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专访中国军方的强硬派罗援少将

 专访中国军方的强硬派罗援少将

 肖莹 张建魁 王钟秀

　　近日，英国路透社发文称，中国的“鹰派”开始抬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攻势立场。俄罗斯媒体也说，中国的“鹰派”试图对日打“冲绳牌”，向美国方面施压……中国“鹰派”一时成了热门词汇。中国有“鹰派”吗?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

　　强硬回击周边国家挑衅：“军人都应该是鹰派”(张建魁 肖莹)

　　自去年以来，周边一些国家在南海和东海等海域不断向中国进行领土挑衅，其气焰大有越来越嚣张之势。

　　在此形势下，今年6月，中国政府打出一记重拳：在南海设立地级三沙市行政区。这一决定立即引起国际社会震惊和反华势力的反弹。

　　日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暗指中国采取“单边行动”，声称“如果继续这样做，将非常令人担忧”，并影射中国试图通过“胁迫”和“实力”处理南海争端;美国一位要员则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设立三沙警备区是“不必要的挑衅”，不符合大国应尽的责任……

　　对于三沙市设立的意义，国内也有不同版本的解读。

　　有些专家认为，三沙市的建立跟目前南海的局势没有直接的关系，“不针对任何人”，“没有任何军事目的”，“三沙市的设立会完善我国在南海的党政建制，但并无守卫军事之责”。

　　解放军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则直言：“我们在自己的海疆边陲设市，怎么可能没有军事目的?这是我们的国防前沿，是我们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就是针对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保家卫国，天经地义!”

　　中国政府宣布设立三沙市，尤其是军中一些强硬的声音发出后，引起了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强烈反对及反应。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称，越南强烈反对中国设立三沙市，认为这一举动比越南宣示拥有南海主权的《越南海洋法》更加严重。菲律宾一些政府人士表示：“这是一种蛮横的态度。中国今后还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示威行动。”

　　7月初，日本领导人发表关于“收购”钓鱼岛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回应：决不许日方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方行动。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更是强硬地表示：“在今天来看，我们仅仅就钓鱼岛跟日本就事论事，我认为小了，应该就更大的范围来看，先讨论整个琉球群岛的归属，这个琉球群岛到底是谁的?从历史上看，日本是怎么样把琉球强占的，从这个角度来打一个更大的结。”

　　对此，外媒纷纷评论说，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越来越强硬。中国“鹰派”人士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了。

　　“鹰派”(War Hawk)一词源于美国，直译为“好战分子”。后来，该词被广泛用于政治方面，用来形容那些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如今，它的另一解释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以强硬态度或手段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个人、团体或势力，相对应的词为“鸽派”。因为强硬往往和“非理性”、“蛮横”等意思有关联，许多人一直避免将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似乎只有罗援，近来高调表示，自己“欣然接受中国军中‘鹰派’这个称号”，他也被认为是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

　　今年7月底，在位于北京北三环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办公室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罗援进行了专访。“我之所以对‘鹰派’这个称号欣然接受，因为我认为军人应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爱国情怀，军人都应该是‘鹰派’，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但我要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应该是‘理性的鹰派’，而不是‘莽撞的鹰派’”。

　　2010年，罗援到美国参加一个战略对话活动。做自我介绍时，美方一位学者说：“罗援将军，你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在关注你的观点，你是解放军的强硬派代表。”罗援对他说：“我是个理性的强硬派，这是中国军人的风格。你们美国军人也不乏‘鹰派’，但我长了一双鹰眼和一双鹰爪，又长了鸽子的头脑和心脏。”美国学者听了此话，都为他鼓掌。随后他又强调：“就像你们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会徽图案，一只鹰，左爪持剑，右爪握橄榄枝，我们中国也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作为军人，我们崇尚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

　　曾有外媒分析称，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的主权之争日益激化，使得中国外交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军队等对外强硬派势力抬头，正是这种形势的结果。最近，中国网络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批评美国霸权主义、指责周边国家妄图染指中国海洋主权并力挺中国军中“鹰派”的声音。

　　罗援，强硬来自父亲遗传(肖莹 张建魁 王钟秀)

　　穿着将军服，身高1.83米，高大魁梧。62岁的罗援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面，不怒自威。他说话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中气十足，几个小时的采访，连水都没怎么喝。

　　和预想的一样，罗援的谈话处处体现着“强硬”，这似乎成了他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而在与他接触两次之后，我们渐渐为他身上的强硬本色找到了来源——一是父亲的基因与影响，二是44年军旅生涯的历练。

　　时刻铭记父亲的风范

　　提起罗援的父亲罗青长，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但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共隐秘战线的元老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如今已94岁高龄。

　　因为父亲的关系，不少人称罗援为“红二代”，他对此并不忌讳，并将父亲视作自己一生最大的榜样与骄傲。“老父亲现在身体还可以，只是患有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方便，语言也有障碍，已很难和家人交流，每天早上会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新闻。”罗援告诉记者，前些年他曾帮助父亲整理过一些回忆录和自传素材，由于涉及很多我党隐秘战线的高层机密，现在还不能出版。但罗援也因此有机会系统地了解了父亲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的种种风雨。通过罗援的讲述，记者得以走近了这个革命家庭。

　　罗家祖籍川北苍溪县，罗援祖父家中有几亩薄田，能赖以生活并供孩子读点书。罗青长生于1918年，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读完中学一年级，16岁那年，罗青长和村里的20多个小伙伴一起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等到1952年罗青长再返回老家时，当年23个伙伴就只剩他一个人了。

　　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不久，罗青长被选派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工作。1938年，他又被我党派往西安参加秘密情报领导工作，曾打入胡宗南的部队从事地下活动。

　　“这一时期，父亲的主要联系对象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

　　在敌占区，罗青长以杨虎城西北军38军中尉书记员、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办事员的身份为掩护，对一些重要情报关系进行联络和指导。罗援还记得父亲给他讲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一些绝密文件，被统一寄存在一位家境很好的地下党员家中。不过，此人的思想后来突然发生动摇，生怕这一箱文件会给他全家带来杀身之祸，便催促我父亲尽快将保密箱取走。为避免给地下组织造成损失，在请示了上级后，父亲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谁知他刚将保密箱取出来，西安城突然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小学生背着的书包都要搜查。父亲紧张极了，如果继续在接头地点等待，会很危险。他整了整身上的国民党军官制服，一咬牙叫来一辆黄包车，将箱子压在座位底下，开始‘闯关’。因为那身制服，沿途哨卡并没过多地阻拦、盘查。车子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时，父亲瞅准机会，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箱子就冲了进去，有惊无险地将绝密文件送到组织手中。”

　　1941年9月，罗青长结束了“潜伏”生涯，回到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先是给李克农当秘书，后来到情报一室负责情报联络和情报指导。解放战争时期，罗青长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当时各情报系统提供的情报颇为满意，称赞说：“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可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长期担任中共情报部门要职，1957年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又成为继李克农、孔原之后中央调查部第三任部长。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罗青长相继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罗援喜欢这样总结父亲的一生：“他这辈子干过三件大事。第一，保卫毛泽东，就是追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了情报保障，受到表扬。第二，保卫周恩来，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周恩来等人原计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参加万隆会议。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5小时后发生爆炸，机上11人遇难。所幸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乘另一架飞机去了缅甸，在仰光做短暂停留，才躲过了一劫。时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父亲在此事件的情报获取和案件侦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第三，保卫刘少奇，参与侦破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那是在1963年，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出访柬埔寨，父亲担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在刘少奇到达柬埔寨后不到48小时，安保人员就在车队必经之路下方发现了一条埋有炸药、雷管的地道，并捕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不过，父亲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安全，他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坐车。陈毅与父亲开玩笑说，‘小老乡，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父亲只回答说，‘无所谓啦，这是职责所在嘛。’”这句话，罗援至今刻骨铭心。

　　血管里流着“强硬”的血

　　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罗青长，对几个儿子寄予了厚望。他结合每个孩子诞生的时代背景，均以提手旁的汉字为他们取名，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威武不屈、善于战斗。罗援对父亲为他们兄弟取名中透出的学问和用心很是感佩，细细向记者解释道：“大哥取名罗抗，抗日战争;二哥罗挺，挺进中原;我是老三，罗援，抗美援朝;老四叫罗振，振兴中华;老五叫罗挥，‘毛泽东挥手我前进’;老六是罗扬，发扬光大。”

　　罗援从小生活在父亲工作的机关大院，如今，他仍能津津乐道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岁月。“小时候照相，我总喜欢穿件海军服，腰间还别一把枪。可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大人们看了照片总会笑话我，‘你的枪都别反了!’”

　　在父母的严格教育和熏陶下，罗家的几个孩子都表现得十分低调。“父亲常教育我们，不能有‘自来红’思想，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我们并没有进入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别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是高干子弟。在学校填表格时，我们只在父亲职位一栏填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今，罗援每每看到保存完好的当年的作业本和成绩单，总会特别感动。“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喜欢在晚上办公，我父亲也就经常晚上出门，等天亮我们上学后他才能回到家中，彼此经常见不到。但是，父亲从未因此而忽略我们。但凡有家长会，他总会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我的成绩单也全是父亲签的字。”罗援还记得，自己上中学后的第一次寒假，父亲便让他到京郊的农村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个暑假，又让他跟着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外出掏大粪……

　　家庭的耳濡目染，让罗援从小就对军营生活充满了向往。不过，十年动乱前期，因为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罗援连当兵的资格都被取消了。“1968年，还是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刘忠冒着政治风险将我送到云南边陲他的老部队，才圆了我的当兵梦。”

　　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罗援隐瞒身份到连队的生产点劳动锻炼，当上了一名不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生产兵。在那里，罗援白天放牛、割草、垫牛圈，晚上就睡在牛棚里。身上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感染后，血水脓水混在一起，奇痒无比。那段时间，罗援吃了不少苦头，“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牛归来能在泉水边冲个澡”。

　　半年后，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来到这个连队，却没见到罗援的身影。他纳闷地问：“我给你们送来的那个高干子弟，你们放哪儿去了?”团首长一听，愣了神：“没有高干子弟啊!只有一个‘臭老九’，在山上劳动改造呢。”罗援从山上被叫下来时，王银山一看到他就掉下了眼泪：“罗援，你太死心眼儿了!”

　　罗援告诉记者，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自己的强硬主要来自于父亲的“基因”。“周总理对我父亲十分信任，就是因为父亲在原则问题上非常强硬，从不让步。当年，造反派要斗父亲，冲击他所在的中央调查部档案馆。为了避免党的机密外泄，父亲站在档案馆门口，腰板直挺着说，‘你们要冲档案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后来，是周总理保护了父亲。周总理曾评价我父亲说，‘你们说罗青长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我不管，但他就是守纪律。’”这件事，一直深深地植根在罗援的心底，也成为他日后“讲原则、敢说话”的榜样。

　　罗青长曾语重心长地对罗援说：“老三啊，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讲义气，最大的缺点也是讲义气。”“文革”期间，罗援在某军作训处当参谋，他所在部队的军长因造反派迫害，被关了起来。罗援说：“但我认为他确实是个好人，身体力行，把整个部队的作风带得嗷嗷叫。”一次，罗援利用休假的机会回到北京，并通过自己的母亲辗转将军长夫人写的一封信交到邓颖超手上，希望能让高层领导了解这位军长的一些真实情况。因为这件事，罗援被部队划入“保皇派”行列，甚至有几次差点“被转业”。但罗援说，对这事他从未后悔，自己并没有私心，只是说出了想说的话。像这类拔刀相助的事，在罗援的军旅生涯中并不少见。

　　“只要在这个阵地上，就要发声”

　　罗援继承父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爱学习。

　　在部队时，罗援一有空就抱着本书看，或者往阅览室里钻，战友们都戏称他有“知识饥饿症”。“一得到机会我就学习，什么都想学，学外语、学中国文学、学军事理论、学军事技术。”罗援说，他特别迷恋军事理论，经常给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军事学术》杂志投稿。“当第一篇论文变成铅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永远忘不了，帮我修改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是一位叫张晶的编辑，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我非常怀念他，是他将我领进了军事科学的最高殿堂。”

　　“文革”后，军事科学院很多部门急需补充人员，已经在《军事学术》杂志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罗援自然成了选拔对象。1978年，罗援正式调入军事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罗援曾在总参测绘学院、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深造。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他是少有的几个全优生之一。后来，他回到军科院专门从事战史、战略和外军研究工作。

　　没想到，理论战线后来竟成了罗援真正的战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在进行着无形的拼杀。现在虽然一时难见分晓，可一旦狼烟乍起，我们平时理论的积累就会对战争的胜负起到重要的作用。”

　　罗援的各种“敢于言战”的声音，也曾经招来人们的质疑。有人曾冷嘲热讽：“罗援，你这么强硬，总忽悠别人上战场，你自己会不会上战场?”还有人说：“你们这些‘红二代’是不是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子女也早就送到国外去了吧?!”

　　对此，罗援专门做过回应：“我认为我有底气说硬话，因为我上过战场，知道生与死、血与火的滋味。如果祖国需要，我仍然可以义无反顾，慷慨赴命。我不贪不腐，不可能在国外有存款。我的女儿、女婿也都在国内，我常跟他们说，一旦国家有难，你们就要响应号召，冲在最前面。”

　　上过战场，这确实是罗援的经历。就在调往军科院前不久，他参加了抗美援老(挝)战争。1973年春，罗援作为军工组成员，率自己所在的高炮部队跨过边境线，进入老挝战场。“部队换上老挝人民军军服的时候，我的内心确确实实升起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我很清楚，自己即将在战场上接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罗援说，很多学者提起那个年代的战争，总说中国是以中世纪的武力与现代化的外国军队抗衡，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和战友们面对的就是美机的密集轰炸。

　　刚出国时，由于经验不足，一次，罗援和战友们将洗好的床单晾晒在高炮阵地上，不想却成为美军的轰炸目标。警报拉响后，战友们本该及时跑到防空洞里避险，但他们愣是纷纷冲向阵地，架起高炮，向敌机射击。狂轰滥炸中，不少战友将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那悲壮的场景，罗援至今难以忘怀。

　　罗援说，作为一名军事科研人员，他现在只能智力报国，展现自己的“软实力”，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上书国家建言献策来发挥作用。“老一代革命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叫‘人在阵地在’，我也有这种坚定的信念。舆论战这个阵地，我们一定要占住。如果失去了发声的机会也就拉倒了;只要我还在这个阵地上，我就要为国与民鼓与呼。”

　　国家为上，无欲则刚：“要文攻武备，不能文守武废”(肖莹 张建魁 王钟秀)

　　“抗日战争时期，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曾说‘中国不亡有我在’。对我而言是‘中国崛起有我在’。”怀抱着这样的想法，罗援才爱说、敢说。

　　“我当然知道，一旦‘发声’的火候掌握不好，或者被曲解，是有风险的。”罗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但无欲则刚。当你不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而是真正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时，谓我何求。”

　　向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挑战

　　早在10多年前，罗援就因敢言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关注。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发射了5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事后，美国方面给出的解释是“误炸”。

　　次年，罗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美国。在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报告会上，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进行述职，并就美军在科索沃战争中如何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进行精确打击进行了论述。“当时，场内坐着很多政要，我刚到美国，胆子也挺大，没多想就站起来提问：‘我是中国的军事学者。既然你们的精确打击能打得那么准，为什么会“误炸”中国的大使馆?’”话音刚落，原本肃静的与会人群立即发出一阵窃窃私语，有人惊叹，也有人表示赞许。

　　罗援的突然提问，让克拉克尴尬极了。他无从解释，只得反复强调“那的确是误炸”，并一再表示歉意。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将军只得站起来解围：“您(罗援)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但我们还是希望两国人民向前看，否则，双方的关系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了。”会议结束后，黑格主动邀请罗援与他合影留念。

　　同样是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罗援应邀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当时，陈水扁刚刚在台湾大选中当选，‘台独’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在征得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的同意后，我将演讲的题目定为《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对‘台独’言论进行了抨击。”罗援的演讲结束后，现场有学者提问：“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进行军事介入，中国怎么办?”罗援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热爱和平的，但我们决不惧怕战争。如果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那我们只有奋起抗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罗援告诉记者：“当时在座的，有几位台湾的退役将领，他们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军人。听了我的话，他们激动地举起拐杖，起身高呼，‘解放军好样的!解放军有种!’主持会议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坎贝尔，也在我演讲结束后过来和我握手致意。”

　　这次会议结束后，一些知名媒体对罗援的演讲内容进行了转载。《华盛顿日报》指出，“解放军大校罗援警告陈水扁，是战是和，系于一念之间，统则和，独则战，独立与和平之间不能画等号”。香港《中国评论》也发表文章称：“罗援大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失千军，不失寸土’的坚定决心，引起了包括克林顿总统的高级顾问李硕在内的数名参议员的高度重视，认为解放军的强硬立场不容忽视。”

　　那一次的经历，让罗援突然意识到，“只要我们能不卑不亢，敢于直言，也是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起码(别国)不敢小看你”。

　　严辞警告菲律宾“老实点”

　　“作为一个军人学者，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挺身而出，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是我最大的职责和荣耀。”生于和平年代，罗援很难像父辈一样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护国杀敌。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对热点问题发表看法。

　　采访中，记者请罗援对自己的言论和关注重点进行归类，他简单思索后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首先，是对周边战略环境的研判和分析。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其次，是针对一些具体的事件，我们该如何应对，并作出怎样战略上的思考。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建议，有建议比发牢骚好，哪怕你说错了，起码给决策者也提供一个参照系。”

　　2009年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决议，规定凡在1999年5月13日之前批准《海洋法公约》并生效的国家，如果主张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前完成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和有关的法律程序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海周边各国纷纷宣示主权。

　　当年1月28日，菲律宾参议院通过“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议案”，将南沙群岛中的部分岛屿和黄岩岛划为菲律宾领土;2月3日，又通过“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确定案”，将上述两处岛屿划入菲律宾领海基线，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3月5日，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弹丸礁，宣示马来西亚“拥有”此片领土……

　　南海问题的集中爆发，让罗援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海洋安全问题上。2009年3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海洋主权不容别国蚕食。以往都说，弱国无外交，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弱国，相关国家不要把中国的克制忍让认为是软弱可欺。”罗援引用郑和的话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他认为，我国长久以来“重大陆轻海洋”，对海洋权益维护方面的认识有很大不足，今后应朝着大洋的方向发展，建立自己的“蓝水海军”，以武装力量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不受别国侵犯。

　　罗援的这些表态，让人感受到“鹰”般的犀利。

　　2012年初，罗援认为菲律宾的一系列举动“已经太过分了”，便提笔在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菲律宾，别太过分》，警告菲方“老实点”。

　　“黄岩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渔政310’先到了，可没过两天又先行撤离。”当时，没有人对此事作出表态，但罗援很不理解，“为什么菲律宾没撤，我们倒要撤?这能起到什么作用?”他于是再次提笔，写下《在黄岩岛不应“撤火”，而应增兵》一文，立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罗援告诉记者，写此文前，他的确有过一番思想斗争：“有关部门可能有自己的考虑，我的言论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但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责任感，我不说谁说?始终觉得不吐不快，还是写了。”

　　在那篇文章中，罗援提出，应将黄岩岛作为“撬动南海困局的杠杆”，“树立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模式：凡是挑衅我底线的，必须要受到惩罚”，“不能让菲律宾没受任何惩罚就全身而退，不能让它体面下台”。罗援强硬的言论，甚至引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回应，抱怨中国政府对军方强硬派的“挑衅性观点”不予理睬。

　　在钓鱼岛问题上，罗援的表态同样强硬：“我提出应设立军事演习区、导弹实测区，必要时也可以设立航空兵的靶场。美国曾经将钓鱼岛作为美军航空兵的靶场，而钓鱼岛现在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这些强硬的言论，罗援也曾感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但更多的，却是国内对军方学者发声的信任与宽容。一位军方领导曾对罗援推心置腹地说：“你提出的这些观点虽然强硬，却也的确有理有据。”

　　罗援曾说：“我的这种发声和一般的感性宣泄并不一样。在长期从事军事理论、国际战略、国际形势研究后，我们这些军事学者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加上理性的思考，这让我们的声音即使比较强硬，也绝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负责任的书生之谈。要‘放炮’，就一定要有‘炮弹’储备，绝不能‘放空炮’。”

　　“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有一个观点，‘我们和媒体接触，实际上是在进行舆论战，或者说是在为舆论战练兵。该如何与媒体接触，如何在接触中发声，都是舆论战的重要内容，这能从心理上对对手形成有效的震慑。他常告诫我们，现在要‘文攻武备’，而不能‘文守武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罗援告诉记者，一个理想的状态，是自己的发声能引起共鸣，或者最起码能引起争鸣。“这就需要把握一个度，既不能只说官话套话，又不能变成‘军中愤青’，一定要顾全大局，在国家利益大局下行事。既要讲到位，又不能越位。”正因为如此，他常感觉自己如履薄冰。

　　“我们要带头对非正义战争说不”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7月10日至15日，解放军在东海某海域开展了实弹演习。您如何看待此次演习?

　　罗援：这次演习中，我军共出动了“054护卫舰”、“052驱逐舰”、“022隐形快艇”等先进装备。我把这视作一种示威行动。以后若再有什么军事行动，我个人建议，不用老是强调我们“不针对谁”。你看看俄罗斯、菲律宾、越南，从不刻意澄清自己搞军事演习是不是针对某一具体国家。他们都不怕，我们怕什么?现在，我们对周边国家有限的威慑作用，都在一些口水中被消耗掉了。

　　环球人物杂志：美国重返亚太但又称并非针对中国，您怎么看?

　　罗援：虽然美国一再解释，自己战略中心东移、重返亚太并非针对中国，但其对华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因为某任总统说了两句友好的话就改变。因此，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中美两国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之中，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执政，美国就势必不会放下打击的念头;只要中国还“崛而未起”，美国就势必想要把中国拽下来，以免自己“老大”的地位受到威胁。这就是“中国崛起综合征”，让正处于爬坡阶段的中国处境艰难。

　　美国说要与中国友好、合作，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只有做到了以下几点，才能说明它真的没有在针对中国。其一，放弃在中国东海、南海高强度的侦察;其二，停止对台湾的武器军售;其三，解除《国防授权法》、《迪莱修正案》等一系列对华歧视性法律。但我们现阶段并没有看到，感受不到美国的“友善”，反而是中国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哪里就有美国人的身影。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何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如此关注?

　　罗援：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前夕，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中美关系应该属于“战略再保证”关系。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对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基本兑现，倒是美国屡屡违反对我国的承诺，对台军售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中美双方1982年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中，美国对中国做出了3项重大承诺。其一，美国不打算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但30年过去了，对台军售仍在进行，什么叫长期什么叫短期，美国人到底有没有时间概念?其二，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时供应的水准。可我们看到，中美建交时期美国对台军售只有2.4亿美元，卖的是霍克导弹，现在对台军售额达到64亿美元，卖给台湾的是爱国者—3型导弹，最近美国国会又批准要卖给台湾66架F—16C/D型战机。其三，美国将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可我们看到的却是逐渐增加。就从这3点来看，我们完全能有理有据地和美国进行争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我觉得我们和美国之间已不是“战略再保证”的问题，而是要对美国进行“战略再清算”，你美国为什么屡屡违反自己的承诺。

　　环球人物杂志：从国际范围看，战争仍然不断，我们该怎样对待战争?

　　罗援：我认为，马列主义战争观并没有过时，战争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观点，凡是非正义战争，坚决反对之;凡是正义战争，大胆实行之;凡是侵略战争，坚决声讨之;凡是反侵略战争，大胆声援之。我们在自家门口夺回属于自己的岛礁，就属于正义战争，别国无权说三道四。所以我提出，对“泛和平主义”要进行批判，和平崛起不等于挂上了免战牌，不能一味地让“和风吹得游人醉”。军人不言战，谁再言战?不是军人好战，而是职责所在，使命所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军人的特殊职责。另外，我们只有带头对非正义战争说不，才能赢得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支持，同时占领道德制高点。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4期，摘自2012年第21期《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