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一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25为节，与朋友分享。】
(本文为《人生沉思录》第15部分，其余部分请见作者专栏。)
976. 止，不上，不下，止于一。
977. 道家散淡的哲学认识基于时空无限和相对，故老子说：“天长地久”;儒家进取的哲学认识基于时空有限和绝对，故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978. 真是历史的讽刺，当今英国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乘美国之危，趁火打劫，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它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报告中说，2006年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文件中指出，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值得回味的是，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赢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1]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
979. 中英文关于金钱的文字反映了财富与暴力的关系。中国“钱”字金戈相架，凶相。英文中Money词源于战争警报。Juno Moneta是古罗马神话主神朱庇特之妻，也是战争之神，主要职责之一是向人们发出战争警报。这些字源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分析。马克思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2];“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3]。用现在流行的广告词说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980. 19世纪是一个有趣的世纪。世纪初有法国拿破仑的冒险;世纪中即60年代有世界大国普遍出现锐意进取而又稳健的政治家：德国有俾斯麦，法国有梯也尔，俄国有维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国有林肯，中国有曾国藩等。此间，中国曾国藩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法国梯也尔于1871年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和美国实现了国家的铁血统一。这一时期的稳健政治在欧洲造成了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以及中国的短暂稳定。世纪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再次闪亮登场：德国有威廉二世，俄国有尼古拉二世和别佐布拉佐夫，中国有光绪和康有为等。这一时期的冒失政治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大清王朝的崩溃。
20世纪的历史似乎出现了命运的轮回：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对激进政治的危害有深切的经验，这使世纪中叶出现罗斯福、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一批经验丰富的稳健政治家，他们的政治设计为世界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可到世纪末，冒失政治家又纷至沓来，在苏联有戈尔巴乔夫，在美国有小布什。结果在雅尔塔体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国和苏联发生“火拼”，美国“周瑜”生生把苏联“黄盖”给打死了。结果在苏联解体不久，美国也看到了它的黄昏，而被雅尔塔体系剥夺最多的欧洲则在与美国玩的一场场“丢手绢”的游戏中悄然崛起。
人说富不过三代，家国同理。
981. 毛泽东说“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稳定起来”[4]。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法国拿破仑用旧体制保留了大革命创造出的新文化，德国黑格尔在国家哲学中保留了革命的辩证法。保守在许多时候是巩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是人类进步中起着“历史的火车头”[5]作用的激进革命的必要补充。
982. 1762年卢梭在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说：“欧洲却还有一个很可以立法的国家，那就是科西嘉岛。这个勇敢的民族在恢复与保卫他们的自由时所具有的豪迈与坚决，的确是值得有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怎样促使自由。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6]七年后，拿破仑在科嘉岛出世。1799年底，从埃及回到了法国的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官。随后拿破仑带领大军横扫欧洲并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转化为资产阶级的法律文件，这就是“震惊全欧洲的”《拿破仑法典》。
983. 不怎么读书的文化人，在许多时候表现的很“文化”;相反，有许多书读得很好的人，看起来土得掉渣，似乎没有什么“文化”。
984.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
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7]
在阅读这段托克维尔于19世纪中叶写下的文字时，我仿佛置换了时空，误以为这是在批评今天中国那些以美国制度为范本的“普世价值”派。托克维尔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当他经过法国革命后，他对“自由主义”有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他写道：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8]
托克维尔提出革命的出现往往不在人们失去而是获得自由之后：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总结出的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它似乎适用于一切政府而非仅仅是“坏政府”。19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和80年代末的苏联共产党政府都曾在垮台前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这种“改革”反成了他们垮台的加速器。托克维尔发现法国大革命前有左右两种“激情”合流，他说：
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人，从书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9]
结果，王权被打倒了，可皇权建立了。托克维尔说：
但是，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239～240页)
在全书结尾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作了如下评论：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贴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241～242页)
托克维尔写出这些文字时离法国大革命已有半个世纪，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思这场运动，上述认识反映了19世纪中叶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对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新思考和新共识，在这种共识中，欧洲人比较合理的消化而不是抛弃(只是“扬弃”)了欧洲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将一大批政治家——比如德国俾斯麦、俄国维特、美国林肯等——推上世界政治的中心。欧洲人这段心路历程，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亲眼看到苏联在“新思维”运动中迅速解体的中国人来说，合理地扬弃性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未来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
985.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10]，尼克松走后，毛泽东面嘱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11]。如果将毛泽东两件事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担心所在。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心思，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12]。基辛格说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呢。当年王明的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那些紧随他的人——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13]——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而能体会毛泽东的这种担忧并克服我们身上的“幼稚病”才是今天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必修的功课。
986. 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14]，元代大学者袁桷[15]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16]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17]
987. 《资治通鉴》出现在北宋，是由于司马光感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并试图对其进行校正。尽管《资治通鉴》没有挽救大宋王朝，甚至也没有挽救大明王朝，但它挽救了中华民族。
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势崛起和大宋乃至大明王朝的倾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大刺激，这一剌激使原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南宋“普世价值”大师朱熹强力推出强调正心格物思想的《大学》，此后，《资治通鉴》以及《大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和经世致用、杜绝空论的精神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明末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带兵打仗，主张“知行合一”，这种传统在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五四时期的“主义”与“问题”的争论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都是宋明时期“器”“理”之争的继续，但结果却与宋明时期正好相反，问题意识而不是普世原则成了毛泽东中国学术研究的主线。强调问题意识，强调知识要经过经验的过滤，是《资治通鉴》贯穿始终的哲学精髓，也是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崛起时有培根的试验哲学，美国崛起时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近现代迅速崛起的精神原因。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讲实事求是，只讲“普世价值”的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
988.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 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989.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989.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990. 考试能力的提高是人生发展的必要手段，在承平时期，忽视这种能力是愚蠢的，因为它会使人生发展在其起步之初就变得更为艰难;但如果这种手段不自觉地被异化为人生目的的话，那更愚蠢，因为这样会毁灭人的全部价值。
991.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992.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993.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的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994.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8]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是很可怕的。
995. 革命也罢，改革也罢，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不管建立何种体制，如果采取将前一体制中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今天的市场经济绝对不能抛弃中国经过大革命才得以建立并行之有效的计划杠杆，将来的中国经济模式也绝对不能抛弃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建立起并对中国崛起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在未来中国经济模式中，我们需要抛弃的只是资本中的异己部分即买办资本，并在节制中保护和扶持民族资本。民族资本是在资本占优势的世界体系中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苏俄刚建国的时候，列宁曾批评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有很优秀的品质，但在经营方面却不如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19]列宁告诫这些同志“与狼在一起，就得学狼叫”[20]。节制性地运用民族资本，就是在狼的世界中用狼的语言与狼交往。不然，我们中国在未来就不能在如狼似虎的世界中与虎狼周旋，就不能打败虎狼而只能被虎狼吃掉。同样，民族资本如不被节制并由此伤及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并失去他们的支持，我们也同样要被国际资本所打垮。因此，学会驾驭资本而不是被资本所驾驭，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996. 钱，仅从字型上看就知它包含着的是一大堆对立着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说明历史上穷时出匪，富时出贼的原因，曾国藩因此告诫他的后人“有福之人善退财”。
997. 尖，大之小。
998. 私，据禾为己;公，私之背。韩愈《五蠹》：“背厶为‘公’。”
999. 分，刀分也。八，平分之谓。
1000. 城，成于土。
注释：
1. 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年9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页。
2.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3.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页。
4.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5.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6.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5页。
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8页。
8.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2页。
9.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8～239页。
10.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11. 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起义军打到潼关后，采取抽签的方式在刘氏宗室中选出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做皇帝，但因脱离不了放牛娃习惯而失败下台。“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嘱其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页。详情可阅读徐景贤《毛泽东曾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载于《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
12.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13. 斯大林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参见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 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14. 钱穆评论说：“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5. 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学官、书院山长。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
16. 转引自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7.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8. 《宋史·王安石列传》
19.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页。
20.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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