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要跟你讲政治
5岁到11岁，我的追求是当一名好学生。11岁开始，我的追求是当一个革命者，而且是职业革命家。不到15岁，我已经离开学校，成为一名青年工作干部了。19岁我开始了我对于文学的义无反顾的追求。23岁，我却又在“反右”斗争中落马……
如此这般，我与政治难分难解。是我的幸运还是不那么幸运呢?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求证者与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
我很高兴，终于，我有机会在近耄耊之年，写出了《中国天机》一书，痛痛快快地写写自己的政治见闻、政治发见与政治见解。
童心未泯的人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儿童的过家家游戏。痞子则认定政治是无赖的老千赌博。野心家认为政治是风险虽大利益却惊人的冒险，是权力的按照丛林法则进行的残酷争夺。人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眼界与高度，以自己的波长与频谱来接受与解释政治的种种信息。当他们叙述中国的时候，各执一词的歪曲与诚恳的叙述是一样多。
我至少希望我的见闻与见解宽一点深一点真一点也能与读者共享一点天机的端倪。
天机能不能泄露?政治生活中有太多的现象与实质的距离，有策略与理念的错位，有说什么、做什么、记住什么、故意忽略什么的讲究，有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指桑骂槐、投石问路、虚张声势、韬光养晦……的手段。
但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有仁人的爱心，有志士的奉献，有智慧的奇葩，有哲学的辉煌、诗学的激情、战略家的神机妙算;有千奇百怪的命运与偶然，有历史的沉重，更有祖国与世界人民的愿望与利益在平凡的与不平凡的政治人物的生涯中威严做主。小头小脸的庸人当然不可能体会到历史主导的郑重与宏伟，他们只能用最卑劣的眼神来偷窥历史中的不经八卦，再一知半解地曲解政治生活。而假大空套(话)更是使政治的信誉丧失殆尽。
不要认为只有中国的政治才有若干不宜一味泄露的天机。我在境外听到看到过老布什总统在竞选演说中说不增税，一上台就增税的两次巧言令色的演说的音频与视频。他指着自己的嘴巴说：“请注意我的口型，我说的是不不不，不增加税收……”再如奥巴马在竞选中宣传：“一个声音可以改变一家房屋，如果它能改变一家房屋，它就能改变一个城市。能改变一个城市，就能改变一个州，能改变一个州，就能改变一个国家。如果它能改变一个国家，它就能改变世界。你的声音就能改变世界。”这样的逻辑与费正清博士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合逻辑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一模一样的。在美国的三一学院我听过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的讲演，演讲前一个小时就挤满了人，希拉里则迟到二十多分钟，这才叫VIP。
再如法国总统密特朗，1982年他以社会党领导人身份来华访问时我见到过他，他还签名给我送了一本书《此时此地》，我后来将我的书的法文版寄给他，他也签名回了信。但他当选了总统再来华访问时，他是里三层外三层，想与之握个手也绝非易事。
但总体来说，政治在走向更加透明、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守法、更加进步的方向。
不容易闹，政治。法国的一位总统，我想应该是德斯坦，他来华时对中国的领导人说：“法国有数千万人，这数千万人搞得法国政府狼狈不堪。当我一想到中国人口有十几亿的时候，我实在非常同情中国政府。”类似的话我也听美国的政治家说过。
还有德国的总理说过，政治家好像养在鱼缸里的热带鱼，一举一动都被观察着放大着。
但我还是写下了我认为应该公开也可以公开的天机。我相信它有建设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不写，不会有别人写了。
我写下了我认为可以参考也可以议论的某些见解。也许一时半会儿它们没有可操作性，但同样它们是一个有兴味的，而且是重要的话题。
见解就是见解而已。我“服过役”，在北京的城区、国营大厂、生产大队、政府的部门里，我都上过班，我知道主持工作与参政议政之间有多少距离。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构建一个更健康的关系：在执政者与平头百姓之间，在官员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多一点沟通，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互补与互相支持吧。为此，我也就不怕说出自己的一点见闻、一点见解，并泄露某些天机喽。
我还完全理解人们的政治肝火。一谈到政治问题，一想到权力的掌控与使用，一想到位置到底属于谁，想到政策的倾斜与调整，资源的分配与得失，一想到某种政治际遇下的机遇与风险，一看到政治人物的浮沉升降荣辱进退，一想到政治斗争或政治博彩的生动与诱人，你或而羡慕佩服，你或而跃跃欲试，你或而妒火中烧，你或而庆幸嘲笑，你或而愤懑无奈，你或而一肚子恶气，你或而牢骚满腹。政治是不可能像数学力学哲学语言学一样冷静地言说的。
但是我力求不要像某些志大才疏之辈一样牛皮轰轰、空话连篇、大言欺世;不像某些鼠肚鸡肠的人那样唧唧咕咕、是是非非，却听不得一点不同角度的说法;不像某些青涩之辈那样动辄谩骂泼脏水歇斯底里，而从来于事无补;当然也不像某些小人庸人，只会人云亦云、看风使舵、投其所好、一派奸佞。
我不会哗众取宠。但是我一定会语出肺腑，不无独出心裁。我的独出心裁希望不致使朋友们受不了。
我入党已经64年。我当过文化部长与政协文史委主任、中央委员与全国政协常委。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打入另册达二十余年。我参加农村体力劳动前后共11年。至今，极“左”与极“右”的人动辄对我进行两个方向的炮轰。我和最上层的人最下层的人包括劳改释放犯都有交往。我访问过境外的六十几个国家与地区。我见过我国的最高级别的政要领导人物。我见过外国高端政要：中曾根、诗琳通公主、日夫科夫、撒切尔夫人、金日成、金大中……同时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文学追求。这样，第一，我非常政治，想否认也不可能。第二，我非常文学，我从来没有去追求过、真正感兴趣过，哪怕是一星半点的“仕途”。但我有真正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理解担当，我有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灵动与清醒。
我想努力做得最好，我要努力把我见识过体会过的政治的，尤其是中国政治的天机娓娓道来。我不指望读者会非常足够非常深刻地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指望人们会思考、参考、长考我提出的话题。行了。
目前的中国，立论建言，谈何容易?但仍然不能只扮演一个旁观与说风凉话和瞎起哄的角色。天日昭昭，人史共鉴。我愿接受读者与时间的考验。
革命与胜利，新中国诞生
一、一名少年的感受：旧中国气数已尽
剑走偏锋，让我先从一件比较离题十里的事情说起。1947年，我13岁了，去北京图书馆读书。我碰到的困难是样子与个子太小，而此图书馆的规矩是谢绝儿童。每次我都心怯气馁地与它的工作人员讲解道理，说明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已经读过鲁迅巴金冰心泰戈尔嚣鹅(即维克多?雨果)。而且我当时已经戴上一副二百度的近视镜，我是来认真读书的，不是来玩儿的。
那时的图书馆借书很麻烦。先要查卡片，再填写借书单，然后找座位坐下，等二三十分钟，才由工作人员给你把书送来。
有一次，我借的书是前苏联革拉特珂夫著的《士敏土》。我此前已经接受了革命的宣传教育，已经知道前苏联好，革命好，知道人类社会一上来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万恶的奴隶制，然后是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最后一种阶级社会形态，到了这个时候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再一步，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了。
我13岁时自认为已经盗得了天火，接受了粗浅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我在声明我自己思想“左倾”后(见《一辈子的活法》一书)，地下党员何平给我读的第一本理论著作就是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要》。
(解放后华岗曾任山东大学校长，后因所谓胡风一案，落入泥沼，甚至身陷囹圄十余年。)
从何平那里我读了前苏联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虹》《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并且得知了《士敏土》《铁流》等名著。所幸的是这样的书并未被国民党所彻底禁止。
一个少年阅读《士敏土》的经验是了不起的，这本书充满了革命的阳刚型躁动，亢奋、热烈、混乱、杂嚣。我忘不了主人公格利融化在红旗与人海中的神圣与献身的感觉。融化还是保留自己?这是革命中常常碰到的一个难题。我忘不了小说中描写的清党时一个被清洗的“小资”当场开枪自杀，而领导人连脸上的肌肉也没有动一下的情形。威严的血腥反而增加了革命的神圣感与吸引力。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所做的科学试验，不是绘画绣花与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作如是说。我忘不了一个知识型神经质型富农，十月革命后被充军时的歇斯底里的欢呼。我更忘不了女主人公黛莎的强健的身躯与鲜艳的红头巾，她干脆主张性献身，为了革命者伤员的快乐而献出身体，并与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动辄“干”在一起，这样的描写令一个13岁的男孩心怦怦跳，发热而且扩张。我的对于革命的向往与对于苏俄女共产党员黛莎的向往融为一体。
黛莎真棒!
是的，越是在建党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封建矛头越是犀利，用巴金小说《家》里的冯乐山老爷子的腐臭调门攻击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是保守没落的国民党。
即使后来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时候，我热烈地阅读瞿秋白的记叙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我的心里梦里仍然有与一把镰刀与一柄斧锤不可分的苏俄壮妇、红头巾的黛莎，她比一切饥饿与混乱更鲜明也更有力。
半个世纪后，我在美国讲学，面对美国的大学生们，我说：“对于青年来说，没有比性与革命更吸引人的了，而革命的高潮期、革命的吸引力比性还要更加巨大与强烈。”
前苏联歌曲充满热血沸腾的动员力：“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苦难的斗争中/你光荣地抛弃头颅”，“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
当然，这些歌曲都赶不上《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更赶不上《共产党宣言》的口号：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还有就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悲情，这样的献身，这样的壮美与沉醉。唱着这样的歌，读着这样的书，呼喊着这样的口号，你敢于向敌人的刺刀猛冲。
而在1996年，当我参观伦敦的马克思墓的时候，我想起来的是1987年访问匈牙利布达佩斯市时听一个匈牙利朋友讲的政治笑话，他说，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时期，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个段子：马克思托梦说，他已经将“联合起来”的口号改为“全世界的无产者，你们互相离开得远一点吧”。
你可以说，1946年的认识是太天真了。可以说，那时如何会想得到中国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是这样曲折和充满歧路与歧义?歧路亡羊，歧路会令羊羔们发疯。可以说，热血沸腾难免酝酿荒唐与风险，艰难险阻难免挑动拼命与不计后果。但人类就是这样活过来的，青春就是这样热烈，应该这样热烈一番，不可能经验老到后再过活再做一些想做的事。历史更多得多的时候不是在沙龙与会客室里，不是在明窗净几的书桌前，经过千百次观察、制图与运算，经过千百次果蝇与白鼠的试验才确定了自己的运动方向与方式。历史的操盘手不是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冷面冷心，不是“饮水差知等暖寒”(钱锺书诗)的智者……而是有时是电能积累后的晴天霹雳，也许是惨叫，也许是痛哭失声，也许是高歌入云、地覆天翻。历史不是绣花女与外科医生的精美作业，历史有些时候更像是艺术家与不要命的敢死队员和冲锋枪手的随心所欲与鬼斧神工。
革命的思想动机是从哪里来的?人与人各不相同。小时候家里生活无着，不止一次是到了做饭的时间，母亲、姨妈与姥姥临时想辙：吃什么?做什么?没有粮食啦，没有蔬菜啦，什么能充饥的都没有啦，然后东翻西找，找出一件旧棉袍，当掉，买二斤杂面条，回来烧火做饭。
我们的境遇其实并不符合典型化的阶级理论，我们不是工农，不是“吃的猪狗食，做的牛马活”，不能说家境的困难是来自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反动政府的压迫。我们的困难是由于父母不和，由于母亲的没有职业也缺少求职的能力。旧中国的一大特点一大痼疾就是大量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甚至也不想找工作，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人都应该或者都可能上班：为社会工作。小时候，我见到的邻居街坊，他们当中的妇女，百分之八九十在家赋闲。男人呢?至少百分之二十，也是待着没事。
但我还是因之产生了一种天生的对于富人的仇恨。认为自己的穷困是富足的人为富不仁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煽情也十足不需要动脑筋的挑动与激励。我长期住在西四至平安里一带，我多次路过西四的山东老馆子同和居，常常闻到从这个馆子里冒出来的鸡鸭鱼肉的香气，看到胖乎乎的我以为是庸俗不堪的用餐者从馆子里走出来。我相信衣食无着的读书人都特容易痛感到吃得饱穿得暖的人是多么庸俗低下。我对这样的馆子这样的食客十分敌视，也可能与我喜爱文学有关，我读过的作品早就培养了我的喜贫仇富的思想。我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中，就宣称“假如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
还有一个很细微的经验。曹禺的话剧《雷雨》第三幕，在鲁贵这样一个城市贫民的家里，那种穷困，那种穷极无聊，捉蚊子、发牢骚、唱小曲，深夜时分火车自远而近，再自近而远的声音与风声雨声雷声和电闪，都让我特别动情，远远比周家的乱伦故事更能抓住我的少年心。在旧中国做富人是那样可憎，而做穷人是那样可鄙。例如话剧《北京人》里的卖“果子干”的铜碗敲打声音，不知为什么那样地让我痛感到生活的卑贱、匮乏、渺小与空洞，我认定空虚与无所事事才是对于生命的污辱与蹂躏，是最大的犯罪。后来我认定这一切都是反动政府造成的，是国民党与蒋介石造成的。我渴望神圣的事业、巨大的变革和使命的威严。我愿意像飞蛾一样扑向熊熊的烈火。我祝祷熊熊的烈火将万恶的旧社会烧成灰烬。
已经到了1948年了，我刚刚14岁，我已经加入了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我已经“潜伏”起来了，我们家迁入小绒线胡同46号。隔着南墙，那边应该是帅府胡同的一家邻居。每逢夏日，邻院常常传来那边的自拉自唱的胡琴与清唱声音。也许邻居的琴艺与唱功实在无可恭维，也可能我那时太不理解传统戏曲，还可能与当时的不无幼稚的激进思想有关。一听到这种陈词滥调式的琴声与清唱我就一百个不舒服，我感觉到的是停滞、守旧、封建、空虚、陈旧乃至腐朽，我感觉到的是一代代国人就这样麻木不仁地过着日子，我想着的是解放战争正在取得伟大的胜利，我想着的是新生活中将再没有这种琴声与清唱的地位，代替它们的将是前苏联式、义勇军进行曲式、黄河大合唱式的歌曲、钢管乐与大交响乐队。
得从日本人的投降说起。1945年暑假，从来不懂得政治更不知国际形势为何物的将近11岁的我，来到郑谊老师家里，与众多的同学在一起听老师讲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意义。一下子，历史课上得知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甲午海战的知识都激活了。即使是日伪时期小学课本里也充满了这些耻辱的纪录。我体验到了爱国主义的情操有多么强烈与悲壮。从老师家里出来，我不发一言，我想着的是我应该为伟大的祖国、为中华民族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也曾受到了夹道欢迎，还有一次说是蒋到北京了，我们中小学生也上了街，神马也没看见，蒋没有乘敞篷车。顺便说一下，那时的中小学生最喜欢说“神马”了，神马就是“什么”的重读。骂人可以说“神马东西”或“神马玩意儿”。新近网上火起来的“神马都是浮云”，其实是老调重弹，而且多数人被神马绕进去了，以为有多玄妙。许多新东西可能很旧，许多旧的东西未来可能打扮一新，再次行时出彩。我们的创造比我们想象的更贫乏。
日本刚刚宣布投降的时候，我听到的舆论最初对蒋是有利的，郑老师讲到“新生活运动”也用的是完全正面的话语。新生活运动可能相当成功，在2011年的一个电视连续剧里，提到打“素麻将”，既玩麻将而不赌现钱，兴许符合新生活运动的要求。1945年与1946年，让老百姓失望的是接收大员的表现与“大员”的称谓。看得出，蒋对于“胜利”完全没有准备，急急忙忙地拉上美国海军陆战队接收平津。这只能使国人的敏感的爱国主义神经受到挫伤。大员云云，绝对地脱离群众，没有任何亲民的行动哪怕只是作秀。还有，由于汪伪也一直沿用着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他们摇身一变，在例如沦陷区的《小实报》上发表声明欢呼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高呼什么蒋的“万岁”，令人起疑。头一天，《小实报》正面报道的还是日伪的“官方”活动与言说。
我认为蒋没有一批真正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他的国民党里堆积着太多的庸人、寄生虫、鼠目寸光与无用无能之辈。早在他们狼狈逃窜之前，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信心上已经垮定了。在共产党的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国民党差不多是失语状态，他们没有口号、没有纲领、没有说法、没有旗帜，更没有自己的歌曲，他们只有腐败、自私、讲情面、互相糊弄、混日子与低水平的暴力手段。
前苏联与苏共瓦解的教训，咱们应该汲取，当年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充满英雄主义与献身理念的国民党的教训，咱们也应该认真总结。首先，你要面对挑战，敢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富有创意的声音来。不要失语，不要搪塞，不要只知照抄照转、照本宣科、空话连篇——那就是失语啊!
2008年播出电视剧《潜伏》以来，呼啦一下子到处是谍战片，是汪蒋共日混战。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日本投降了，汪伪中一些人摇身一变以重庆的国民党身份取代南京的汪伪身份。我记得的有1946年接替汪精卫担任汪伪政府主席的陈公博被国民政府处决。还有川岛芳子以中国人的出身起日本姓名帮助日本侵略者，被枪决。当时的《小实报》上报道，此女被要求服刑时穿白色衣服被拒。而李香兰以日本人的出身、中国人的假象帮助日伪，不算汉奸，在初审被宣判处死刑，后来在李拿出自己的在日出生的证明后，她获无罪释放。有趣的是，据她自己回忆，她的这个保命证明是她的一位前苏联朋友帮她拿到手的。我的初中老师讲到此事，颇为不平。无干系的老百姓，似乎更愿意看到红极一时的人五人六在形势发生变化后受刑赴死的狼狈——看到当初威风凛凛的大家伙倒霉，小人物才过瘾，才能出一口鸟气。而周佛海，一会儿被国民党重新起用，一会儿被判处死刑，一会儿被蒋保成无期徒刑，我记不清了。直到解放后，《中国青年》杂志上还讨论过周佛海的私德与政治罪状的事。有一个说法，就是周的字写得好。周最后是死在国民政府的监狱里的。
接收大员的贪污腐化、道德沦丧，鲜明地展现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了。我相信这种题材的影片，对国统区的人心，起了重大作用。国民党政府失策点之一是它的“接收”完全脱离了群众，它的接收与治理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理念追求，没有任何像样的说辞。他们竟然一点也不懂得做群众工作，更不要说群众路线了。统治者的日益无能化，而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日益反对派化、革命化，这样的旧中国，还混得下去吗?
更不消说的是到处都是饥荒，是贫民，是乞丐，是流浪无助的残疾人，是贫富的悬殊。旧社会的乞丐，形形色色。有的哀哭;有的用砖头砸着自己的胸口“叫街”，砸得胸脯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有的跪在街头，面向人最多的地方，用利刃当众划破自己的脑袋，半是感动半是恐吓，好让周围的人给钱救济;有的在北风呼啸的冬季，穿着破烂的单衣进入你家的门洞，完全是必死的决心与场景，家主看到这种情况，连忙拿出金钱与食物，只求乞丐换一个歇脚的地方，怕就怕他死在你家的门洞里。乞丐中还有神经失常者、携带儿童者、缺胳臂少腿者，人过于可怜了会显得恐怖。
还有日伪时期大街上公开营业的“土膏店”——大烟馆。国民党政府后来取缔了。还有被视为极其堕落的舞厅。还有前门的娼妓集中的八大胡同。还有北平城内的规模如山、臭气熏天的垃圾堆。还有几乎天天可看到的报纸上的报道：一个穷孩子，靠在垃圾堆中捡煤核为生，一天他捡到一个变了质的鱼头，他吃了这个鱼头，中毒而死。
如果我说旧中国如同地狱，这仅仅是就外观谈外观，就视觉印象谈视觉印象，我无意在2011年再补充进行推翻旧社会的煽动。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到处的破破烂烂，是到处的病病歪歪;是到处的缺胳臂少腿、又瞎又聋、五官不全、极端肮脏、身上的疮口吸引着飞蝇;是被劣质的化妆品所涂抹的，身上似乎发着腐尸的气味的女人;是到处的愚昧无知粗暴而又卑贱;是一个空心的存在，有政府，有警察，有唔唔泱泱的行人与车辆，有吱嗷吱嗷地叫春的流行歌曲，有绑票的土匪，有愤怒的青年，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决心，只是没有主心骨，没有信念，没有目标，每天早晨起来都不知道今天应该干点什么。旧中国是一个空心的存在，是一个等候灭亡的大脓包，是一个等候历史的处决枪响的死刑犯。无数爱国志士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二、毛泽东说：不革命行吗?
如果是我为旧中国，尤其是为中华民国作证，我无法做到但知欣赏与怀恋它的仁义道德、情深意长、诗词歌赋、山水园林、温文尔雅……我也不会念念不忘蒋对胡适的礼遇。
我不禁会马上想到闻一多、李公朴的遭遇刺杀，“左联”烈士的被枪决，我会想到那种末世的人与人之间的虎狼般的仇视，这样的令人发指的事情甚至出现在我的家庭成员之间，这是我的直感也是我的隐痛，与任何意识形态无关。我会想起那种登峰造极的愚昧，报纸上的一个又一个的大仙、半仙、仙姑、铁口……算卦、相面与看手相人的广告。解放战争期间，四川出过一个叫做杨妹的女子，说是她可以不吃饭，为此上峰组织了专家组，由科学家们对其进行研究，最后发现了她不是不吃，是偷着吃，科学家们得出了人还是要吃饭的的伟大结论，报纸上登载了对于她的大便的化验结果和对她的肛门残留物的分析。报纸上还对这样的事情群起而攻之，认为是滑天下之大稽，是不折不扣的散德性。
我看到过这样的国人，他们一看到打预防针的医疗车便吓得晕死过去，其中也有我的亲属;西四报子胡同(现西四三条)胡同口的“土膏店”与前门八大胡同的妓院，还有林立的当铺;用铁索穿过脖项从锁骨上套过去的逃兵;抓住共产党后的刑罚，日伪时期时兴的是灌辣椒水，国民党时期则有从头顶上割一个十字注入水银以活活地剥皮，与从脑瓜顶上点火燃烧人体的脂肪，名叫“点天灯”。
还有旧社会各种蹂躏妇女、强暴妇女、污辱妇女的习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长辈说到过对于不规矩的女人的骑木驴游四街的惩罚办法：木驴上有一个尖尖的木橛子，插入淫妇的阴户……几千年的性压抑、性特权、性暴力、性变态、性剥夺与性扩张，足可以使一个民族疯狂，足可以令反抗与复仇的烈火燃烧，足可以招致杀身的血光之灾。光冲这一条，中国的一场或几场嗜血的风暴已经不可避免。这叫做闹之有理，乱之有理，灭之有理。
我不能不对于“骑木驴、游四街”的纪录多分析几番。这样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古今中外都极少见。
一、它反映了旧中国的强大压迫系统，那是社会政治的压迫，更是价值系统、道德系统、精神控制体系的压迫。表面上看它是性压迫，它是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它警告它的全体子民，违背这种以压抑为特色的奖惩系统的人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杀鸡吓猴，用最惨无人道的方法对付淫妇，同时也就吓倒了一切乱臣贼子、叛逆挑战者。
二、不一定非得骑上木驴不可，只消看看《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是怎样手刃淫妇的，你就能活活吓死，武松杀嫂、石秀杀嫂、宋江杀妻……甚至有杀后掏出淫妇的肠子心肝等内脏的场面，血腥性残暴性登峰造极。
三、万恶淫为首，这是一个警告，绝对不允许人性的自由解放，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口号斩钉截铁，灭你没商量。这说明，悠久、精到、恢弘的伟大中华文化传统中，包含着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人为敌、以人为奴的疯狂。当然，也有有学问的人考证说，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不是扼杀人性，好的，就算你考证得有理，也改变不了此六字给人们的悖谬感与反人类感。
四、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过的，君权、族权、神权、男权几条绳索是纠结在一起的。这样的绳索越是捆得狠捆得紧，各种突破、各种犯禁的冲动、各种胡作非为就越严重，事实上旧中国的性混乱未必少于旁人，三妻四妾、养汉老婆(这是我们家乡妇女们对骂时最喜欢互赠的帽子)、谋杀亲夫、买卖女性、卖淫嫖娼……
五、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压制系统十分强大完备。除了压迫女子的系统外，还有商纣的炮烙之刑与挖心之举，有吕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的“创意”，有夷九族与瓜蔓抄，有鱼鳞剐(用鱼网紧锁罪犯，再用小刀凌迟处死)……历史证明仅仅有压制惩罚手段是远远不够用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有人民的拥护，有为人民带来好处的愿望与成果，有法理的依据，有更迭接班的与度过一切权力交接的和平与有序的程序，等等。
旧中国的问题积累得太多了，当然是积重难返，其实不仅仅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问题。愚昧、迷信、无知、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的大清国与其子民，忽然间又会变得奴颜婢膝、视故国如无物。所以需要大变局，改弦更张。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政权也在为商纣与秦始皇、吕后直到晚清的无能昏聩的统治者还债。
……刚有了希望，有了大变化，又吹上了，又昏头起来。例如：
今天居然有这样的糊涂虫，以为《三字经》与孔夫子本来已经造就了东土的人间乐园，以为压根就不必革命也不必现代化，只需靠《弟子规》与《二十四孝》，只需穿上汉朝式的“汉服”，背诵字字珠玑的《三字经》，学习博大精深的《论语》——神州大地可以过上堪称范本的最美好文明的幸福生活。这样的人只需请他读读《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他对《三字经》《弟子规》的旧中国的认识，应该能稍稍清醒一些了吧。
2009年5月，在汶川大地震一年后，我到了重灾区北川市，满目废墟，仍然有遇难者的遗体在摇摇欲坠的倒而未塌的楼房里悬挂着与风干着、痛苦着、不安着。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宝贵，在重大的灾难面前已经荡然无存。虽然我已经多次看到了新闻图片与摄像报道，这样的景况仍然让我感受了大震动大悲哀。专家们说，这样的地震是上万年的地壳的各种运动、各种力量的作用与潜力的积存的结果，是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的结果。
我感到了庄严，也有恐怖，更是震动，是内心的九级地震。
那么，人民的大革命呢?我坚信中国的人民革命也是上万年的挤压、冤仇、抑郁的潜能积蓄的结果：从夏桀的酒池肉林，从商纣的挖出比干的心，从几千年的独裁压迫、几千年的为富不仁，从几千年的敲骨吸髓，从窦娥的冤案与岳飞的惨剧，从东周列国的智谋阴谋、百姓的血流成河，从《水浒传》中好汉们砍瓜切菜般的暴力，从武大郎与潘金莲的荒谬与悲惨的故事，从插入女人阴户的木驴橛子与对于司马迁和太监的阉割……直到民国的一切混乱与内忧外患中，积蓄了暴力反抗的认知与能量，它已经不可避免，它决心让一切阻挡它的复仇与突围的势力化为齑粉。
你可以投身革命哪怕是天真的革命，你可以害怕躲避革命，你可能反革命，这对于革命的发生与胜利并不起什么作用，就像你不可能阻止任何一次地震一样。
而且，革命不是地震式的纯然的灾难，革命是能量的释放，是电闪雷鸣摧枯拉朽，更是对于未来的争取，对于光明与欢乐的拥抱。风暴中有盲目性，更有伟大理念的驱动与照耀。有血腥，也有救苦救难的仁德与奴隶翻身的喜悦，不错，翻了身也并非万事大吉，但至少我们痛快了那么一遭，解放了那么一回。
一位相当著名的美籍华人女作家说过，她从纪录片上看到了解放后的1949年中国的各地场面，她深深地震撼了，她泪流满面地盼望着自己有生之年也能参与这样的盛况，欢庆完了即使遭了罪也心甘情愿。
1949年，全国解放，万民狂欢，到处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而我最感动的是《妇女自由歌》：
“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啊，妇女在最底层……”
这是控诉，这是为几千年的中国女性一恸。而另一首用东北民歌的调子和革命的新词唱道：“东北风啊，刮呀，刮呀，刮晴了天啊晴了天，庄稼人翻身啦……”那是关于土地改革的呐喊，是对于流血斗争的号召，它的潜台词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啊!血海深仇今天报!”
近十几年来有不少文学作品反映土地改革时期的斗争的严酷性与野蛮性。例如把一只猫放到地主婆的裤裆里以拷问浮财的下落。我在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也屡屡听到上级对于“狠”的强调。怎么回事?能不能把革命搞得温柔一点?如今，似乎谁都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质疑了。然而，在中国，改天换地、革命，是掉脑袋的事，只有一大批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的狠上加狠地拼命，再加上革命领袖的引导组织，才有成功的希望。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与决心，就没有革命的壮烈与勇气，就没有这样的拼死革命的革命党人。革命是没有退路的，革命走上的是不归之路。不仅共产党人是这样，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当年也是这样。马克思说过，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林彪到处提倡“刺刀见红”。有许多年，甚至连毛主席都认可了“革命加拼命”的口号。我曾经窃自疑惑，革命已经很伟大、很忘我，很“抛头颅、洒热血”了，还闹出个未必没有贬义的“拼命”一词做啥?一个执政的团体，哪有号召自己的百姓拼命的?
然而这都特别适合旧中国的国情。一场腥风血雨的土地改革，不仅分到了土地浮财，而且培育出一批只有向前冲锋不能向后转弯的革命先锋，叫做革命敢死队、革命候补烈士。或者是革命胜利，或者是血染刑场，这就是中国的革命党人的处境，而且，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悲情选择。
呜呼，在伟大的神州大地上，缔造了久远的灿烂精致的文明，同时历代统治者、被统治者，相互间也用尽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国人好起来能好出个花儿来，恶也能恶得天昏地暗、大破纪录。我们这里积累了许多智慧、规则与潜规则、一套又一套的幸福迷人醉人，我们的经过熏陶培育的一波又一波的感情的浪头，无比的深挚动人。同时积累了不知有多少的矛盾冲突：怨、凶、愤、懑、恨与乖戾。还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耐心。还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经验。还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信条。表面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后，只过了一分钟，可能是不共戴天的相砍相杀。
所以，在2011年，我非常理解卡扎菲的命运，他是怎样的成为了革命领袖，他是怎样的死于曾经向他欢呼歌唱的群众的义愤。
其次是，如毛泽东所宣布，革命者的思路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长远来说，这个说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是冤冤相报，你治我我治你，社会还怎么进步?)
我只想请读者读读《红楼梦》，毕竟人们难以给曹雪芹戴什么意识形态的帽子。请想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成熟、烂熟到荣国府、宁国府那步田地，不革命，还能不亦乐乎吗?还能和谐吗?还能围着老祖宗歌舞升平吗?还有人按照《三字经》与《弟子规》办事吗?《红楼梦》的年代并没有革命党也没有五四运动啊。而一旦革起命来，你搂得住火候吗?
没有几个读者读出了我的痛心。
事情并非仅仅如此，有效的乃至无效的压制系统，造成了顺从，也造成了势利;造成了麻木，也造成了淡漠;造成了听话，也造成了无情;造成了忍气吞声，也造成了得机会就挖老板的墙脚的阴损坏。就一个荣国府再加一个宁国府吧，谁来负责，谁来谋划，谁不贪污中饱，谁不自掘坟墓?连外人如皮货商人冷子兴都看出了荣宁二府的危机来了，最最精明强悍、最最受信任、最最大权在握的王熙凤却只知捞油水。
于是我在旧中国看到的是全民的腐败，是头上长疮、脚底板流脓的烂透。我的母亲和姨妈刚刚找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立刻就往家里带回了化公为私的曲别针、胶水直到半管铅笔。一位同学的舅舅在大观楼电影院看管存衣处，他就有权让我们好几个孩子免费去看电影。到处是假文凭、假发票、假收条、假证件、假简历、假资格认证。人人挖墙脚，人人捞外快，人人当看客与捞客，人人认为自己有理：他与她既然是被排斥被糊弄被剥夺被支配被随意调遣的，人人没有任何责任。天塌了不是我闹塌了的，地陷了不是我挖坑挖陷了的，谁毒死了不是我下的药，撑死了不是我做的饭，饿死了也不是我多吃了你的口粮。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自私、旁观、欺骗、雁过拔毛、敲骨吸髓、见一面分一半……已经不可救药。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解放战争的最后关头，由于建议国民党的大佬应该出血纾难，受到蒋的训斥，结果只能自杀殉蒋，可见封建社会、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的沉疴难愈，死路一条。
在拙著《季节》系列的第四卷《狂欢的季节》中，我写道：
一连串政治口语套语熟语：反动本能、蛇蝎心肠、刻骨仇恨、丧心病狂、处心积虑、野心仔狼……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含沙射影、素洁溅墙……腐烂透顶、妖精跳梁……金猴奋起、玉宇辉煌……
几亿人憋了几千年，少哭少笑，少吃少喝……鳏夫寡妇，忠臣孝子，阳萎阴冷，瓜菜代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什么时候这样欢实过?
我也不会忘记，我们讲了几十年的阶级仇、民族恨。没有阶级仇民族恨，哪里来的拼死拼活的战斗?没有拼死拼活的战斗，哪里来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哪里来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这些胜利，哪里来的中国史与世界史?
《白毛女》里的喜儿唱道：“天翻身来地打滚，仇人今天见了面……”
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的是“仇恨入心要发芽……”还有咬碎钢牙什么的。
仇恨种变成了仇恨芽，仇恨芽变成了仇与恨参天大树、仇恨大森林。好，这样的仇恨是正义的，是先进的，是革命的，是恨之有理的伟大的，但也总不会是恨上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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