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秦汉、魏晋之后，唐朝再次掀起大规模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浪潮。在稳定西南政治秩序、努力发展巴蜀经济的同时，唐朝致力于开发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并打通南方丝绸之路，使中原与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入崭新阶段。唐朝经营西南的策略灵活多变，大致可以总结为“三川分立”、“文官治蜀”、“西拒南抚”三方面。
“三川分立”维护政治稳定
唐代西南政区经历了由分到合、由合到分的过程。唐初，西南地区的高层政区包括剑南道以及山南道的西部。景云二年（711年），朝廷将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与山南西道，使西南地区出现剑南道与山南西道两个高层政区。盛唐时期，唐玄宗出于经营西南边疆的考虑，始令剑南节度使兼任山南西道采访使，号山剑西道，使西南政区呈现高度整合的趋势。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跋扈的不良风气蔓延至西南，剑南道的一些将领蠢蠢欲动，屡屡于节度使更替之际发动兵变。据史书记载，8世纪后半叶剑南道先后发生了段子璋、徐知道、崔宁、张朏、刘辟等发动的五次动乱。尤其是大历二年（767年）剑南弱水西山都知兵马使崔宁，通过兵变迫使朝廷任命其为节度使，严重削弱了朝廷在西南地区的权威。杜牧《守论》所谓安史之乱后“赵、魏、燕、齐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蹑而和之”，这里的“蜀”便指剑南道。
为解决西南隐患，朝廷于广德元年（763年）升山南西道为节度，大历二年又将剑南道划分为剑南东川与剑南西川。至此，西南地区三分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三川分立”是唐朝反复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决策，政区调整的核心是将剑南道一分为二，以削弱其实力。从经济和人口看，剑南西川拥有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经济富庶，人口为剑南东川、山南西道的两倍。从军事上看，因应对吐蕃、南诏的现实需要，剑南西川常驻重兵，兵员数量大致维持在3万至5万，军力雄厚。剑南东川、山南西道所管兵力较少，两镇兵马合计仅1万左右。
“三川分立”的政区设置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割据叛乱的风险，并预留了应对叛乱的战略缓冲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入蜀道路的主要关口都在东川和山南西道境内，西川东、北两面均为平原，无险可守，从而失去了割据的地理基础。因此，8世纪后期西川虽动乱频仍，但均能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平息。如元和元年（806年）西川刘辟作乱，叛军虽迅速攻破东川，但山南西道节度使严励率兵奋力夺回剑州，从而保证官军顺利通过剑门关入蜀平叛。同年十月，唐宪宗借平定刘辟之机，再析“西川所管资、简、陵、荣、昌、泸等六州隶东川”。重新调整后，东川版图大增，囊括了原剑南道东部地区，使其一举摆脱狭处剑南东北一隅的窘境。相反，西川版图大大缩小，仅仅统辖以川西平原为核心的狭长地带。从人口看，西川与东川、山南西道的实力愈加平衡。不仅如此，东川所领资、简、陵、荣四州像楔子一样深深楔入西川，使得西南各藩镇之间的制约更为有效。
“文官治蜀”促进经济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长期由武人或武人化的节度使出任，导致8世纪后期西南动乱频仍。元和二年，唐宪宗以宰相武元衡为西川节度使，揭开了“文官治蜀”的序幕。在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宰相、御史大夫、六部尚书等高级文官往来于长安与成都之间。以剑南西川为例，元和二年至龙纪元年（889年），共有25人出任西川节度使，其中武元衡、段文昌、杜元颖、李固言、崔郸、李回、魏暮、夏侯孜、路岩、韦昭度10人以宰相出镇成都。《资治通鉴》称赞剑南西川为“宰相回翔之地”。
中晚唐剑南三川的文官节度使多系“硕德名儒”，不易滋生跋扈、割据风气。因此，元和二年后的80余年中“蜀号无事”，剑南三川成为中晚唐最为安定的地区。西南地区的稳定，对日益衰落的唐王朝来说极为重要。文官节度使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在他们的治理之下西南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成都，可谓户口殷实、富甲一方，遂有“扬一益二”的说法。以人口为例，大中六年（852年）白敏中出镇成都，西川下辖的14州71县户数已达百万。晚唐时期，高骈出镇西川，称赞蜀中“户口之多，士卒之众，可以挥汗成雨，吐气成云”。唐末五代时期，成都“有二十万户，一百万口以上”，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都市。经济繁荣极大提高了中晚唐时期剑南三川的财政地位。有学者指出，江淮与剑南同为中晚唐的两大财政支柱，虽然财政总量上剑南三川难以匹敌江淮八道，但安史之乱后大运河漕运时断时续，而剑南三川自元和以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其财税供给更为稳定。及至黄巢起义后，“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上述各州中，剑南三川最为富庶，财政地位十分突出。同时也应注意到，中晚唐时期由于文官节度使不谙军事，未能协调好发展经济与巩固边防的平衡关系，为地区安全埋下隐患。
“西拒南抚”保障军事安全
7—9世纪，西南地区长期处于唐、吐蕃、南诏三方势力角逐的状态。鉴于吐蕃强大的军事实力，唐朝有意笼络南诏、西山诸羌等共同抗衡吐蕃。开元初年，唐朝在西南地区置剑南节度使，其战略任务为“西拒吐蕃、南抚蛮獠”：向西经营青藏高原东缘，阻止吐蕃东进；向南则安抚南诏等，将其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
“西拒”方面，为抵御吐蕃，唐朝积极经营剑南西山（又名成都西山，是成都以西群山的统称），在此设置大量军镇，仅西山维州管下就有15个守捉城。这些军镇依托河谷高山，有效地阻挡了吐蕃的进攻。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数十州均被吐蕃攻占，京城长安屡屡受其威胁。与北线相比，吐蕃在南线办法不多，虽有吞并巴蜀的野心，但始终难以对成都造成实质性威胁。
“南抚”方面，唐朝十分重视安抚南诏、西山诸羌等。南诏是洱海（今大理洱海）六诏之一，仰慕唐朝的先进文化，世代朝贡。开元年间，唐玄宗赐名南诏首领皮逻阁为“归义”，并册封其为“云南王”。天宝九年（750年）至贞元九年（793年）间，南诏与唐朝关系破裂，但在西川节度使韦皋的招抚下，南诏再次归唐，并进献黄金、丹砂——“献金，示顺革；丹，赤心也”，表达了对唐朝的顺服。
西山诸羌主要活动于成都以西的群山之中，唐初剑南边州刺史派遣使者招抚，群羌纷纷内附，遂在西山置正州、羁縻府州予以管辖，仅正州就有松、茂、翼、维、当、悉、柘、静等十余个，羁縻州更是多以百计。盛唐时期，唐朝又成功招抚西山八国，在索磨川（今梭磨河）一带置保宁都护府。中晚唐时期，西川节度使例带“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足见唐朝对招抚西山诸羌的重视。唐朝还将西南羌蛮诸部子弟组织为兵，数量维持在3万到6万之间，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西南地区兵力不足的问题，为保障地区军事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唐时期，南诏多次骚扰巴蜀，因而宋人对唐代经营西南边疆的活动多有微词。《新唐书·南诏传》甚至认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几乎全盘否定唐朝经略西南边疆的活动。事实上，唐朝经营西南有效保障了巴蜀地区的安全，显然功大于过。同时，秦汉经营西南边疆的重心在云贵一带，唐朝不仅实现了对云南的有效管辖，而且还努力经营剑南西山地区。特别是天宝年间，唐朝在索磨川置保宁都护府，一度将管辖范围拓展至岷江以西地区，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大规模经营开发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可谓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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