，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圣地”和“天堂”需要改革吗?和平解放不是变成了“侵略”，民主改革不是变成了“破坏”了吗?
在拉萨街头，经常会遇到一些内地来这里“净化心灵”，对西藏的一切顶礼膜拜的小资旅游者，甚至遇到一些文化系统的官员也大谈刚在色拉寺念了《金刚经》等等。这提醒了我们，经过自由派/买办知识分子三十多年的解构，经历了三十多年对工具理性的膜拜与宣传，内地已经从引领各边疆区的文化高地，变成了文化洼地，这对增强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极为不利，对国家统一极为不利，对中国的崛起也极为不利。
是到了重建我们的主流文化、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建成一座真正的“山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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