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学术自述（之三）
为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
目录
一、我曾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二、关于“生产过剩”的辩论
三、“新自由主义”是乱国之术
四、美国购货，中国买单
五、解散垄断企业会使中国工业倒退回工场手工业
六、人民币持续升值是高通货膨胀的诱因
七、内需主导在经济上是死路一条
八、以国家主义为本位还是接受本国经济的殖民化？
九、智能性计划市场经济是强国之路
十、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复兴农村
十一、一党制与民主制度不矛盾
十二、削藩与治吏
十三、法治不等于法制
十四、中国须制订全球化的地缘战略体系
十五、新世界性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
结 语
一、我曾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我学术的第二部分，属于“经世致用”之学，涉及经济学、经济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问题。199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集录以及1997年出版《论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9年出版三卷本《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等三卷），还有在海外出版的《为中国声辩——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汇集了我的这方面的主要论著。
我认为近年来，自西方输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泛市场拜物教误导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方向的问题上，我与占据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泛市场主义具有根本性的分歧。三十年来，我一直与作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对峙。在学术和政治上，我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言，也曾犯颜上书而有逆鳞之举。
1988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写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美、日不会乐见中国之强盛”，预言“戈尔巴乔夫必会失败，苏联将因民族问题解体”。是年10月我在国内《经济学周报》及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系列政论《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等，警言“激进物价改革以及休克疗法”将引致国内发生动乱。”
此系列文论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示到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不久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机会，而能备位于谘议之列，盖以此为始。
1990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学人福山撰书称“民主”化乃未来不可逆之历史潮流——“历史已经终结”。所谓“终结”的意思，就是从此历史将是西方化、“自由化”以及仿美式“民主”之时代。
［何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云：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则战胜了共产主义原则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则。当代人类政治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自由民主原则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因此，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则，今后人类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政治的原则不再有发展，因而在政治上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
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持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
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 11” 事件以及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显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资本主义仍需国家主义的政策介入。
美国在2007以来的金融危机中窘相毕露，终于露底而显示其经济强大之真正原因并非由于“开放、无限制的自由市场”，而是由于其主导着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发行权，以及累积了天文数字的大规模国家债务、财政赤字和对外债务，自由市场经济并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之美妙天堂。这一真相的揭破，对于我们反省未来中国改革之目标及方向，意义至关重大！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上下册），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在一些关系重大经济方针的问题上，我多次发出尖锐响亮的声音报警和揭露，从而有所迟滞了西方试图以私有化和放任化快速解体我国国民经济，使之殖民地化、依附化的阴谋。
二、关于“生产过剩”的辩论
我非职业经济学家，至多只是半个业余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亦有所建树。
1990年11月，《人民日报》以显要版面全文刊登我数万言《中国经济问题与世界未来》。此文曾经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传播全球。非统运动主席、不结盟国家论坛领袖尼雷尔读此文后大为动容，托人转信给我，代表非洲及第三世界表示支持及感谢。卡斯特罗读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访问古巴。我在古巴介绍中国改革历程，建议他效仿中国模式推动古巴的经济改革。
在人民日报的长文中，我提出当时国内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此论当时“雷倒”主流经济学人，因为他们多年信奉的是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短缺”和“瓶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自古巴回国后，中央有关领导约见我。我建言中国经济方针宜变“内需主导”为“外向出口”为主导，限产压库，从而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经济方针转变，以各项政策大力鼓励出口，于是外汇储备渐得积累，中国商品扩及全世界，1991年后出现了出口带动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之加入WTO后，国际资金技术大量进入中国，以及全球市场需求之拉动，中国经济呈现了持续近二十年的空前繁荣。
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主流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口头禅，以至连美国人也接受了这个前古典时代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最近巴菲特去见奥巴马，即忧心忡忡大谈美国房地产“产能过剩”和大量空房闲置问题。美国“主流”们似乎忘记了那位诺贝尔奖得主、被主流奉为祖师爷之一的萨缪尔森曾在他的《经济学》中声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彻底解决了19世纪的‘生产过剩’这个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伪命题。”
三、“新自由主义”是乱国之术
从1988年开始，我在经济学上一直与“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主流经济学”这个词在国内是我首倡，是一讽刺，指的是包括伦敦剑桥学派（马歇尔）、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等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此学派之形成当以1947年冷战开始时，由共济会组织的瑞士朝圣山经济学会议为标志。
90年代初，我从实践经济政策的角度，抨击新自由主义自80年代后期即开始引导和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我与他们论争、抗衡了二十多年，目前他们虽然仍是“主流”。但由于近年国企改制中的大规模下岗以及私有化政策失败，特别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及货币政策引导出了恶性通胀等严重后果，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现在有点臭了！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改革目标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以美国作为一种样板，因为据说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全球最发达最完善的市场经济。事实真是这样吗？
美国国债目前已突破15万亿美元，若再加计隐蔽性负债，据美国财政部承认，美国总的内外负债实际可能达到上百万亿美元，这笔巨款是美国2010年GDP（16万亿美元左右）的5-6倍。其实，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能得到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贷给资本流入，那么不管它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这个国家都会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但是，问题在于怎样偿还呢？美国人欠债，有国家霸权和美元的强权做后盾，可以耍出种种赖债、讹诈的伎俩。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行吗？换成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如果背负这样的负债，早就宣告破产了。
所以，美国的豪富、挥霍、奢靡以至高新科技、强大国防，并非靠“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靠“效率”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强大与繁荣是靠霸权下的金融欺诈和掠夺，是利用各种“庞氏”骗局向全世界集资敛财，圈来全世界的钱支撑起来的。
但是，美国这样庞大规模的负债经济，每年要支付的利息是天文数字。美国财政现在已经入不敷出，难以承受这种高额债务和利息，所以不断爆发金融危机，藉以逃债、赖债和缓债。美国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所谓金融泡沫是什么？无非就是债务。美国支付不起利息，于是派索罗斯、巴菲特、高盛等金融投机大鳄到处去设套圈钱，包括利用汇率魔术赖债。美国的高额债负是当今国际关系不安定的总根源！
这样一种靠债务圈钱式的市场经济，难道是中国经济改革所要效法的先进样板吗？美国的这种债务式市场经济，中国能学、能玩吗？
我认为“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共济会经济术士输入中国的乱国之术！吸血之术！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在政策上祸国殃民！今日中国的种种乱象，皆与上述经济理念和改革目标的错误有关。
有人说我是“阴谋论”的代表。但是，纵览一部世界史，阴谋无所不在。不懂阴谋就不懂政治，不懂外交，就全然无知于世界历史。不懂阴谋，甚至也不会懂商业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反对别人揭露阴谋，本身就是愚人脑封人口的一种阴谋。
四、美国购货，中国买单
美国巧妙地对中美经贸关系设局，利用中国人的善良和轻信，竟然使一种不用花钱的进口贸易，由神话而变成了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奇妙现实。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美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购物的美元来自美联储；
——中国商人把货物供给美国，美元进入中国被中国银行收走；
——中国银行将人民币作为购物货款支付给中国出口商人（这就是买单费）；
——美国用销售长期国债以及房屋贷款、黑石投资等名义，从中国银行及相关机构（外储局以及中投公司等）手中，把中国得到的美元以长期借贷等方式，巧妙地收回到美联储手中，并且可以肯定基本上无意再归还；
——结果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其实等于没有付钱，而一直是中国银行在为美国人做实际性的买单。
所以尽管美元大量超发，汇率不断贬值，但是美国自己却没有发生高通胀；而人民币尽管不断升值，但是中国目前却发生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近惊闻某著名主流经济学家说：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际资源类商品涨价而自外输入的——叫做“输入型通胀”。那么很奇怪，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进口依赖比中国高得多，为什么没有像中国这样发生严重的通胀呢？难道他们有特别的秘方使本国经济不受这种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吗？
其实真正的答案很简单：中国物价上涨而美国物价基本不涨，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其实是接近白拿而不用付钱的。这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的一种奇特的市场交换关系。
本来这是极简单的常识：如果在生活现实中，你可以不断向一个商人借钱买他的商品，而你欠他的钱又基本不必归还——那么这些商品就等于是白送你的。
这样一种荒谬的交换模式，使得中国市场上钱（人民币）愈来愈多而商品愈来愈少，价格怎能不上涨呢？美国市场上，白来的商品愈来愈多，进口却都用白条（债券）支付——物价又怎么会上涨呢？
这后面难道没有一系列金融阴谋吗？
五、解散垄断企业会使中国工业倒退回工场手工业
主流经济学家近年大力鼓吹让国家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把竞争领域让利于民营资本和外资；鼓吹大型国企是垄断企业，应当尽早拆散。一些年间，许多国企被解体、侵吞、私有化，致使千百万人下岗失业。这种改制，是违背传统的。
如果反垄断，首先最应反的是国际大资本的垄断——例如罗氏企业对制药业的垄断，孟山都企业对国际农产品（如大豆、玉米以至农药、种子）的垄断。看看发达国家的那些大企业，看看当今所谓世界500强，哪一个不是本行业中的大型垄断企业？力拓、福特一类企业难道不是跨国的大型垄断企业？为什么美国经济鹦鹉们不主张拆散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全球性金融资本垄断组织，却大力鼓吹拆散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
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由分散的小私有制走向银行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大型垄断组织的历史。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正是垄断组织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垄断组织早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哪有什么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现代企业经济模式是伴随着垄断组织的发展而形成的。大型垄断组织通过收购、并购等方式兼并重组，这个过程本身就含有优胜劣汰的意义。国际共济会的大老板如罗斯切尔德银行，就是一个在全球从事收购、并购的超级垄断性金融集团。只有大型垄断企业才有实力维持短期内不盈利的科研部门，将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把科研成果逐步转化为生产力。
在中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基础，是六十年中国工业化的结晶和成果。现在一些共济会经济学家鼓吹要把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彻底分化、瓦解、解体，目的无非是让罗斯切尔德一类跨国金融集团进来并购。其用心险不可测！
在摧毁中国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后，最后中国企业只剩下那些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私有中小企业，中国产业对国际上那些跨国大垄断企业将完全失去竞争力。中国经济将倒退到三百年前的工场手工业水准，中国六十年的工业革命成果将在一夜间全盘丧失！
六、人民币持续升值是高通货膨胀的诱因
关于汇率升值问题，某些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特谈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因此应该“升值”。可悲的是，许多经济学人却居然不知道“汇率”是“汇率”，“币值”是“币值”，这是两回事。
货币可以购物，但货币也可以买钱，即交换其他货币。汇率是什么？是币价。以币买币，其值曰“汇率”。币值是什么？是物价，以币购物，其价曰“币值”。名义汇率可以人为地操纵使之升值和贬值；但是真实币值则反映货币总量（需求）与商品总量（供给）的比例，难以人为操纵其升降。因此，“汇率升值”不可与“货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国家和民众！
如果你投资购买一种股票，这支股连续六年一直升值——那就可以让你大赚一笔利润。同样道理，如果你用美元购买人民币，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升值，那么这也是在给你赠送美元。因此，利用汇率升值做外汇期货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一种基本常识，而许多中国经济学人竟昧然无知于此？！
由于中国的外汇管理和强制结汇制度，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势必大量吸引套利热钱的涌入。外汇占款人民币大量增发，银行日子虽然会好过，但通货膨胀则随之必然会发生。
七、内需主导在经济上是死路一条
近期以来，“内需主导论”甚嚣尘上。倡言此论者首先完全无知于近代资本主义之发展历史及规律。自15世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拓史，没有一个工业国能依靠内需经济发展起来。
为什么必然如此？这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规律使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能力之扩张程度，永远会快于国内资源供给能力和国内市场需求之发展程度。因而，产业在发展中会周期性地遭遇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以及资金供给不足——遂必定会引发周期性发作之经济危机。要解决这种经济危机，使得工业强国必须向外看——必须全力拓展世界市场、开拓新的资源来源和市场需求。因此，一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唯有成为外向化的全球竞争型经济，方能持久而可持续地生存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下，始终存在着一种两极化的体制：一极是金融资本及产业发达之主导型国家，另一极是依附于发达工业国之市场、资源供给型国家。后者依附经济强国作为其周边市场。这类国家就是从属于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之“第三世界”。它们在取得政治独立前，原本是发达工业国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后，则仍因为无法摆脱经济生存之依附性，而成为非传统类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当今之拉美、菲律宾、非洲，以及依附欧盟之东欧诸国）。中国今天之地位介于次发达国与第三世界之间。
总括某些海归学者所鼓吹之所谓“内需主导”方针的基本思路就是：
1.限制出口，消耗外汇储备大进口——从而帮助发达国家开拓中国的内需市场。
2.无限制印刷人民币，不在乎国内通货膨胀问题。以房地产经济作为产业龙头扩振内需，不惜消耗一切国内资源于其上。
众所周知，中国之国情是人口过剩，国内资源近乎穷竭，农民贫困少货币——何来广阔之内需市场？一旦出口产业能力萎缩，外汇耗光，那时中国就不再有能力购买外部能源及资源。要大量进口，就不能不大规模举债，中国将变成对外负债的纯进口国。因为若不大量进口能源、资源及粮食、消费品，因内部民生压力巨大，国家势必陷入穷困、内乱之境。而这正是美国共济会经济术士对中国输出内需主导论的目的。
房地产经济也是内需主导论的产物。房地产过度开发，造成一些地区出现所谓“鬼城”，浪费了许多可以用来改善国计民生的大量资源。如果必须用内需拉动经济，本也应当以国防军工科技研发为主导。
内需主导方针，是最有助于从内部瓦解中国经济，帮助美国不战而胜的方针。
某海归学人有一句泄露天机的名言：“只有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才会是民主的政府。”“内需主导论”及“通货膨胀无害论”，终极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政府成为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
由此可见，这种“内需主导论”，不仅是画饼充饥的虚妄之论，而且是穷国之论、乱国之论！
八、以国家主义为本位还是接受本国经济的殖民化？
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提出过一系列策论和建议。我向国家所建言的是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强国之道——就是所谓“新国家主义”。①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不属于左派。但我是务实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好国家主义者。
我所谓新国家主义，实际是研究了毛泽东和中共在1940—1945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主张。这种主张集中于毛泽东四十年代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新国家主义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国家力量控制下的市场资本主义。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思想，明显地不同于1957以后特别是1966以后的毛泽东思想。那时毛思想的核心内容正是新国家主义、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斯大林的集权社会主义）。可惜1957年后毛泽东的想法改变了，他要求大大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于是发动大跃进运动，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被“左倾”路线所支配的时代。
九、智能性计划市场经济是强国之路
近些年来，高盛、大摩等国际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领域畅行无忌，为所欲为，蚕食吞噬！ 2010年11月12日 的黑色星期五，若干家国内外金融大鳄于一个操作日，卷走5千亿的股票市值。当今中国银行业及金融业几乎无秘密可言，中国金融市场被一些内外金融大鳄搅得昏天黑地！
在金融领域，我呼吁国家应及早建立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际共济会金融组织（主要是国际投行及风投基金）的监控，限制其对中国金融领域的渗透和操控，警惕其雇佣的鹦鹉经济学人对我国金融政策的舆论诱导和暗箱操控。我呼吁强化对于进入中国攫金的国际金融大鳄的警惕和监管，逐步斩断已经伸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金融撒旦之手！
主流经济学一直在诋毁计划经济。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资源产业一直实施有计划地管理，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不向欧美发达国家的管理模式学习呢？
我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未来也应建立受控制、有计划的新型智能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放任内外资本大鳄横行无忌的无政府市场经济。
我主张重建国家计划委员会，运用大规模计算机的智能数据处理技术，全面统筹全国资金、财政及资源、市场和生产力，制订科学有序的全局性远期性国家发展计划。
我主张重点产业有必要“国进私退”——以国家重大目标为主导，有计划、有战略地优先发展国防、高新科技及基础资源产业。这些部门绝对不应当放任其私有化、市场化以至被外资控制。
我反对一切放任市场，反对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反对银行脱离国家监督的独立化、商业化和金融私有化。反对把一切产业和事业推向市场，特别反对把教育、医疗和科学技术全部交付自由市场。反对唯利是图——一切以赢利、牟利、拜金及利润为主导，反对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反对让外来金融资本主导中国的国民经济，使中国沦为依附于跨国金融资本的新殖民地经济。
在社会财富上，我主张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经济、遏制私家富豪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和垄断。我反对横行无忌、富可敌国的世袭权门经济和豪门经济。我主张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废止目前对外资、外企的特殊优惠政策。
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经实践证明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未来应当革除其弊端。在财政上我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全国一盘棋，削肥补瘦，统筹安排，反对听任地方坐大，各地分灶吃饭，以至苦乐不均——有些地区民穷财匮，百姓衣不蔽体；而有些城市里仅栽花种草年耗数十亿。我认为国家主导的统一宏观财政及金融调控计划是不可或缺的！
在社会分配上，国家应当实施第二次分配，以国家权力之手实施社会资源控制和公共产品的有计划配置，由国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
十、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复兴农村
最近媒体报导：一端是京沪等大城市菜价飞涨，市民抱怨，商品短缺；另一端是生产过剩（不是所谓”产能过剩“），农民种的菜卖不出去，以至菜烂在地里。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由于当前中国实施的是放任不管的原始市场经济，是那种最恶劣的原始无政府市场经济。
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不仅有国家补贴农业的政策，而且有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农业服务组织，协调农产品产销，形成了农产品有计划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市场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日本、以色列有，甚至台湾地区都有，美国更有农场主的合作保护联盟。只有中国对农业和农民完全放任自流，而让农民和农业完全靠天吃饭，听天由命。
中国现在的农业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高度依赖能源及化肥、农药，电力抽灌，成为“石油”农业，二是农业组织解体，农村倒退为分散原始的小自耕农经济。90年代后的新农民子女已多数不会种田，新中国建国以后构建的国家水力排灌系统被割裂和瓦解，致使连年水旱，灾荒频发。
中国人近年正在遭受来自美国的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的隐性毒害。讲一句危言耸听的话：由于转基因食品的主粮化，未来华夏民族的确有发生人种畸变，甚至绝代、灭种和亡种族的危险！
如果哪一天，世界形势万一突然有变，海外对华石油供应出现问题，或者中国外汇来源匮乏了，那么中国现在的农业还能养活十多亿中国人么？！当今农者弃业，粮有近忧！若今后几年再因沿海出口经济衰退而卷起一个返乡农民的大失业潮，天下岂能得安宁乎？！
重建农业的经济合作组织，把农村和农民通过市场体系重新组织起来，这是未来农村振兴的切实道路。
十一、一党制与民主制度不矛盾
再谈关于政治改革和民主问题。
当今中国“吏政”不良，有目共睹，中国确实需要改革政治制度。但是对这种改革，自由派主张从宏观入手，引入美国模式，让共产党下台，搞多党制、直选制。而我则认为，一党制度与民主并不矛盾。民主制度涉及形式与实质。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以及像南美的海地、亚洲的菲律宾那种垃圾国家，都早就引入了形式化的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但是那里的民生极其贫穷，穷人众多，灾难频发，百姓连基本生存权都难以维系，何谈其他公民权利？
我认为，判断民主水平的尺度是实践与实证。一种制度只要能使得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社会和睦，就是好制度。西方既有总统制下的民主，也有君主制下的民主。归根结底，政治好坏不是看总统是否民选，而是看社会是否安定，民气是否祥和，经济是否发展，阶级矛盾是否缓和。
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也可以实行有实质内容的人民民主。20世纪亚洲著名的新加坡就是实施独裁政治和民主兼容的公认实例。民主不民主，不应当引进西方政治模式作为判断的尺度。
当前中国政治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外来模式解决，而是应当针对当前的政治弊端，从改革基层组织制度和权力结构的配置入手解决。削弱诸侯的权力，建立各级集体领导制度（实际也是分权制度），建立有效、有威慑力的监察制度，弹劾制度，强化对各级官员特别是地（市）、县（市）、乡级官员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而会为老百姓欢迎的良性政治体制。
十二、削藩与治吏
从中国历史看，基层官吏与百姓的激烈冲突，往往是引发社会动乱的直接导火索。我认为当前的民主改革应首先从整顿吏治着手，从严治“吏”，对基层“胥吏”实行察举巡视，从严约束地方官员。特别严控地、县、乡三级胥吏，不允许其横行于下层，鱼肉百姓。
国家应当制定严格制度，废除公务员的终身制以及变相的世袭制度。“吏政”坏于制度。一种好的“吏制”应当是择优选拔，让能力、操行、品德、民望较好的官员得到提拔。要保证下情通畅，民意上达，要让百姓舒心通气地过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层恶吏肆意欺侮、蹂躏。
目前的问题是国家对中下层地方官吏缺乏直接制衡和监控的机制，中央权力管不到他们。那些地方官吏除了直属的顶头上司，根本不在乎什么中央，对中央的法规政策不仅经常阳奉阴违，甚至敢于公然抗命！于是地方坐大，出现了一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有些地方官吏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今天想阅兵就阅兵，明天想游街就游街，后天想进京抓人就进京抓人。对下面这些地方官吏无所制约，必然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民情激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是近年社会不安定群体事件频发的乱象之根源，亟须改革、整顿和治理。
中国历史情况正好相反。唐宋以下，虽然是皇权至上，皇帝专制，上层高度不民主；但越到下面的社会基层，对中下级别官员的监查、管束和控制反而越严格，绝对不允许基层官员知情不报，越位横行，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这是因为唐宋以后的统治者总结了历史经验，懂得如果放任地方“官吏”胡来，最容易激起民怨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
十三、法治不等于法制
自由派高呼要法治，却似乎不懂得所谓“法治”并不是什么现代概念——法治无非是据法而治、酷法而制，这是古代法家的主张。
法治不同于“法制”。法制是一个近代的法学概念，也就是所谓“程序正义”。其根本意义是宪法体现主权，宪法作为总法约束其他一切实定法，宪法精神制约国家的全部法规制度和政策，违宪就是叛国，在宪法制度面前一切人平等。这是近代和现代的法制理念。
公民民主应通过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得到保障。各级法院对维护国家法制有重大责任，司法有责任依法受理一切违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案件，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检察及司法系统应当相对独立于地方行政而垂直隶属于中央，这样司法系统才可能成为中央政府依法监控地方的一种重要法律工具。
法院不应当自我设定诸多禁区，不应该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斗小民受土豪、豪强包括官僚欺侮后无门投告，有法难伸冤，这必然酝酿社会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纠正侵权、保护弱者。民若举，法必究，各级法院有责任受理审理涉及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的一切社会案件——不管是民诉还是公诉，告官员还是告老板，只要有违法事情就应当允许百姓进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级上诉，直诉到最高法院。例如老板欠薪问题，根本不应当是一个行政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这事情不应当由政府总理管，而应当由人民法院管！
法院直辖于中央，中央就可解通过法律系统纠察、解决地方违法问题。扩大法院的职权，就可以减少信访的问题，从而让有裁决权的法院取代无任何实权的信访部门。法院权责加大，信访自然减少。
我反对中国学西方的伪“民主”政治模式，但我主张好政治需要民主——应当扩大人民有对社会事务评论和批评的权利（言论有自由），扩大民众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给予人民对管理者的选择权，特别是对贪官污吏的弹劾、罢免之权。
十四、中国须制订全球化的地缘战略体系
在国际问题上，我多年所主张的是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全球战略思想。90年代初，我已经认识到：解决中国资源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谋求向外发展——而令美国人、西方人所最恐惧的也正是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内部的所有问题和压力，只有全力推进向外发展的路线，才有希望解决。为此中国必须形成有全球视野的新战略。
如果一国的外交变成一种总是屈服于外部压力的媚外外交，这是耻辱。一个大国的外交不应无远见、无目标、无方向，更不应无智慧，无勇气、无感情、无信用、无义气、无担当。外交部门不该只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维持会。一味事大，媚强，贪财，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可交朋友；国际关系中，这样的国家谁会理睬你？结果是，在国际上寡恩无友，丢弃了许多老朋友和第三世界。
为中华民族的久远生存，中国必须有勇气正视和面对日益紧迫的内外危机。摆脱事美外交的思路，走独立自主的全球路线。加快建立有威慑力的核防御和对抗体系——这是遏制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决定性条件。在国际上，中国应当交些穷朋友。应当审时度势，制订有远见的新亚非拉战略。当前非洲是一个空白，经营非洲，在非洲租地屯田，移民开拓，收购资源，发展农业，是可取的选择。
十五、新世界性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
我的观察和预感是：21世纪的前三十年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人类当前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全球性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愈来愈紧迫，每个国家都无法长期自我隔绝，置身事外。
新中国建立时，1950年，地球上只有20多亿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世界上30多亿人。2000年世界已近60亿人，今年将接近70亿人。目前全球每年增长1亿多人，到2050年前后，地球人口预计将突破90—100亿人。空气、水、能源、土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目前都已经接近人类消费的极限。西方未来学的研究表明，地球资源最大承载极限是100亿人左右，地球上无法承载超过100亿而且继续不断递增的人口。
但是，中国精英阶层对人类前途与日益逼近的生存危机茫昧无知，不思应对。他们天真地以为，历史始终是线性发展的，明天、后天仍会是今天状态与结构的延续——他们不懂什么是“突变”或“灾变”。但西方的精英则早已预察到人类终极危机的迫近，并且早已在筹谋并且操作着应对和自救之策。冷战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要义是鼓吹由西方列强对人类文明进行重塑。而文明冲突的实质也是种族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失败的民族和国家，将面临亡国、亡文化、亡种族的危险！会成为被优势种族无情屠灭的“垃圾人种！”
在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一次世界性的冷战争，实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题，是第一代工业国为划分世界势力范围而战。第二次大战仍继续一战的主题，但在欧洲战场上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主题——净化种族，于是导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种族大清洗——消灭犹太人。二战后，发生了冷战。自由派精英不懂“冷战”的真实历史涵义，以为那只是美苏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上，这只是表象。冷战的实质是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冷战的失败者不仅是苏联，也是所有的不发达国家。
如果核防御和对抗体系的平衡被打破，那么未来30年间必定会爆发新的全球性战争——新的次世界大战。近年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最新发展，打破了冷战时代的互相毁灭平衡结构，使得单方面的核打击正在成为可能。因此，未来发生全球核战的危险日益上升。
2005年伦敦共济会所讨论的“盎格鲁·萨克逊计划”已经设计了一套对地球上有色人种进行清洗的战争方案，这个文件是1995年彼德伯格俱乐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精神的扩展。国际共济会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共济会国家统治下的“千年帝国”——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其前提是要减少地球上的垃圾人类，对之进行清除和隔离。有色人种将是西方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进行种族清洗的主要对象。
美国对华战略的近期目标是遏制中国，把中国龙困锁在国内；远期目标是期待中国内乱，自我爆破而分裂。美国在谋求分裂中国的同时，近年也在挑动中印之战，南海之战，以至中俄之战——让对手打垮对手。
结 语
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变革之中。1944年的中共“七大”纲领中提出了这样的建国理想——“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使中国摆脱百年战乱和半殖民地地位，实现了独立与统一。30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初步的繁荣富强。
但是由于改革方向的迷失，今天的中国问题丛生。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与世界未来面临巨大变局，处在大变动的前夜！中国今天处在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四十余年来的全部思考和著述活动，所追求的始终就是一个目标——追求中国的强盛，憧憬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现在讲的许多话说在当前，仍然是逆多数而反潮流。
展望前景，许多因素不容乐观，但是总要抱有希望。尽管问题远远多于答案，但我们仍应当寄希望于未来！
［本文收入何新著《命运与思考》修订第二版，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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